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29日凌晨一点，凛冽的北风在中南海穿堂而过。院墙里的灯光却亮得刺眼，值班卫士李银桥抱着热水壶一路小跑，心里嘀咕：“这回主席怕又是彻夜不眠了。”入夜以来，毛主席先看文件、再批示电报，直到零点仍无倦意。照惯例，他该吃第一片安眠药，可这一回，他摆手拒绝：“再等等。”简单三个字，让随行人员心里都悬了起来。
与普通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同，毛主席自井冈山时期便形成昼伏夜出的习惯。长年紧迫的战事、海量文件和反复思索的决策，让他的神经绷得像弦，稍有响动就会惊醒。有人拿这件事打趣，说他的生物钟像28小时制——今天早上七点睡，次日近中午才醒，实则是战争年代遗留的被动选择，谁也改不了。
失眠在外人看来是小事，却是主席反复碰到的硬骨头。医生、保健员、卫士接力上阵：热水泡脚、松筋按摩、听低声读书，全套流程走完，他仍盯着天花板发呆。更棘手的是，一旦久睡不成，烦躁情绪便控制不住。1952年春季，卫生部给他换新药，药效稍重，他却说“脑子像被棉絮堵住”，索性停用；此后只能再靠少量安眠药配合按摩，稍有差池，后果不堪设想。
1956年夏夜，北戴河海浪拍岸，别墅内却爆发罕见的“风暴”。当天凌晨三点，主楼工人检修水泵，铁管敲击声乍然传入卧室，毛主席刚合眼便被惊醒。门“砰”地被推开，他披着睡衣走到院子，盯着值班卫士，声色俱厉：“谁让动工的？”卫士紧张得不敢抬头。见工人仍欲继续，他抬手示意停止，转身只丢下一句：“罚站，天亮再说。”李银桥闻讯赶来，一边安抚年轻卫士，一边思忖：得把情况呈报夫人江青，否则小卫士怕是要顶不住。
江青已歇下，听完经过，掀被而起：“我去劝主席。”她换上外衣，快步到门口。此时毛主席正躺回床上，眉心紧锁。江青在门外轻声说：“主席，工人不知道您已休息，让卫士罚站时间长了不妥。”隔着门，只听他闷声回答：“叫他进来写检讨，别冻坏了。”卫士得解，一身冷汗还没退，赶紧回房间写检查。短短几句对话，低于两成内容，却足以化解一场风波。
其实，在发脾气这件事上，毛主席比任何人都自责得快。1957年3月20日，他赴上海开会，锦江饭店的夜里依旧失眠。给他按摩的李银桥突然被抓住手：“银桥，卫士们怕我吗？”李银桥如实说：“不怕，只是担心您睡不好。”主席沉默片刻：“发火终究是我不好，我得给他们一个交待。”会上谈国家大事，下了会先检讨个人脾气，这样的反差让不少人唏嘘。
四月初，他把十余名卫士叫到紫云轩。没有官腔，第一句就是“我向同志们认错”。原因很简单：前几天在飞机上休息不佳，下机后对两个小卫士大声呵斥，他过后越想越不踏实。有人连连摆手：“主席别放在心上，只要您能睡好，再大的火我们也受得住！”话虽朴实，却让毛主席反倒更内疚。他说：“脾气大说明自己修养还不够，检讨书我也写。”
周总理深知主席睡眠难题，常常特意调整行程。解放后，两人同在中南海办公，总理夜里开车回住处，必令司机熄火溜车，以免发动机声惊动主席。一次总理咳嗽，见灯亮着，还是掩口快步进窑。他曾对秘书打趣：“谁能让主席踏实睡一觉，算立头功。”这说法虽轻，却道出高层的默契——战争靠意志，治国得靠脑子，而脑子的充电时间，就是睡眠。
从延安到北京，毛主席身边的卫士换了一批又一批，但“让主席先睡着”这条不成文的规矩始终存在。卫士们私下说，夜里若听见推门的微响，就知道主席又要加班；若长时间静悄悄，则说明他总算入梦，整个院子立刻脚步放慢。有人把竹竿顶端绑红布条赶鸟，有人守在廊下用手接落叶，任何声响都可能前功尽弃。
不可否认，他的睡眠易碎、情绪波动也大。可每次清醒后，他总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1958年秋，北返火车上，他把最新稿子递给随行卫士，说：“昨晚又急躁了，浪费你们歇息时间，这里有几条批注，你们先看看，也算补偿。”纸上密密麻麻，都是凌晨三点前写下的想法。卫士们交换眼色，谁也没再提“发火”二字。
毛主席生前常说“流水不腐”，对别人、对自己同样如此。一次次深夜检讨并未停歇失眠，却让跟随者更懂他的苦衷：他既是领袖，也是血肉之躯；他可以在战略上运筹千里，却难在夜里拿下那一星半点的安稳。他用自省换取谅解，也用宽容消解了自己留下的阴影。
1959年初春，中南海梅花未落。李银桥帮他收拾书桌，抽屉里压着一张薄薄的纸，右上角写着日期：“1957年4月”。下面寥寥数句：“因失眠动怒，心甚不安，与卫士共勉：睡好，事好，人好。”字迹遒劲，却透着难得的柔和。李银桥轻轻合上抽屉，脚步声不自觉地放得更轻——外间灯只剩一盏，主席总算又进入了难得的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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