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所有人都在谈论厦门的经济特区光环,或是省会长沙的虹吸效应时,旁边一个“小弟”已经闷不吭声地当了22年的“省内一哥”。2024年,它的GDP冲到了13094.87亿元,放在全国能排第22,比很多名声在外的省会城市还要高。
这个城市就是泉州。 它没有厦门的政策礼包,也没有福州的省会地位,夹在中间,却长成了中国最特殊的经济怪兽:一个由民营老板们用“草根”和“野蛮”力量垒起来的经济王国。
泉州经济的底层密码,是一个惊人的“七八九九九”结构。 这座城市超过七成的税收、八成的GDP、九成的技术创新成果、九成的城镇就业岗位以及九成的企业数量,全部来自民营经济。 这组数字意味着,在泉州,国有经济更像是配角,舞台中央永远站着那些土生土长的企业家。 截至2024年,泉州平均每6个人里就有一个是“老板”,163万家经营主体让这里的空气里都飘着商业的味道。 政府的角色被他们自己总结为“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与其说是管理者,不如说是一个超级服务员。
支撑这股力量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精神气质,本地人称之为“爱拼敢赢”。 这种拼劲源自贫瘠的自然条件,人均耕地不足三分,逼着泉州人必须向海讨生活或做生意。 历史上,他们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宋元大港主角;现代,他们则利用侨乡特有的“闲钱、闲房、闲人”,从“三来一补”的作坊干起。 你很难用规范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去完全套用他们的早期成功,那种“输人不输阵”的江湖气,对市场机会近乎本能的嗅觉,以及家族成员不计成本的投入,构成了最初的生产力。 安踏、恒安、特步、七匹狼,这些如今响当当的品牌,起步时无一不是带着这种“野路子”色彩。
这种“野蛮生长”并非无序。 它演化出了一套极度专业化的县域分工体系,形成了九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 晋江和石狮,你脚上穿的国产运动鞋和身上穿的休闲服装,很大概率来自这里,这两个县级市的纺织服装年产值都超过了千亿。 南安的水暖卫浴占全国市场份额超过70%,你家里的水龙头很可能就是“南安造”。 德化,这座山城供应了全世界80%以上的陶瓷工艺品。 安溪,不仅产铁观音,还是全国最大的藤铁工艺品出口基地。 惠安的石雕工匠参与了中国众多地标建筑的建设。 这种“一县一主业”的格局,让每个地方都形成了从原材料、加工到销售网络的完整生态,内部竞争激烈,但对外却是一个握紧的拳头。
庞大的制造业产生了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饥渴,这又反向催生了另一个巨无霸——泉港石化园区。 从沙特进口的原油在这里被炼化成化纤原料,再输送到晋江、石狮的纺织工厂,最终变成一件件衣服。 这条“从一滴油到一匹布,再到一件衣”的产业链,在泉州内部就能完成闭环。 为了在丘陵地带挤出产业空间,德化人甚至在山上开凿出“工业梯田”,硬生生造出了上万亩工业用地,这种对发展的执着近乎执拗。
经济的成功最终要反馈到人身上。 泉州可能是中国“藏富于民”最极致的样本之一。 2021年,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5.5万元,农村居民也达到2.6万元,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这里的乡村,随处可见五层楼的“番客楼”(侨胞所建)和现代别墅交错。 政府把超过75%的财政收入投入民生,修建学校、医院和养老院。 在乡村振兴中,泉州出现了446个村集体收入超百万的“富裕村”,沿海的产业以各种方式反哺着山区。
当“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申遗后,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迅速转化为新的经济动能。 2024年,超过1亿人次的游客来到泉州,不是为了看高楼大厦,而是为了触摸开元寺的千年石塔,漫步于依然活着的老街巷,感受“半城烟火半城仙”的独特城市肌理。 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如今正通过电商网络和集装箱货轮,与全球市场进行着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紧密的连接。 那些曾经踩着缝纫机的工匠,如今在思考如何将世遗元素变成国潮设计的灵感。 这座城市似乎总能在传统与现代、坚守与变革之间,找到那个最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平衡点。
泉州这种极度依赖民营经济、县域经济各自为战但又协同发展的模式,是中国独特县域经济的终极形态吗? 当“高质量发展”要求更精细的创新和更规范的治理时,那些曾带来成功的“草莽”基因和略显粗放的扩张路径,是否会成为它迈向下一阶段的桎梏?
这座习惯了“闷声发财”的城市,在面对全球产业链重塑和国内消费变革的浪潮时,是继续凭借其灵活机变的本能从容穿越,还是不得不经历一次痛苦的自我革命? 答案,或许就藏在下一个十年,那些泉州老板们看似“不讲规矩”的每一次抉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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