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拉朱，今年二十八岁，住在孟买。
准确地说，我住在达拉维，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之一。我的家是一间十平方米的铁皮屋，墙是水泥砖胡乱垒的，屋顶盖着生锈的铁皮和塑料布。我和父母、妹妹、还有我的妻子跟两岁的儿子住在这里。晚上睡觉时，地上要躺六个人，翻身都得喊一二三。
我在孟买当快递员。这份工作让我每天像个蚂蚁，在这座城市的两个极端之间爬来爬去。
我的摩托车是贷款买的，现在还在还分期。每天早上五点，我钻出低矮的门，在公共水龙头前排二十分钟队，用塑料桶接一天要用的水。厕所是巷子尽头的公共厕所，一百个人共用八个坑位。你得早点去，晚了就得排队，气味能把你熏个跟头。
七点，我到快递站报到。老板把今天要送的件扔给我。我的区域很特别——一半是达拉维边缘的廉价公寓楼，另一半，是隔着一条马路，却像隔着一个宇宙的“安泰里”豪宅区。
先说达拉维这边。
我送的第一个地址，是巷子深处一个做皮具的小作坊。老板阿米尔和我一样大，手下有四个工人。屋里堆满了皮革，缝纫机嗡嗡响，气味刺鼻。他们做名牌包的仿货，一个包成本三百卢比，卖出去两千。阿米尔去年因为卖假货被抓过一次，罚了钱，关了半个月，出来继续干。他说：“拉朱，不干这个，我拿什么养活一家人？去当保安一个月挣一万五卢比？够干什么？”
我把包裹给他，是他从网上买的缝纫机零件。他拆开看看，骂了一句：“又是中国货，用不了两个月就得坏。”但还是签收了。他掏出二十卢比小费给我，我推回去。我们这儿的人，一般不互相给小费，大家都不容易。
穿过污水横流的窄巷，躲开突然窜出来的山羊和光脚跑的孩子，我送了几家。有在家做数据录入的妇女，有在塑料回收厂干活的老人定的药，还有孩子从网上买的二手课本。这里的包裹都很小，很轻，价钱也便宜。
然后，我要去马路的另一边了。
那条马路不宽，也就二十米。但穿过它，像穿过一道魔法门。
这边是安泰里区。高墙，通电的铁栏杆，戴着钢盔、拿着警棍的保安像雕像一样站在门口。每个小区都有自己的名字，“天空之城”、“翡翠湾”、“皇家花园”。树是专门修剪过的，路面上看不到一片纸屑。
我的摩托车在第一个大门前被拦下。保安认识我，但还是严格检查了我的快递公司ID，用对讲机跟业主确认，然后用金属探测仪扫了我全身，才放我进去。
我送的第一个包裹，是17楼A座的。业主是个电影制片人。我坐货梯上去，电梯里贴着大理石，香薰机喷出淡淡的茉莉味。楼道安静得能听见我自己的心跳。
开门的是个佣人，穿着熨烫平整的制服。她让我把鞋子脱在门外，光脚踩进去。地面是冰凉光滑的意大利大理石。就门厅那块地方，比我整个家都大。我瞥见客厅，一整面墙是落地玻璃，外面是无边泳池，再远处是海。
包裹是一个小盒子，从迪拜寄来的。女主人自己出来了，三十多岁，穿着瑜伽服，身材像杂志上的模特。她当着我面拆开，是一块手表。她看了一眼，随手放在玄关的柜子上，那里已经放着七八块表了。她签收时，用的是一支金色的笔。
“今天这么早？”她随口问。
我说：“是的，夫人。”
她没再说话，转身走了。佣人示意我可以走了。我走到门外，穿上我那双沾满灰尘的破凉鞋。关门的声音很轻，但很干脆。
下一家是个IT公司老板。他家在顶层复式。我送的是他儿子从美国买的游戏机。开门的可能是他儿子，十五六岁，戴着最新款的无线耳机。他接过盒子，连“谢谢”都没说，用英语对着耳机说：“拿到了，晚上上线。”然后就关上了门。我听见里面传来震耳的音乐声。
我经常送这家。上个月，我送过一个奇怪的包裹，长方形的扁盒子。后来我听另一个快递员说，那是他家狗的新床垫，记忆海绵的，价格三万卢比。我算了算，那是我两个月的基本工资。
中午，我不能在安泰里区吃饭。这里没有我能吃得起的地方，连个小摊都没有。我骑车回到达拉维边缘，在一个路边摊花五十卢比买了一张饼和一点豆子汤，蹲在墙角吃完。
下午，我又回到安泰里区。这次送的是一个巨大的箱子，很沉。地址是一栋独栋别墅。保安用巡逻车把我带到门口。开门的是管家，他叫来两个园丁帮忙搬。
箱子里是台空气净化器，德国牌子。管家签收时嘟囔：“这个月第三台了。每个房间都要单独配一台。”这栋别墅有十二个房间。
别墅的男主人正好从车库出来，开着一辆我喊不出名字的跑车，声音很低沉，像野兽在哼。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就像看门口的石狮子，没有任何内容，直接滑过去了。他对着管家说：“晚上有客人来，泳池边的灯要调暗一点。”然后车就开走了。
有时候，我会在安泰里区碰见和我一样“过来”的人。比如修剪树木的园丁团队，他们都来自我的老家北方邦。或者清洗泳池的小伙子，他是奥里萨邦来的。我们交换个眼神，点个头，不多说话。我们知道自己是这里的“临时存在”，像背景里的道具，不应该被注意。
有一次，我给一个富豪家送他女儿的国际学校教材。那女孩可能十岁左右，金鱼一样在巨大的客厅里游来游去。她看到我，用英语问她妈妈：“妈妈，为什么这个人这么黑，衣服这么脏？”
她妈妈，一个浑身珠宝的女人，头也没抬地回答：“别盯着看，亲爱的，不礼貌。”然后对我说，“放在那里就行。”她指了一下门口的地板。
我把箱子放下，走了。那句话像根小刺，扎了我一下，但很快就没感觉了。这种话，我听得多了。
傍晚，我送完最后一个包裹，回到达拉维。太阳西斜，把铁皮屋顶照得发亮。空气里混合着油炸食物的味道、垃圾的酸味、还有不知从哪里飘来的香料味。声音一下子涌了回来——孩子的哭喊，电视的嘈杂，小贩的叫卖，缝纫机的咔哒声。
我的儿子跑过来抱住我的腿。我把他抱起来，闻着他头发里淡淡的肥皂味。我们家用不起洗发水，就用最便宜的肥皂洗头洗身子。
晚上，我们一家人挤在小屋里吃饭。我父亲在建筑工地干了一天，手上都是裂口。母亲从纺织厂拿回计件的手工活，在昏暗的灯泡下缝亮片。妹妹在准备护士考试的书，书是借的。我的妻子喂儿子吃糊糊。
我给他们讲我今天看到的事。我说：“安泰里那家，狗用的床垫，三万卢比。”
父亲哼了一声，没说话。母亲说：“造孽。”
妹妹抬头说：“哥，我听说他们那边一个月的物业费，就够我们一家活一年。”
我说：“差不多。”
我们沉默地吃饭。屋外，贫民窟的夜晚开始了。有人喝酒吵架，有人播放电影歌曲，婴儿啼哭，野狗吠叫。而越过我家的铁皮屋顶，向远处望去，可以看见安泰里区那些高楼亮起的灯光，一格一格的，像镶在黑暗里的金色宝石。安静，璀璨，遥不可及。
我躺在床上，儿子在我怀里睡着了。我想起白天那个IT老板的儿子，想起他那个无所谓的表情。我的儿子长大后，会用什么眼神看像我这样的快递员？
一条马路，二十米宽，这边是十平方米挤六个人，排队上厕所，用桶接水。那边是每个房间配一台空气净化器，狗床垫顶普通人半年收入。
我每天在这条路上来回很多次。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灵魂，飘在两个世界之间，哪个世界都不真正属于我。在安泰里，我是个透明的送货工具；在达拉维，我是拉朱，一个丈夫、儿子、父亲，一个为明天发愁的普通人。
孟买就是这样。它不掩饰这种对比，它就把这两种生活赤裸裸地摆在一起，让你每天看，每天经过。它告诉你：这就是生活，有人在天上，有人在地上，而大多数人，在泥里。但奇怪的是，没人离开。我从北方邦的村子里来到这儿，阿米尔从比哈尔邦来，清洗泳池的小伙子从奥里萨来。我们留下，因为即使在泥里，孟买也似乎藏着一点点在别处找不到的希望，或者，仅仅是活下去的可能。
我闭上眼睛。明天早上五点，我还要去排队接水，然后跨过那条二十米的马路，继续在这分裂的城市里，运送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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