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冬天，来得比以往更冷一些。
风刮在脸上，像后妈的手，又干又硬，带着股子要把人抽筋剥皮的狠劲儿。
我叫卫东，卫国的卫，东方的东。
一个在红星机械厂当了八年学徒工，连个二级工都没混上的“知识青年”。
我揣着怀里那张薄薄的准考证，手心里的汗把那张纸都浸得有些发软了。
高考。
这两个字，在过去十年里，像个被锁在铁箱子里的幽灵，谁也不敢提，谁也不敢想。
现在，箱子猛地被撬开了。
幽灵变成了神仙，浑身放着金光，对我们这代人招手。
谁能抓住，谁就能一步登天。
我站在考场外面，汇山中学的门口。
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
年龄大的，胡子拉碴，看着比我爹还沧桑，眼里的光却比孩子还亮。
年龄小的，扎着两个小辫，脸蛋冻得通红，紧张地攥着自己的衣角。
我们都一样。
像一群在黑暗里泡了太久的木头，突然被扔到了太阳底下，既渴望，又恐慌。
空气里混杂着煤烟味、汗味，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叫“希望”的味道。
那味道，呛得人想流眼泪。
我紧了紧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肩膀上的补丁被风吹得有点发硬，硌着我的骨头。
这是我最好的衣服了。
为了今天，我妈特意用胰子又洗了一遍，阳光好的时候晒了一整天。
她说，考场上，精气神不能输。
我爹，一个在厂里敲了一辈子铆钉的老工人，昨天晚上破天荒地拿出半瓶舍不得喝的西凤酒，给我倒了一盅。
“卫东，”他一口喝干，眼睛通红，“别怕，考成啥样都别怕。”
“你爹我这辈子，就是个工人的命。你要是有机会，就飞出去。”
“飞得远远的。”
我一口把那辛辣的液体灌进喉咙，火从嗓子眼一直烧到胃里。
我没说话，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飞。
用什么飞？就用脑子里那点儿，在无休止的“学习班”和“大批判”的夹缝里，偷偷啃下来的数理化。
还有那些，从废品站里淘换回来的，被撕掉封面和封底的“毒草”。
我心里没底。
一点儿底都没有。
周围的人声越来越嘈杂，像一大群嗡嗡作响的苍蝇。
“听说了吗？这次作文题可能是写《斗争》。”
“瞎说，我二舅在教育局，他说肯定是《继往开来》！”
“你们政治复习得怎么样？我感觉要考路线斗争……”
我听着这些议论，脑子里更乱了。
像一团被猫抓过的毛线。
我深吸一口气，想把这些声音都甩出去。
就在这时，我感觉我的衣角被人轻轻拽了一下。
力道很轻，几乎感觉不到。
我低下头。
一个乞丐。
或者说，一个勉强能被称作“人”的生物。
他蜷缩在墙角，刚好在我脚边，被密集的人群挡住了。如果不是他拽我，我根本发现不了。
头发像一团粘连在一起的烂麻绳，胡子结成了块，脸上黑得看不出本来的颜色，只有一双眼睛，浑身唯一干净的地方，亮得吓人。
他身上那件破棉袄，里面的棉絮都结成了坨，从破洞里钻出来，像一堆发了霉的狗毛。
他看到我看他，那双极亮的眼睛眨了一下。
然后，他那只比树皮还干枯的手，颤巍-颤巍地伸了过来。
手里捏着一个小小的，被手心的汗和污垢浸成了黄褐色的纸团。
我愣住了。
本能地向后缩了缩脚。
那个年代，跟这种“社会渣滓”沾上关系，不是什么好事。
周围的人都在为自己的前途焦虑，没人注意到这个角落里的无声交易。
他见我没接，也不说话，只是把那只手又往前递了递。
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没有乞求，没有谄媚，只有一种近乎固执的平静。
仿佛他不是在给我一个东西，而是在完成一个必须完成的仪式。
我的心脏“咚咚”地跳了起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
鬼使神差地，我弯下腰，从他手里飞快地捏过了那个纸团。
纸团很小，还有点湿乎乎的，带着他手上的体温和一股酸腐的气味。
我把它攥在手心，像攥着一块烧红的炭。
他看到我收下了，嘴角似乎咧了一下，露出一个很难看的笑容。
牙齿黄得像老玉米。
然后，他收回手，重新缩回墙角，闭上了眼睛，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发生过。
“当——当——当——”
考场预备铃响了。
尖锐的铃声像一把锥子，刺进每个人的耳朵里。
人群开始骚动，像被捅了窝的蚂蚁，争先恐后地朝着校门口涌去。
我被人群推着往前走，手心里那个小小的纸团，存在感却越来越强。
它到底是什么？
一个恶作剧？
一个求救信号？
还是……
一个我连想都不敢想的可能性，在我脑子里疯狂地滋长。
我走过那个墙角，忍不住又看了一眼。
那个乞丐还闭着眼，靠着墙，一动不动，像一尊被遗弃的泥塑。
风吹起他额前一缕肮脏的头发，露出一道很深很深的疤。
像一条蜈蚣，盘踞在他的额头上。
进了考场，按照准考证上的号码，我找到了我的位置。
一张破旧的课桌，上面用小刀刻满了各种各样的名字和一句“某某某我爱你”。
我坐下来，手心里还是紧紧攥着那个纸团。
监考老师走了进来，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女人，表情严肃得像要去参加追悼会。
她把试卷“啪”地一声摔在讲台上。
“都不许交头接耳，不许东张西望！”
“让我们抓住，你们这辈子就完了！”
她的声音在空旷的教室里回荡，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
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
我的手心，汗出得更厉害了。
那个纸团，几乎要被我手心的汗给溶化了。
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立刻把它展开。
又有一种巨大的恐惧，死死地按住我的冲动。
我该怎么办？
打开它？
如果……如果里面真的是……
那我该怎么办？
用，还是不用？
用了，考上了，那是我考上的吗？我这辈子，还能挺直腰杆吗？
不用？
如果我考不上呢？
我看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白杨树，树枝在寒风里像一只只挣扎的手。
我想起了我爹通红的眼睛，想起了我妈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
想起了我在车间里，闻了八年的机油味。
想起了那些被当成废纸卖掉，却被我视若珍宝的书。
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机会。
我真的，要把它赌在一份来路不明的“高尚”上吗？
我的手指，开始不受控制地，一点点地，搓捻着那个纸团的边缘。
纸很软，韧性却很好，没有马上破开。
我能感觉到里面有字。
是钢笔字。
字迹透过潮湿的纸张，隐隐约约地透出来一点痕迹。
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
第一门考的是政治。
试卷发下来，冰凉的油墨味钻进鼻孔。
我扫了一眼题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路线斗争……
阶级分析……
和我之前复习的重点，差不离。
我拿起笔，开始答题。
脑子里却始终有两个小人儿在打架。
一个小人儿说：“卫东，你是工人阶级，是有觉悟的，不能干这种投机倒把的事！这和考场上作弊的小流氓有什么区别？”
另一个小人儿说：“觉悟能当饭吃吗？觉悟能让你离开这个破厂子吗？你看看你爹，一辈子勤勤恳恳，觉悟比谁都高，到头来呢？还不是一身的病，两手的茧子！”
“这是一个机会！一个乞丐给你的！天知地知，你知他知！你不说，谁知道？”
我的笔尖在草稿纸上胡乱地画着，写下的答案却迟迟不敢往试卷上腾。
手心里那个纸团，像个烙铁。
我终于忍不住了。
我假装弯腰去捡掉在地上的笔。
趁着这个机会，我用最快的速度，把手伸到课桌底下。
我的手指，像有自己的生命一样，飞快地，把那个被汗水浸透的纸团，一点点地展开。
我的眼睛，借着从桌子缝隙里漏下去的一点光，瞥向了那张小小的纸条。
纸条上，只有一行字。
一行用蓝色钢笔写的，瘦劲有力，却又带着点颤抖的字。
“数学，最后一题，第五步，应先证明AB平行于CD。”
我愣住了。
就这？
不是完整的答案？不是选择题的ABCD？
就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
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恶作C剧？
还是……一个提醒？
我的脑子，彻底成了一锅粥。
心脏因为刚才的紧张和失望，剧烈地收缩着，又慢慢地平复下来。
我直起身子，重新拿起笔。
监考老师犀利的目光从我脸上一扫而过。
我面不改色，低下头，继续答我的政治题。
但我的心里，已经翻江倒海。
那个乞丐，他到底是谁？
他怎么会知道……
不，他不可能知道。
这一定是巧合。
或者是哪个无聊的人，故意写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来戏弄我们这些 desperate 的考生。
我这样告诉自己。
我强迫自己把这件事忘掉。
我开始专心致志地答题。
政治，语文。
两天考下来，不好不坏。
作文题，既不是《斗争》，也不是《继往开来》。
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我写了我的工厂，我的师父，我的汗水，我的迷茫，和我的希望。
写得自己都有些感动。
最后一门，是数学。
这是我最没把握，也是最能拉开分数的科目。
拿到试卷，我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前面的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虽然有些磕磕绊绊，但大部分还算有思路。
我的心，稍微放下了一点。
直到我看到最后那道大题。
一道立体几何。
二十分。
我看着那个复杂的图形，一堆辅助线在我脑子里绕来绕去，像一团乱麻。
我试着建了一个坐标系，算出来的数据复杂得让我头皮发麻。
我知道，我掉进陷阱了。
这道题，有更巧妙的解法。
但我找不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墙上的挂钟，指针“滴答”、“滴答”地走着，每一下，都像敲在我的心上。
我的额头开始冒汗。
汗水滴在草稿纸上，晕开了一小片墨迹。
我能听到周围同学的叹息声，和烦躁地抖腿的声音。
显然，被这道题难住的，不止我一个。
放弃吗？
二十分啊！
这二十分，可能就是天堂和地狱的距离。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一片空白。
就在这片空白里，那行瘦劲的、蓝色的钢笔字，毫无征兆地，猛地跳了出来。
“数学，最后一题，第五步，应先证明AB平行于CD。”
我的心，咯噔一下。
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
我猛地睁开眼睛，重新看向那道题的图形。
AB……CD……
这两个线段，在图里相隔很远，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
平行？
怎么可能平行？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荒谬。
但那个声音，那行字，就像魔咒一样，在我脑子里盘旋，挥之不去。
“应先证明AB平行于CD。”
我死死地盯着那个图形，大脑飞速地运转。
如果……如果AB真的平行于CD，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那个看似不规则的截面，其实是一个梯形！
意味着，我可以利用梯形的性质，构建出一个辅助平面！
意味着，这道题所有的死结，瞬间就都解开了！
我的呼吸，一下子变得急促起来。
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一个可能是陷阱，也可能是捷径的诱惑。
信，还是不信？
信他，我可能一步登天。
也可能，因为这个错误的引导，浪费掉最后宝贵的时间，满盘皆输。
不信他，我只能靠自己，在死胡同里继续撞下去。
结果，很可能也是个零分。
我看着墙上的钟。
还有十五分钟。
我做了一个这辈子最疯狂的决定。
我赌了。
我赌那个来路不明的乞丐，那个神秘的纸团。
我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开始重新画辅助线，寻找证明AB平行于CD的条件。
我的手，因为激动，微微发抖。
我找到了！
通过两条中间线，我可以构造出两个相似三角形！
利用相似三角形的性质，可以推出一个关键的角相等！
然后，通过内错角相等，两直线平行！
成了！
AB，真的平行于CD！
我的大脑，瞬间一片清明。
所有的思路，像洪水一样，冲开了所有的闸门。
我拿起笔，开始在试卷上奋笔疾书。
解：
作辅助线EF……
∵ EF是△PQR的中位线
∴ EF // QR
又∵……
∴ AB // CD
当我写下最后一个数字，放下笔的时候，考试结束的铃声，正好响了起来。
“当——当——当——”
这一次，铃声不再刺耳。
反而，像是胜利的钟声。
我瘫在椅子上，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工装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湿透了，冷风一吹，凉飕飕的。
但我心里，却有一团火在烧。
走出考场，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站在汇山中学的门口，看着那些兴高采烈，或者垂头丧气的考生们，像在看一场与我无关的电影。
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找到他。
我必须找到那个乞丐。
我要问问他，他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帮我。
我跑到我之前遇到他的那个墙角。
墙角空空如也。
只有地上，还残留着一小滩不知道是什么的污迹。
我问了门口看车棚的大爷。
“大爷，您见着一个乞丐没有？就今天早上，在这儿的。”
大爷正嗑着瓜子，眼皮都没抬。
“乞丐？这年头，乞丐比野狗都多，谁记得住？”
我不死心。
“他……他额头上有道疤，眼睛，很亮。”
大爷吐掉嘴里的瓜子皮，斜了我一眼。
“小伙子，考傻了吧？有那功夫，回家等消息去吧。”
我不甘心。
一连三天，我每天都来汇山中学门口。
从早上，一直等到天黑。
我想，他既然出现在这里，就可能还会再来。
但，我再也没见过他。
他就像一滴水，消失在了上海这个巨大的人海里。
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我继续回红星机械厂上班。
每天，听着刺耳的电钻声，闻着呛鼻的机油味，推着沉重的铁料。
工友们看我的眼神，有些不一样了。
带着点儿敬畏，又带着点儿嫉妒。
“卫东，考得怎么样啊？”
“听说这次数学题难得要死，你小子行不行啊？”
“考上了可别忘了我们这些穷哥们儿啊！”
我只是笑笑，不说话。
我的心，不在这里了。
它飘着，飘在半空中，一半是对未来的憧憬，一半是对那个谜一样的人的追寻。
等待放榜的日子，是种煎熬。
每一天，都像一年那么长。
我开始失眠。
一闭上眼，就是那道立体几何题，和那双亮得吓人的眼睛。
我甚至开始怀疑，那一切，到底是不是我因为压力太大，而产生的幻觉。
直到，那一天。
厂里的广播，突然响了起来。
“通知！通知！”
“参加高考的同志，请立刻到厂办来！录取通知书到了！”
“轰”的一声。
整个车间，都炸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我。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身体，却不受控制地，朝着厂办的方向，飞奔而去。
我跑到厂办门口，看到我们厂长，手里拿着几封牛皮纸信封，脸上的笑容，像一朵盛开的菊花。
“卫东！你小子，可以啊！”
他把其中一封信，拍在了我的胸口。
“同济大学！建筑系！”
“你是我们厂，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给我们厂，争光了！”
我颤抖着手，接过那封信。
信封上，“录取通知书”五个红色的大字，刺得我眼睛生疼。
我的名字，卫东，用钢笔写着，后面跟着“同志收”。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像决了堤的洪水，汹涌而出。
我不是在做梦。
我真的，考上了。
我飞出了那个，我以为要待一辈子的工厂。
我捏着那封滚烫的通知书，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冲向了汇山中学。
我必须找到他！
我必须把这个消息，亲口告诉他！
我在那个墙角，站了很久。
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
他还是没有出现。
我没有放弃。
从那天起，我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寻找那个乞丐上。
我跑遍了附近所有的街道，所有的弄堂，所有的废品站，所有的桥洞。
我像个疯子一样，逢人就问。
“你见过一个额头有疤，眼睛很亮的乞丐吗？”
大多数人，都用看的眼神看我。
“小青年，脑子瓦特啦？”
“有钱没地方花，去救济乞丐？”
我不在乎。
我只是，必须找到他。
这已经成了一种执念。
它甚至超过了考上大学带给我的喜悦。
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他，没有那个纸团，我的人生，会是完全不同的样子。
我拿着那张珍贵的录取通知书，却感觉像是偷来的。
这份喜悦，不完整。
它缺了一个角。
那个角，就是那个乞丐。
一个月后，我几乎把汇山中学附近翻了个底朝天，还是一无所获。
我有些绝望了。
也许，他真的只是一个过客。
一个偶然出现在我生命里，又偶然消失的，神秘的过客。
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
那天，我在一个专卖陈年旧货的跳蚤市场里乱逛。
我想，那个乞丐，会不会来这种地方，卖点捡来的破烂？
我正低着头，在一个卖旧书的摊位前翻找。
突然，我听到旁边一个卖旧家具的摊主，和人聊天。
“……你说那个‘疯子’啊？他可有些日子没来了。”
“是啊，以前天天来这儿捡木头渣子，回去生火。”
“听人说，他以前还是个大学教授呢！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教授？就他那德行？鬼信！”
大学教授？
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立刻凑了过去。
“师傅，你们说的那个‘疯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摊主是个精瘦的汉子，瞥了我一眼。
“问这个干嘛？你也想捡破烂？”
我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两根大前门，递了过去。
“师傅，抽根烟。我是真的有事找他。”
看到烟，摊主的脸色缓和了一些。
他接过烟，别在耳朵上，重新打量了我一番。
“看你这学生模样，找他干嘛？他能有什么事？”
“他……是不是额头上，有道疤？”
摊主愣了一下。
“哟，你还真认识他？”
“对！就是他！他还活着吗？他住哪儿？”我激动地抓住了摊主的手。
摊主被我吓了一跳，甩开我的手。
“你这小青年，一惊一乍的。”
“他不住这儿。他住在‘肇嘉浜’那边。”
肇嘉浜。
我听说过那个地方。
那是上海有名的棚户区。
是这座繁华都市背面，一道深不见底的伤疤。
里面住的，都是些最底层，最边缘的人。
“具体在哪儿？”
“那谁知道。你自己去找吧。就那个，额头上有蜈蚣的，一问就知道了。那儿的人都叫他‘陈教授’。”
陈教授。
我反复咀嚼着这三个字。
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却又让我无比震惊的猜测。
我谢过摊主，转身就往肇嘉浜跑。
我甚至等不及公交车。
我就这么，一路跑过去。
心，像是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一样。
肇嘉浜，比我想象的，还要破败。
低矮的棚屋，像积木一样，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
狭窄的过道，泥泞不堪，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生活垃圾和厕所混合的，令人作呕的气味。
我捂着鼻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里走。
我抓住一个在门口淘米的大婶，问她。
“阿姨，您知道一个叫‘陈教授’的人住哪儿吗？额头上有道疤。”
大婶抬起头，用一种警惕的眼神看着我。
“你找他做啥？”
“我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我撒了个谎。
大婶的眼神，缓和了一些。
她朝着弄堂深处，努了努嘴。
“往里走，最里面，那个门上挂着个破草帘的，就是了。”
“不过我劝你啊，小伙子，离他远点。”
“那是个‘老右’，晦气。”
“老右”。
这个词，像一根针，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的猜测，被证实了。
我道了声谢，朝着弄堂深处走去。
我的脚步，变得沉重起来。
我终于走到了那间棚屋的门口。
门，其实就是几块木板拼凑起来的，连个门锁都没有。
上面挂着一个破旧的草帘子，在风里轻轻晃动。
我能闻到，从屋里飘出来的一股，浓重的中药味。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很久。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我该说什么？
说“谢谢你给我的答案”？
那听起来，多么讽刺。
我深吸了一口那混浊的空气，掀开了草帘。
屋里很暗，很小。
一张用木板搭起来的床，一张缺了腿的桌子，一个破了洞的搪瓷脸盆，就是全部的家当。
一个人，正躺在床上。
他盖着一床黑色的，看不出本来颜色的被子，蜷缩成一团，不停地咳嗽。
每一次咳嗽，整个身体都在剧烈地抽搐。
他听到了门口的动静，艰难地转过头。
我看到了那张脸。
虽然，比我那天在考场外看到的，要干净一些。
但那道蜈蚣一样的疤痕，和那双，即使在病中，也依旧亮得惊人的眼睛，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就是他。
他看到我，也愣住了。
那双明亮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然后，迅速地，变成了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
“你……找谁？”
他的声音，沙哑，虚弱，像破了的风箱。
我喉咙发堵，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只是，把手伸进怀里，掏出了那封，被我揣得已经有些发皱的，同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把它，递了过去。
他没有接。
他的目光，落在了那封信上。
落在了那几个，鲜红的，刺眼的字上。
“同济大学……建筑系……”
他喃喃地念着，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得，我看不懂的情绪。
有欣慰，有悲伤，有怀念，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
我们就这样，一个站着，一个躺着。
沉默，在狭小的空间里，无限地蔓延。
最后，还是他，先开了口。
“你……还是用了。”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叹息。
我猛地摇头。
“不！我没有！”
我的声音，因为激动，有些变调。
“我没看！我真的没看！”
我急切地，想向他证明什么。
“我只是……只是在最后一道题，卡住了……我……”
我突然说不下去了。
因为我发现，我的辩解，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不管我用没用，我的的确确，是受到了他的指引。
那道题的二十分，我拿得，并不纯粹。
他看着我，那双过于明亮的眼睛，仿佛能看穿我心里所有的想法。
他突然，又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
咳得撕心裂肺，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
我赶紧上前，想帮他拍拍背。
我的手，刚碰到他的身体，就触电般地缩了回来。
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
那件破旧的棉衣下，仿佛是空的。
咳了好一阵，他才慢慢平复下来。
他的脸上，泛起一阵病态的潮红。
“水……”他虚弱地说。
我赶紧拿起桌上那个缺了口的碗，倒了点暖水瓶里仅剩的一点温水，递到他嘴边。
他喝了两口，喘息着，靠在床头。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问了很多人。”
“你找我……干什么？”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感谢他？
质问他？
还是，仅仅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帮我？”我终于问出了那个，一直盘踞在我心里的问题。
他沉默了。
浑浊的眼睛，看着屋顶上那片，因为漏雨而发霉的痕迹。
过了很久，他才缓缓地开口。
“那天……在考场外，那么多人，我只看到你一个人，还在看书。”
我愣住了。
“我看到你手里的书……是《普通物理》……第三版，封面都掉了。”
我的心，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那本书，是我从一个废品站里，用半斤粮票换来的。
“那本书，是我编的。”
他平静地说出了一句，让我如遭雷击的话。
我张大了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的脑子，嗡嗡作响。
他……就是那本书的作者？
那个在十年动乱中，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最后销声匿迹的，陈敬之教授？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蜷缩在破败棚屋里，形如枯槁的老人。
我无法把他，和那个，我只在书的扉页上见过的，意气风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你……是陈教授？”我颤抖着问。
他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只是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那道题……我出的。”
我的大脑，再次被重锤击中。
“那年……我们系里，刚讨论完那年的高考试卷。那道立体几何，是我加进去的。”
“那道题，有一个迷惑性的陷阱。常规方法，算到死都算不出来。”
“唯一的解法，就是先证明那两条看似无关的线段，是平行的。”
“那一步，考的不是计算，是空间想象力，和……一点点直觉。”
“我只是……想看看，还有没有人，能get到那个点。”
他顿了顿，又咳嗽了两声。
“后来……运动来了。我也成了‘牛鬼蛇神’。”
“这张脸……是被红卫兵，用皮带扣抽的。”他指了指额头上的那道疤，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我的书，被烧了。我的研究，被停了。我的家人……也和我划清了界限。”
“我从一个大学教授，变成了一个扫厕所的，又从一个扫厕所的，变成了一个乞丐。”
“这十年，我什么都见过。见过背叛，见过告密，见过人，为了活下去，能有多卑劣。”
“我以为，我已经心如死灰了。”
“直到那天，我看到你。”
他把目光，重新转向我。
那目光，像一把手术刀，剖开了我的灵魂。
“我看到你，在那么嘈杂的环境里，捧着一本被我连累的‘毒草’，看得那么专注。”
“我突然觉得，有些东西，是烧不掉，也打不垮的。”
“就像地下的种子，只要有一点阳光，一点雨水，它就会发芽。”
“那个纸团……不是答案。”
“它是个‘引子’。”
“如果你看了，被迷惑了，钻进牛角尖，那是你活该。”
“如果你看了，受到启发，解开了题目，那是你的本事。”
“如果你压根没看，靠自己也做出来了，那我……最高兴。”
“现在看来，结果还不算太坏。”
他说完，露出一个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笑容。
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扑通”一声，跪在了他的床前。
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滴落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我不知道，我是在为他哭，还是在为那个荒唐的时代哭。
或者，是在为我自己，那份被救赎的，侥幸的命运，而哭。
“陈教授……”
我泣不成声。
他伸出一只干枯的手，轻轻地，放在我的头上。
就像一个慈祥的，祖父。
“起来吧，孩子。”
“男儿膝下有黄金。”
“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对得起那本书，对得起那张试卷。”
“以后，好好念书。”
“把我没走完的路，走下去。”
那天，我在他的小屋里，待了很久。
我听他讲，他年轻时，在法国留学的经历。
讲他，如何满怀激情地，回到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
讲他，如何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出了那本，影响了一代人的教科书。
他讲得很平静，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和仇恨。
仿佛，那些苦难，都只是他人生中，一段不值一提的插曲。
但我知道，那每一个字后面，都藏着多少，血和泪。
从那天起，我成了肇嘉浜的常客。
我把我每个月省下来的生活费，都拿来给他买药，买吃的。
我帮他打扫那间，几乎不能称之为“家”的屋子。
我给他读报纸，告诉他，外面发生了什么。
告诉他，“四人帮”倒台了。
告诉他，科学的春天，来了。
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
但他脸上的笑容，却一天比一天多。
我们成了，忘年交。
他成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
他教我的，远不止是书本上的知识。
他教我，什么是气节，什么是风骨。
什么是，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做一个，大写的人。
1978年的春天，同济大学开学了。
我收拾好行囊，准备去报到。
临走前，我又去看了他。
他已经，下不了床了。
我坐在他的床边，把那封录取通知书，放在他的枕头下。
“陈教授，我要去念书了。”
“我以后，每个星期，都给您写信。”
他点点头，眼睛里，满是欣慰。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样东西，塞到我手里。
是一支钢笔。
一支很旧的，“英雄”牌钢笔。
笔帽上的漆，已经掉光了。
“这个……给你。”
“我当年，就是用这支笔，写的那本书。”
“以后……就靠你了。”
我握着那支，还带着他体温的钢笔，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您放心。”
我不知道，那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肇嘉浜那个淘米大婶，托人辗转寄来的一封信。
信里说，陈教授，走了。
走的时候，很安详。
手里，还攥着我写给他的，第一封信。
信里，还夹着一张，我寄给他的，同济大学的照片。
我站在学校的林荫道上，看着那封信，很久，很久。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斑驳地，洒在我的脸上。
温暖，却又刺眼。
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了。
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的养分。
图书馆，成了我的第二个家。
我拼命地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完成那个，躺在肇嘉-浜的，孤独的灵魂，未竟的遗愿。
那支“英雄”钢笔，我一直带在身边。
每次考试，每次做设计，我都用它。
它就像一个护身符，也像一个警钟。
时刻提醒着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大学四年，我拿了所有的奖学金。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上海市建筑设计院。
我从一个绘图员，干起。
画过的图纸，堆起来，比我还高。
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上海一个老旧小区的改造。
那里的房子，和肇嘉浜的，很像。
我站在那片废墟上，仿佛又看到了，陈教授那间，低矮，潮湿的小屋。
我发誓，要让所有像他一样的人，都能住上，有阳光，有尊严的房子。
我用了十年的时间，从一个普通的绘图员，做到了设计院的总工程师。
我主持设计的项目，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从普通的居民楼，到宏伟的体育馆，再到，耸入云霄的摩天大楼。
我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报纸上，电视上。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卫总”。
我有了自己的车，有了自己的房子。
一个，和我当年梦想中，一模一样的，宽敞，明亮的房子。
但我知道，我心里，始终有一个角落，是空的。
那个角落，属于肇嘉浜，属于那个，给了我一个“引子”的老人。
这些年，我一直没有结婚。
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我总觉得，我的生命，不完全属于我自己。
我怕，辜负了那份，沉甸甸的托付。
直到，我遇到了她。
她叫林晓，是我们院里新来的，一个年轻的建筑师。
扎着一个马尾辫，眼睛，笑起来，像月牙。
她很有才华，也很有冲劲。
身上，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儿。
像，年轻时的我。
我们，因为一个项目，有了交集。
那是一个，很棘手的项目。
要在市中心，一块寸土寸金的地方，建一个，平民化的，社区文化中心。
很多设计师，都觉得，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
赚不到钱，还容易惹麻烦。
只有她，和我一样，兴奋得，两眼放光。
我们一起，泡在工地，一起，修改图纸，一起，和固执的居民，吵得面红耳赤。
我发现，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们的骨子里，都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理想主义。
一天晚上，我们为了一个设计细节，争论到深夜。
所有人都走了，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
她突然，看着我，问。
“卫总，我一直很好奇，你为什么，对这种公益性的项目，这么上心？”
我沉默了。
这个问题，触动了我心里，最柔软的那根弦。
我看着她，那双清澈的，求知欲旺盛的眼睛。
我突然，有了一种，倾诉的冲动。
我把那个，埋藏在我心里，二十多年的秘密，告诉了她。
从1977年的那个冬天，开始。
讲到那个乞丐，那个纸团，那道立体几何题。
讲到肇嘉浜，那间小屋，那个叫陈敬之的，孤独的老人。
我讲得很慢，很详细。
仿佛，要把这二十多年的思念和愧疚，都一次性，倾倒出来。
她安静地听着。
没有打断我。
等我讲完，我才发现，她早已，泪流满面。
她什么也没说。
只是，从包里，拿出纸巾，轻轻地，帮我擦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下来的眼泪。
“卫总，”她哽咽着说，“您，一定很孤独吧？”
那一刻，我心里那座，冰封了二十多年的，坚硬的堡垒，瞬间，土崩瓦解。
我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我们不再，仅仅是上下级。
更像是，战友，和，知己。
1999年，我们结婚了。
没有盛大的婚礼，只请了几个，最亲近的朋友。
婚后，我们的生活，简单，而充实。
我们一起，做设计，一起，逛菜场，一起，为了谁洗碗，而斗嘴。
我那颗，漂泊了半辈子的心，终于，找到了可以停靠的，港湾。
2005年，上海开始了一项，规模空前的，棚户区改造计划。
肇嘉浜，就在其中。
当我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的手，都在发抖。
我知道，这是命运，给我的一个，迟到了二十多年的，机会。
我推掉了所有其他的项目，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肇嘉浜的改造中。
我带着我的团队，一遍又一遍地，走访那里的每一户居民。
我亲自，一笔一划地，画着改造的蓝图。
我不要，把它建成，一栋栋，冰冷的，没有感情的，火柴盒。
我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有温度，有记忆，有尊严的，家园。
我特意，在小区的中心，留出了一块空地。
我要在那里，建一个，小小的，纪念广场。
广场中央，要种一棵，白杨树。
树下，要立一块，石碑。
石碑上，我要亲手，刻上那个名字。
陈敬之。
开工那天，推土机，轰隆隆地，开进了那片，承载了我一生中最重要记忆的土地。
我站在那间，早已人去楼空的小屋前。
草帘子，已经不见了。
那扇破木门，也摇摇欲坠。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里面，空空如也。
只有，满地的灰尘，和，角落里的，蜘蛛网。
我仿佛，还能闻到，那股，熟悉的中药味。
还能看到，那个瘦骨嶙峋的老人，躺在床上，用那双，比星辰还亮的眼睛，看着我。
“孩子，以后，就靠你了。”
我闭上眼，两行热泪，滑过脸颊。
“陈教授，我回来了。”
“我来，接您回家了。”
两年后，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的居民区，在肇嘉浜的废墟上，拔地而起。
我给它取名，叫“敬园”。
纪念的纪，公园的园。
不对，是纪念的纪，陈敬之的敬。
我改了主意，就叫“敬园”。
纪念陈敬之先生的花园。
搬迁仪式那天，阳光明媚。
老居民们，拿着新房的钥匙，脸上，洋溢着，我从未见过的，灿烂的笑容。
我站在敬园的中心广场上，亲手，为那块石碑，揭开了红布。
石碑上，没有冗长的生平介绍。
只有，两行字。
“陈敬之（1917-1979）”
“一个教师。”
底下，是一行，更小的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是陈教授，留给我，最宝贵的东西。
也是我，想留给这个世界的，最重要的，答案。
仪式结束后，林晓走到我身边，挽住了我的胳膊。
“都结束了。”她轻声说。
我点点头。
“不，是新的开始。”
我看着那些，在广场上，嬉笑打闹的孩子们。
他们的脸上，没有我们那代人，特有的，拘谨和不安。
只有，纯粹的，快乐和，无畏。
我突然觉得，我这辈子，值了。
我没有辜负，那个冬天，那个乞丐，那个纸团。
我用我的一生，回答了那张，命运的试卷。
虽然，过程，曲折，坎坷。
但最终的答案，我想，应该是，正确的。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就像，那段，已经远去的，岁月。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支，早已写不出字的，“英雄”牌钢半-笔。
我把它，紧紧地，攥在手心。
就像，三十年前，那个紧张的少年，攥着那个，决定了他一生的，神秘的纸团。
我知道，故事，还没有结束。
只要，这世界上，还有人，记得那段历史。
记得，那些，在黑暗中，为我们，点亮火把的人。
我们的故事，就将，永远，流传下去。
我转过头，看着林晓。
“我们，回家吧。”
“好，回家。”
我们相视一笑，慢慢地，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远处，是城市的万家灯火，璀璨，而温暖。
那一年，我参加高考。
进考场前，一个乞丐，给了我一个纸团。
那里面，没有答案。
那里面，是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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