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7日早晨，沈阳的雨下得很细，殡仪馆门口黑纱微微扬起。人群中，一位中年干部摘下帽子，久久站立，他就是时任农机部部长的项南。礼堂里摆着父亲的遗像，遗像左下角的名字，却仍写着“梁明德”。
追悼会进入默哀环节，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轻声询问旁边工作人员，那句“你们怎么认识梁明德同志？”在静寂中显得特别突兀。此刻，项南脑海里闪回到25年前那场“找自己”的荒诞经历，也想起父亲在病榻上反复念叨“中央、毛主席没忘我”时的神情。
时间往前翻到1973年3月。沈阳积雪尚未消尽，项与年在家中突然倒地，口齿含糊，诊断为脑梗。省里紧急电报北京，请示护理方案。几天后，卫生部转来主席批示，寥寥数字：“可接京医治，待遇不变。”医生说，若非这则批示，老人挺不过那个冬天。
北京三○一医院的病房里，项与年醒来第一句话是：“不能给组织添麻烦，能站起来就回辽北。”陪护护士愣住了，她不知道面前这个牙齿缺了几颗、话音带有闽西口音的老人，曾经递出一份决定红军命运的密件。
再把镜头拉到1956年。那年10月，中南海礼堂里举办长征胜利二十周年茶话会。毛主席与老战友谈笑，突然放下茶杯，大声提问：“当年送字典的那个人呢？”全场安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会意，凑过去答：“在辽宁监察厅。”一句话，让项与年的名字重新进入中央视线，也让后来那份救命批示成为可能。
很多人只听过“送字典”这则传奇，却不知道真正的细节。1934年10月的庐山军事会议，蒋介石敲定“铁桶计划”，意图半年内端掉中央苏区。会议文件被广东籍将领莫雄暗中记下，却苦于无可靠信使。危急中，他想到机要秘书梁明德——也就是项与年。
项与年当时潜伏在江西第四保安司令部，偷出计划已属赌命之举，如何送出更是难题。他先把情报写进四本字典页缝，扮作教书先生上路，途中遇盘查差点露馅。到南昌后又改用薄纸缝进鞋底，仍嫌不稳妥，干脆砸掉四颗门牙，披麻散发扮乞丐。一个多月后，他顶着脓肿的牙床，踉跄闯进瑞金，把那份情报递上去。半个月后，中央红军拔营西进，长征由此开始。
毛主席后来曾对身边警卫低声感慨：“搞情报的那位同志救了咱们整支队伍。”一句评价，被当作战地口述记录下来，久久无人知晓名字，直到1956年的茶话会才真相公开。
项与年的革命生涯并未因那次功劳停步。长征途中，他随干部纵队翻过夹金山，到达陕北后，被派往香港、上海继续搞情报。1938年回延安，才第一次脱下国民党军装。建国后，他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级别并不算高，但工资却是省级里的“标杆”，这是为方便他掏党费。许多年轻干部不解，老人每月拿到薪水，总要往党费盒里塞四成以上，连出差车票都不报销。
有意思的是，正是这种“多缴党费”的习惯，让他在特殊年代少受波及。1968年，他被下放本溪休养，毛主席批复“生活待遇不变”，理由之一便是“他一直自觉向党交公粮”。这种近乎朴素的信念，外人或许难以理解，项与年却始终坚持。
谈到私人生活，他唯一的念想是失散多年的儿子。1934年离家时，儿子项德崇在上海读书。组织转移孩子时换了姓名，父子两地各自用化名，整整二十年互不知情。1953年全国团代会期间，曾希圣安排项南去“寻找梁姓干部”，结果出现众所周知的笑话——儿子被派去找父亲，却毫无头绪。最终，一句“胡子叔叔带我去大世界看哈哈镜”的童年记忆戳破迷雾，两代人相认，场面既尴尬又温暖。
1976年以后，项与年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老人心里有谱，先把存折交给组织，又写信托朋友为长征烈士家属代交医药费。家人劝他歇一歇，他摆手说：“欠党的，还没还完。”话音不高，却铿锵。
1978年国庆翌日，辽沈秋风凄紧，项与年安静地合上双眼。追悼会上，项南代表家属致辞，只提到“父亲一生守纪律，靠组织”。不长，两百余字；没有豪言壮语，却把老人一辈子的坚守写得透亮。
任仲夷会后感慨，父子两代人同在风雨中潜伏、同在烽火里转战，又都平淡收场，“这样的人，历史不会忘，他们也从不张扬”。说完，他把悼词折好，轻轻放进档案袋，封口上写着：项与年——红军情报战线的无名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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