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西伯利亚伐木，跟当地一个卖热红酒的老板娘多唠了几句，被她哥拽进小木屋，摁着脑袋结了婚。二叔急得直跳脚，我就买杯酒暖暖身子咋还把人搭进去了?他本来盘算着干三年活回家盖房的，这下好了，直接被扣在冰天雪地里当女婿，整整十四年没闻见老家的黄土味儿了。

那年头出门讨生活的，谁不是把腰弯成了弓，把苦水咽进了肚子里。二叔揣着家里凑的三百块路费，挤在绿皮火车的过道里，晃悠了七天七夜，才辗转到了这片冰原。伐木的活儿苦，天不亮就得扛着油锯进山，呼出的气儿能瞬间凝成白霜，手上的冻疮破了又烂，烂了又结，厚厚的茧子底下全是紫红的血口子。一天下来，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唯一的盼头，就是收工后去镇上那家小酒馆，买一杯老板娘熬的热红酒。

老板娘的酒馆就开在伐木场附近，一间歪歪扭扭的小木屋，门口挂着块褪色的红布帘。她酿的热红酒不一样，里面加了肉桂和丁香，咕嘟咕嘟地在铁锅里煮着，香气能飘出半条街。二叔嘴笨，平日里跟工友们也说不上几句话，唯独对着老板娘，能扯几句闲话。他说老家的麦子黄了是什么模样，说村口的老槐树夏天有多凉快，说他攒钱是想盖两间大瓦房，娶个媳妇，再生个胖小子。老板娘就坐在对面，手撑着下巴听，眉眼弯弯的，偶尔用生硬的中文搭一句，你们那儿，一定很暖和吧。

也就是多唠了这么几句，没成想就被老板娘的哥哥盯上了。那汉子是个猎户，人高马大的，肩膀宽得能扛起一头熊，看二叔的眼神，总带着点审视的打量。那天收工早，雪下得密，二叔揣着刚领的工钱，又去了酒馆。刚端起酒杯，就被那汉子一把拽住了胳膊，力道大得像铁钳。他闷声不吭地把二叔拖进后院的小木屋，屋里摆着一张木桌，墙上挂着件褪色的嫁衣，老板娘站在一旁，手绞着衣角，眼圈红红的。

接下来的事儿，就由不得二叔了。汉子把他的胳膊反剪在背后，另一只手按着他的脑袋往桌上磕，嘴里叽里呱啦地说着俄语，语气凶得吓人。二叔听不懂，只知道拼命挣扎，嘴里喊着我不结我不结，我还要回家盖房呢。可他那点力气，在猎户面前就像小鸡仔遇上了老鹰。旁边几个看热闹的老乡，也只是敢怒不敢言，毕竟这是人家的地盘，谁也不想惹祸上身。最后，二叔的脑袋被摁着，在一张写满洋文的纸上按了手印，就算是成了亲。

那晚，二叔坐在冰冷的木床上，一夜没合眼。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风呜呜地刮着，像哭一样。他摸了摸兜里揣着的全家福，照片上，爹娘的笑容还很清晰，妹妹的辫子晃悠悠的。他本来盘算着，干三年就走，攒够了钱，回家盖两间大瓦房，再给妹妹攒点嫁妆。可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他成了别人家的女婿，伐木场的活儿还得干，只不过，从原来的临时工，变成了老板娘家里的长工。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着。老板娘对他不坏，每天给他留一碗热乎的土豆泥，晚上给他缝补磨破的衣裳。可二叔的心，始终像揣着一块冰。他试着跑过一次，趁着天黑，揣着攒下的一点钱，往火车站的方向跑。可冰天雪地的，没跑多远，就被猎户哥哥逮了回来。那次，汉子没打他，只是把他锁在小木屋里，饿了他三天。老板娘偷偷给他送吃的，一边哭一边说，别跑了，这儿冷，跑出去也是死路一条。

二叔就这么被绊住了。一年又一年，伐木场的工友换了一拨又一拨，有人来了，有人走了，唯独他，像扎了根似的，留在了这片冰原。他学会了说俄语，学会了打猎，学会了酿热红酒。只是，再也没提过回家的事儿。他怕，怕一提，心里那点念想就会碎掉。

十四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老家的黄土味儿，早就成了梦里的念想。有时候，他会坐在门口，看着漫天飞雪，想起当年揣着三百块钱出门的自己，想起爹娘的叮嘱，想起那两间没盖成的大瓦房。风刮过，带着红酒的香气，也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涩。他摸了摸鬓角的白发，忽然就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雪落在脸上，凉飕飕的，和当年那杯热红酒的温度，差了整整一个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