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体上看到这样一个悲剧。
中年夫妇雷扎和玛丽亚姆走上德黑兰街头参加抗议活动，当他们回家时，雷扎搂着自己的妻子。
眼看快走到家时，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了玛丽亚姆。
雷扎不知道子弹从哪里打来，他悲伤地抱着妻子的尸体，在小巷里坐了一个多小时。
直到附近一户人家的门打开了，那家的人走出来，把他们带进车库里，拿来一块白布，把玛丽亚姆裹起来。
对于自己的死亡，玛丽亚姆已有预感。几天前，她把这个国家发生的事告诉自己的孩子。她对孩子说：“爸爸妈妈出去抗议，有可能就回不来了。但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你我的血，并不比任何人的血更宝贵。”
索尔仁尼琴说，极权体制的恐怖，不在于暴行本身，而在于它让千万人资源成为沉默的共谋者。
当越来越多人勇敢地站出来，打破这种沉默，哪怕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这种庞大的乌托邦就走到了末日。
自由不是白白得来的，总得有人站出来，总得有人发声，总得有人流血。当然，也有不少懦弱的人，他们渴望自由，却害怕流血。当别人走出去的时候，他们只能躲到安全的地方，并为自己的懦弱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当无论找怎样的借口，你必须守住一条底线，不要以为自己的血比别人的血更珍贵。
在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的回忆录《我所缄默的事》中，一位幸存者对此有深深的自责---
我每天早上读报纸，知道有人被带走，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告诉自己：“我只是个老师，我保护不了谁。”可当我女儿问“为什么没人救他们？”我无言以对。
马斯赫.阿利内贾德是一位流亡美国的伊朗记者，因长期反抗伊朗强制佩戴头巾法律并揭露政权暴行，多次遭到伊朗情报机构的暗杀和绑架威胁。
在1月15日联合国就伊朗问题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马斯赫.阿利内贾德激愤地说：
我现在直接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代表讲话，你们曾三次试图杀害我。我在布鲁克林住宅花园前，亲眼看到试图刺杀我的杀手。在美国的法院里，跟踪我的刺客承认，他们是被革命卫队雇用来结束我的生命的。请问我的罪行是什么？仅仅是喊出了你们所杀害的无辜人民想要发出的声音。
我今天站在这里，为数百万面临同样杀手、面临我国境内同一恐怖政权的人民作证。不幸的是，我活在幸存者的愧疚之中，因为许许多多伊朗人没有同样的保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AK-47在他们家人面前杀害了他们。
伊朗毛拉政权通过恐惧进行统治，它让人们从公共生活，从记忆和历史中消失。所以今天，我想记录下那些拒绝恐惧和被抹去的人的名字。
Setayesh Shafi'i，20岁，在互联网被切断之前，她在她的社交媒体上写道：“他们正在切断我的互联网，但我爱你们所有人。”她随后被革命卫队杀害。
Rabin Moradi，17岁，一个年轻的足球运动员，背部中弹。
Mehdi Zat Barvar，一位受欢迎的运动员，在去街头之前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知道我可能会被杀，但我毫不畏惧，我想要我的权利。”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Siavash Shirzad，30岁，他的家人恳求他不要去街头，他说：“我要去街上庆祝我们的胜利，特朗普总统承诺救我们的生命。”他再也没有回来。
Nagin Qadimi，20岁，她被枪杀后死在她父亲的怀里......
我感到内疚，因为我没有念出所有人的名字。名单上的名字还在不断增加。他们知道他们将面对枪支和子弹，但他们想要正义。
马斯赫.阿利内贾德说，那些官员下令对年轻人开枪，但他们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却住在美国。他们一边说着“美国去死吧”，他们的家人却住在美国。他们不配在美国享受自由的特权。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告诉记者，随着伊朗抗议活动愈演愈烈，许多伊朗领导人开始将数千万美元转移出境。
贝森特说：“我们现在看到老鼠们正在逃离这艘船，因为我们看到数百万、数千万美元被伊朗领导层秘密转移出境。他们正在弃船逃生，我们看到这些钱流入世界各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
那些杀人者及其在国外的家属坐拥从民众手中掠夺的财富，看似活得很好，其实却生不如死，因为他们的灵魂早就死了，他们要为自己的罪恶和贪婪承受那最终的审判。
每一个人的鲜血都是宝贵的，因为血里有人的生命。流人血的，血必被人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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