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6日傍晚，河内黄耀路46号的小院里张灯结彩，黎笋最小的儿子黎坚正在办喜事。门口那两串红灯笼被北风吹得直打转，像极了两颗悬着的心——可主人家偏要摆出一副“天塌下来也得先喝喜酒”的架势。街坊们一边递红包，一边偷瞄院墙外刚增加的岗哨：子弹上膛的警卫比昨天多了一倍，可新娘子照样穿大红奥黛，新郎官照样给长辈敬茶，整套流程一步不落。有人嘀咕：这哪像打仗前的阵势，分明是故意做给外人看——“我黎家稳得很，你们别瞎猜。”
其实头一天，情报局长已经递上来一摞照片：广西友谊关铁轨上，军列像蜈蚣一样昼夜不停地爬；云南金平的山沟沟里，帐篷白得晃眼，像谁撒了一把盐。黎笋只翻了两页就合上，甩给武元甲一句“北京在唱空城计”，转头去彩排婚礼致辞。秘书后来回忆，那天他亲耳听见黎笋在电话里跟苏联驻越大使说：“只要你们舰队还在金兰湾，邓小平就得掂量。”语气轻飘得像在讨论明天喝什么酒。
可惜莫斯科的回电来得比喜酒还快——“苏方将履行条约义务，但具体形式视情况而定。”翻译成人话就是：兄弟你先顶着，我们看看再说。黎笋把电报折成四折塞进西装口袋，继续敬酒，脸上看不出波澜。直到深夜宾客散尽，他才一个人蹲在鱼池边上抽烟，烟灰弹进水里，锦鲤扑腾两下又沉下去，像极了他心里那点侥幸：万一只是边境摩擦呢？
三天后，炮弹落在谅山省同登镇，把火车站钟楼掀掉半截。前线报告说解放军的炮群像掰玉米一样，一排一排地啃阵地。黎笋在作战室听完汇报，沉默半天只问了一句：“苏联的‘志愿飞行员’到哪了？”得到的答复是：河内机场连一架米格-23都没见着。那一刻，他大概想起1946年自己也曾在巴黎街头贴过“越南独立”的传单，那时候没人肯帮忙，照样得靠脚底板跑路。只是这回，他押的宝是别人口袋里的筹码。
更尴尬的是，南边刚派去柬埔寨的部队一时半会儿撤不回来——河内手里能打的机动师只剩六个，却要守一千多公里边境。黎笋只好把军校学员和公安屯混编成“青年冲锋队”，发枪当天，不少十七八岁的孩子还穿着校服，枪托比腿高。老帅武元甲在走廊碰见黎笋，只丢下一句：“现在补锅，晚了。”黎笋没回嘴，转身让办公厅把儿子儿媳送去南方“度蜜月”——说是度蜜月，谁都明白那是留后手。
最戳心的细节藏在后勤部。战前他们按“苏联顾问标准”囤了三个月苏式炮弹，结果开战后才发现，中国那边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制式——122毫米和130毫米混着打，越南仓库里却堆满152毫米。翻译成人话：枪炮再多，口径对不上就是废铁。黎笋听完汇报，只摆摆手让把炮弹拉到港口，准备“原路退回换外汇”。据说那天港口风大，吊车司机一不留神把木箱摔裂，滚出来的不是铜壳炮弹，是涂着俄文的训练弹——里面灌的全是沙子。
二十八天后，中国宣布“惩戒”结束，撤军回国。黎笋没按惯例发表胜利讲话，只在内部总结会上说了句：“靠山山会倒，靠河河会干。”随后把原本准备给儿子办满月酒的预算，悄悄划给了兵工厂——专门改生产线，子弹口径不再只认莫斯科标准。那年年底，他让人在谅山旧火车站废墟上立了块小碑，没刻字，只镶了一颗变形的弹头，正对着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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