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次春晚”这四个字一出来，就像把一整代人的年夜饭记忆按了回放键——不管换不换台，蔡明那张脸总卡在倒计时里，像贴在电视屏上的福字，撕不掉也舍不得撕。可很少有人记得，她第一次亮相是1991年，搭档不是老熟人郭达，也不是潘长江，而是巩汉林，演一个被“出国热”涮得团团转的小媳妇。那年她30岁，声音还带点北京大妞的脆生，一嗓子“我家那口子要留洋”把观众笑翻，也把自己送进了春晚的“循环播放”。
之后的故事像按了快进：郭达、潘长江、机器人、售楼小姐、毒舌老太太……角色一茬接一茬，包袱一年比一年密，可她的脸却一年比一年僵。观众吐槽“玻尿酸呛声”，她回怼“我乐意”，转头在后台跟化妆师嘀咕：“轻点儿，明天还得录《王牌对王牌》。”没人知道，她其实最怕照镜子——灯一打，苹果肌亮得像两盏车灯，把皱纹照得无处躲，她眯眼笑，心里却咯噔一下：原来“笑匠”也会老。
更没人知道，台下替她挡刀的是个叫丁秋星的男人。1983年，北影厂联欢会，蔡明22岁，穿件红毛衣唱《橄榄树》，丁秋星坐在第三排，手里攥着一张止痛膏药，背面写着“我能导戏，也能导你的一生”。后来这膏药成了他们的媒人，100封情书塞满蔡明的抽屉，1985年两人结婚，1986年儿子丁丁出生，丁秋星却忽然“失踪”——他把导演椅折叠好，塞进衣柜最底层，转身去菜市场挑鲫鱼，回家炖汤。蔡明凌晨排完小品回来，喝一口，烫得直跳脚，丁秋星递上牙膏：“含一口，止疼。”这一含就是三十年。
春晚后台最冷的那年是2013，潘长江发着低烧，蔡明重感冒，两人还得演《想跳就跳》。彩排间隙，她蹲在通道口给丁秋星打电话，那边只问：“药带了吗？”蔡明“嗯”一声，眼泪鼻涕混成一条线。挂了电话，她抹把脸继续上台，观众只看到“毒舌老太”抖包袱，没看到她靴子里塞着暖宝宝，脚底还是僵的。那天回家，丁秋星把生姜切片，用纱布包好敷在她后颈，蔡明嫌辣，直躲，丁秋星嘟囔：“别动，你可是要跳广场舞的人。”
儿子丁丁小时候写作文《我的妈妈》，开头写“我妈妈是春晚的‘机器人’，一到腊月就充电，年三十发光，其余时间关机”。老师把丁秋星叫去谈话，他回家没批评孩子，只把作文贴冰箱上，旁边添一行铅笔字：“妈妈关机的时候，爸爸在待机。”后来丁丁长成了1米86的大小伙，考上电影学院编剧系，第一部署名作品是《泰囧》，片尾字幕一闪而过，蔡明在影院后排偷偷鼓掌，鼓着鼓着就哭了。她想起儿子周岁那天，自己正在沈阳排小品，电话那头丁秋星教儿子喊“妈妈”，丁丁憋半天，冒出一句“春——晚——”。
2019年，蔡明第28次春晚，也是至今最后一次。小品《“儿子”来了》演完，她回到后台，把高跟鞋一甩，脚背肿得像发面饼。潘长江递来保温杯：“收工了，姐。”她愣半天，冒出一句：“以后没人骂我整容了吧？”众人笑，她却忽然蹲下去，把脸埋进膝盖，像孩子似的抽泣。那天回家，丁秋星没问成绩，只把电视调到重播，静音，画面里蔡明在喊“骗子”，他转头问：“吃面还是喝粥？”蔡明吸溜鼻子：“粥，加两滴香油。”
2025年冬天，有媒体拍到64岁的蔡明独自去陵园，手里拎一袋橘子，站在已故春晚导演袁德旺墓前。她没哭，只把橘子一字排开，轻声说：“您当年说我‘脸小，适合特写’，我信了，一信就是三十年。”回家路上，她坐地铁，戴黑色口罩，旁边小姑娘刷短视频，外放“毒舌老太”合集，蔡明听两站，提前下车，风吹得她眼角发红。她在站台便利店买了根烤肠，咬第一口，油溅到羽绒服上，她拿纸巾擦，越擦越花，忽然笑出声——像当年在后台偷吃盒饭，被袁导骂“注意身材”，她回嘴“吃饱了才有力气毒舌”。
如今蔡明很少公开露面，偶尔在短视频平台发段子，滤镜开到最大，评论区一水儿“蔡明老师别整了”，她不回，只给点赞最高的那条点了个“哭哭”表情。后台数据说，她凌晨三点在线，停留最久的视频是丁秋星拍的——厨房昏黄灯泡下，她披头散发洗碗，嘴里哼《难忘今宵》，跑调跑到北五环，丁秋星镜头抖成筛子，配一行字：“春晚钉子户，在家也得钉厨房。”
有人问她：“还上吗？”她摇头：“把机会留给年轻人。”转头又补一句，“要是观众真想了，我就演个‘春晚奶奶’，拄拐上去骂熊孩子，不化妆，本色。”说完自己先乐，眼角褶子炸成烟花。丁秋星在旁边插话：“到时候我给你推轮椅，顺便递拐。”蔡明白他一眼：“想得美，你先给我拿膏药，腰疼了。”
窗外，2026年的鞭炮声还远，但蔡明已经把膏药贴好，像给三十年前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止痛膏还愿——只不过这次，背面换她写：“导我这一生的，从来都不是戏，是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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