来看案例，不算太长——
离异男子与女子在街头乞讨时偶遇，恋爱期间，男子向女子转账超11万元，却发现女子尚未离婚。男子将女子告上法庭，要求返还不当得利，一审法院判决女方返还80%后，女方不服判决提起上诉。1月16日，封面新闻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宁夏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对该案作出民事判决。判决书显示，2020年10月，贵州的彭先生在青海西宁街头乞讨时，与来自宁夏同为乞讨人员的张女士偶遇认识。彼时，彭先生已离异，张女士也称自己与前夫离婚，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并以夫妻名义同居。张女士向彭先生索要彩礼20余万元，2024年7月，男方先后转账11.19万元。同年，二人感情破裂，且男方发现张女士与丈夫的婚姻关系仍处存续状态。
分手后，彭先生索要钱款未果，指责女方是以结婚为名索要彩礼，利用感情骗取钱财，一气之下将其起诉至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11.19万元。法院判决，酌定由被告向原告返还已支付彩礼的80%，即89536元。对于该笔款项，张女士并不认为是彩礼。二人在五年间共同乞讨，合计收入32万元，她主张这笔钱是“共同乞讨所得及保姆费”。张女士不服一审判决，向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5年9月16日，二审法院对该案进行公开审理。法院认为，张女士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案涉款项是“共同乞讨所得及保姆费”，而彭先生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转款的目的是缔结婚姻而进行赠与。
9月25日，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省流版：2020年10月青海西宁街头，两名“丐帮”成员贵州彭先生与宁夏张女士相遇。彼时彭先生已离异，张女士自称也已离婚。相似的境遇让两人迅速走近，建立恋爱关系并以夫妻名义同居。
2024年7月，在张女士的索要下，彭先生先后转账11.19万元作为彩礼。然而，当两人感情破裂后，彭先生才震惊地发现：张女士与其丈夫的婚姻关系一直存续，自己明显是陷入了一场“婚姻骗局”。
索要钱款无果后，彭先生将张女士告上法庭，要求返还不当得利。一审法院判决返还80%，二审维持原判。而张女士在庭审中辩称，这笔钱是“五年共同乞讨收入32万元”的分成及保姆费，但未能提供证据。
法院这么判决看着好像挺“公平”的，毕竟女方需要返还大部分钱款，但仔细推敲的话，这份判决背后却存在着明显的法律执行不彻底。
首先就是女方的刑事犯罪嫌疑被民事处理给掩盖了。根据我国《刑法》，张女士的行为明显已经涉嫌了两项刑事犯罪。其一就是诈骗罪，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离婚事实，以结婚为名索要彩礼，且数额巨大；其二就是重婚罪，在婚姻关系尚处于存续期间，悍然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
然而，司法机关却仅以民事案件处理，并没有启动刑事追责程序。这种“以民代刑”的做法，无形中减轻甚至消解了违法者的责任。
然后就是这个80%返还比例，其法律逻辑是存疑的。一审法院认定款项性质为“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赠与”，在目的无法实现时应予返还。但酌定返还80%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另外20%不用还，是否变相承认了所谓“同居期间分成和保姆费（劳务补偿）”？这种自由裁量在诈骗事实明确的情况下，是否太过于宽容了？
当然，本案最令人深思的，还是司法在面对特殊群体时的微妙态度。一方面，法律不应该因为当事人的身份而区别适用。无论是乞讨者还是企业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具体到本案，司法机关是否潜意识地认为，“乞丐间的经济纠纷”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因而降低了打击力度？
另一方面，底层群体的权利保护其实更需要法律刚性。彭先生五年乞讨所得的大部分积蓄11万多被骗，对其而言无疑是生存资本的重大损失。法律对诈骗行为的“柔性处理”，实际上损害了最需要法律保护的群体的根本利益。
此外，本案还意外暴露了街头乞讨的“经济效益”，两个人五年共同乞讨收入竟然高达32万元，年均6.4万元，明显是超过了许多正规职业的收入，且几乎不用纳税。尤其是2020年10月往后2年，那段时期是最不利于乞讨者的，也就是说，主要收入应该基本来自于2023-2024年中这一年半载。
这一数据无疑颠覆了公众对乞讨者“贫困无助”的刻板印象，也揭示了街头乞讨可能存在的组织化、职业化现象。而且女方声称11万元是“共同乞讨所得分成”，虽在法律上没有证据支持，却暗示了乞讨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一些经济合作模式。这背后是否涉及乞讨团伙、利益分配等更深层次问题，其实是值得有关部门关注的。
总之，本案暴露了当前处理情感诈骗类案件的一些普遍困境。比如大量明显涉嫌诈骗的行为被作为民事纠纷处理，无形之中降低了违法成本；再就是民事案件往往采用“优势证据”标准，刑事案件则需“排除合理怀疑”，这便导致同一行为因证明标准不同而产生不同性质认定；还有法院往往倾向于“折中判决”，追求“案结事了”，却不考虑案件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
彭先生与张女士的这段故事，表面来看只是街头巷尾的饭后奇谈，深层次上却是一块法律平等适用的试金石。当法律因当事人身份、案件情节的特殊性而“打折扣”时，受损的恐怕不仅是某个个体的权益，更是法律本身的权威与尊严。
司法机关应该重新审视清楚，是否因为当事人是“乞讨者”，而潜意识降低了违法行为的严重性评价？是否应当依法将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毕竟诈骗罪和重婚罪都是公诉罪名，构罪要件如此清晰，这都能让女方全身而退甚至还到手20%的2万多块钱，真是让人无话可说……
男方收到这样的判决心里会怎么想，我不知道，但他现在是一个真正的无敌之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么搞他名堂，但凡他多上点网，恐怕某个群体某些人应该好好掂量一下了，言尽于此。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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