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可爱的中国》影印本说明（冯雪峰）、《胡风回忆录》、中国新闻网、中央档案馆、人民日报、方志敏年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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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夏天，上海内山书店的伙计将一封信件交到了鲁迅手中。拆开信封，里面只有几张白纸，没有任何字迹。
鲁迅将白纸交给胡风查看，胡风也看不出端倪。胡风找到吴奚如，吴奚如看了一眼白纸。
当碘酒在白纸上涂抹开来，一行行蓝色字迹浮现出来，寄信人的名字赫然在目——方志敏。
这位已经被关押在南昌监狱数月的红军将领，用米汤在白纸上密写了这封信。
这封信从南昌的铁窗如何穿越重重封锁来到上海，又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传递过程。而当鲁迅看到信的内容后，他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
【1】铁窗之下的方志敏
1935年1月24日，江西玉山县怀玉山区的密林中，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
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团被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战斗持续了数日，弹药消耗殆尽，粮食也已断绝。
1月29日，在陇首村附近，方志敏被国民党军队俘获。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江西。国民党上下都知道，他们抓到了一条"大鱼"。
方志敏曾经创建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被称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在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被俘当天，方志敏被押解到玉山县。国民党军队对他进行了搜身检查，试图从他身上搜出财物。可搜遍全身，除了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一个曾经掌管几百万元经费的苏维埃领导人，身上竟然如此清贫，这让敌人都感到意外。
几天后，方志敏被押送到南昌，关进了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这座监狱位于南昌市区，戒备森严。
方志敏被关押在监狱的普通牢房，脚上钉着十斤重的铁镣。铁镣沉重，走路时必须小心翼翼，否则脚踝就会被磨破。
监狱里的生活单调而压抑。每天天不亮就被叫醒，吃的是粗糙的饭菜，喝的是混浊的水。
牢房里光线昏暗，空气污浊，墙壁上布满霉斑。方志敏与两个狱友关在同一间牢房，他们是刘畴西和王如痴，都是红军将领。
国民党方面很快开始了劝降工作。他们深知方志敏在红军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如果能让他投降，将是一个重大的宣传成果。
于是，从2月初开始，国民党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的说客来到监狱。
这些说客中，有方志敏的同乡，有他年轻时的同学，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他们轮流来到牢房，用各种理由劝说方志敏改变立场。
有的说形势已经变化，红军已经失败；有的说只要投降就能保住性命，还能做大官；有的则打亲情牌，说家人都在盼着他回去。
可方志敏对这些劝降不为所动。他告诉这些说客，自己是革命者，不是投机者。革命就要有牺牲的准备，早在参加革命的第一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也在改善方志敏的生活待遇。他们将方志敏从普通牢房转移到了所谓的"优待号"。
这个牢房条件稍好一些，有单独的床铺，也能看到阳光。伙食也有所改善，不再是粗茶淡饭，而是能吃到一些荤菜。
国民党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软化方志敏的意志，另一方面也是想给他时间考虑。他们以为，只要时间足够长，方志敏总会动摇。
就在敌人轮番劝降的时候，方志敏从看守那里得到了一个消息。看守告诉他，他的案卷上批了"缓办"二字。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暂时不会被处决，还有一段时间可以活着。
得知这个消息后，方志敏开始思考：这段时间该做些什么？
起初，方志敏想的是越狱。他观察监狱的布局，留意看守的换岗时间，寻找可能的逃脱路线。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越狱几乎不可能。
监狱戒备森严，看守众多，而且自己脚上还戴着沉重的铁镣。如果没有外援，单靠自己根本无法逃出去。
既然越狱无望，那就做些别的事情。方志敏想到了写作。他要把这些年的革命经历写下来，把自己对中国未来的思考写下来，把心中对祖国的热爱写下来。
即使自己死了，这些文字也能流传下去，让后人知道这段历史，知道革命者的信念。
方志敏向敌人提出了要写"悔过书"和"自传"的请求。敌人求之不得，立即答应了。
他们以为方志敏要写投降书，赶紧提供了笔墨纸张。看守所给方志敏送来了桌椅、笔墨和稿纸，还允许他在牢房里自由活动。
1935年3月，方志敏开始了狱中写作。他并没有写什么"悔过书"，而是开始写自己的革命历程。第一篇文章是《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是一篇长达六万字的自传体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方志敏详细记述了自己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名革命者。
他写到了在江西弋阳的少年时代，写到了在南昌读书的经历，写到了参加革命后的种种斗争。
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牢房里光线不好，方志敏常常要凑近窗口，借着微弱的光线写字。脚上的铁镣沉重，写久了就会感到疲惫。可他坚持着，每天写作十几个小时。
在写作的过程中，方志敏也曾停笔过。同牢房的王如痴对他写了那么多文字不以为然。
王如痴问他：写这些有什么用？写出来也寄不出去，没有意义。方志敏听了这话，心里也有些动摇。是啊，写了又有什么用？如果寄不出去，岂不是白费功夫？
方志敏停笔了十几天。这十几天里，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他甚至把已经写好的一万多字的稿子撕毁了。
可没过多久，转机出现了。方志敏在监狱里认识了一些人，这些人愿意帮他把文稿送出去。有了这个希望，方志敏重新拿起了笔。
这一次，他写得更加投入。从1935年3月到7月，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方志敏完成了十几篇文稿，总字数超过十万字。
这些文稿包括《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等。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可爱的中国》。这篇文章写于1935年5月2日，全文一万六千字。在这篇文章中，方志敏用饱含深情的笔触描绘了自己心中的祖国。
他把中国比作母亲，一个被帝国主义欺凌的母亲。他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摆脱苦难，变得富强美好。
文章的最后，方志敏写道："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这些文字，是方志敏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写下的。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但他要把心中的话都说出来，把对祖国的爱都倾注在笔端。
【2】狱中结识的关键人物
在狱中写作的过程中，方志敏认识了几个关键人物。这些人后来成为他传递文稿的重要帮手。
第一个人是胡逸民。胡逸民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江西省高等法院院长。1935年，因为政治斗争，胡逸民也被关进了南昌监狱。
虽然是政治犯，但胡逸民的待遇比普通囚犯好得多。他的妻子向影心可以自由出入监狱探望。
方志敏和胡逸民住在相邻的牢房。起初，两人并没有太多交流。方志敏对这个国民党的老党员保持着警惕，胡逸民也不知道该如何与这个红军将领相处。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开始有了接触。胡逸民的妻子向影心每次来探望，都会带一些食物。胡逸民吃不完，就分给方志敏一些。
方志敏起初不肯接受，可胡逸民坚持要给，说这些东西放着也会坏掉，不如大家一起吃。
就这样，两人渐渐熟悉起来。胡逸民开始到方志敏的牢房聊天。
他们聊时事，聊国家的前途，聊各自的经历。在这些交谈中，胡逸民逐渐被方志敏的人格魅力所打动。
胡逸民发现，方志敏是一个真正有理想、有信念的人。他不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而参加革命，而是真心想要改变中国的命运。
即使身陷囹圄，面临死亡威胁，方志敏也没有丝毫动摇。这样的坚定信念，让胡逸民感到敬佩。
有一次，胡逸民看到方志敏在写作，就问他在写什么。方志敏告诉他，自己在写一些文章，记录革命历程，表达对祖国的热爱。胡逸民翻看了几页，被文章的内容深深吸引。
过了一段时间，方志敏突然停笔不写了。胡逸民觉得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写了。方志敏叹了一口气，说写了也没用，又送不出去。
胡逸民听了这话，沉思片刻，然后说道：那不见得。如果你信任我，这件事我替你办。
方志敏抬起头，看着胡逸民。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把文稿交给胡逸民，就等于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他。
如果胡逸民把文稿交给国民党，自己可能会立即被处决。可如果不交给他，这些文稿就永远无法送出监狱。
方志敏最终选择了信任。他答应了胡逸民的提议。
第二个关键人物是高家骏。高家骏是监狱的文书，年纪不大，二十多岁。他的工作是负责整理案卷，记录囚犯的情况。
高家骏经常到牢房来登记信息，因此有机会接触到方志敏。
在接触的过程中，高家骏逐渐被方志敏的品格所感动。这个红军将领没有一般人想象中的凶狠，反而显得温文尔雅，谈吐不凡。
高家骏开始同情方志敏的遭遇。他觉得，像方志敏这样的人，不应该被处死。他想帮助方志敏，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帮。
一天，方志敏试探性地问高家骏，能否帮忙做一件事。高家骏问是什么事。方志敏说，自己写了一些文章，想送到外面去，不知道高家骏能不能帮忙。
高家骏没有立即答应，也没有拒绝。他说要考虑一下。过了几天，高家骏再次来到牢房，告诉方志敏，自己愿意帮忙。
高家骏还带来了一个消息：他有一个女朋友叫程全昭，在杭州做小学教师。如果需要，可以让程全昭帮忙送信。
方志敏听了这个消息，心中燃起了希望。有了这两个帮手，文稿送出去就有了可能。
方志敏开始加快写作的速度。他知道时间不多了，必须抓紧时间把该写的都写下来。
每天，他都要写作十几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达旦。铁镣磨破了脚踝，他也顾不上；手指写得发酸，他也不停笔。
到1935年6月，方志敏已经完成了大部分文稿。这些文稿堆在一起，厚厚一叠。他把文稿分成了几部分，准备分批送出去。
【3】米汤密写与冒险传递
1935年6月11日，方志敏开始用米汤密写信件。这是他从地下党工作经验中学到的技巧。
米汤里含有淀粉，用毛笔蘸着米汤在纸上写字，干了之后肉眼看不见任何痕迹。可如果用碘酒擦拭，淀粉遇碘会变成蓝色，字迹就会显现出来。
在监狱里，米汤并不难弄到。看守每天送来的饭菜中都有米饭，方志敏把米饭泡在水里，就能得到米汤。他用筷子蘸着米汤，小心翼翼地在白纸上写字。
第一封密信是写给党中央的。在这封《给党中央的信》中，方志敏介绍了自己被捕后的情况，说明了敌人对自己的态度，罗列了已经完成的8篇狱中文稿的题目。
他在信中写道："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君（即胡逸民）处保藏着，他答应在他出狱后，送交中央。"
写完给党中央的信，方志敏又思考该把信寄给谁。他想到了三个人：宋庆龄、鲁迅和李公朴。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而且一直同情革命。方志敏相信，宋庆龄一定与地下党有联系。
鲁迅是文学家，方志敏年轻时就读过他的作品。方志敏在江西读书期间，曾经读过《呐喊》《彷徨》等书，被鲁迅的文字深深打动。
虽然从未见过面，但方志敏相信鲁迅是可以信赖的人。而且，方志敏听说鲁迅与地下党有密切联系，一定能够帮忙转交文稿。
李公朴是教育家，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负责人，也是进步人士。
方志敏决定给这三个人都写信。他用米汤分别写了三封密信。
为了便于识别，他在三封信上做了不同的记号：给党中央的信，在右角点一点；给宋庆龄的信，在右角上下各点一点；给鲁迅的信，在右角点两点。
除了这三封密信，方志敏还给送信人写了一封《遗信》。这封信没有收信人，是写给帮忙送信的人看的。
在信中，方志敏详细说明了三封密信的特征，告诉送信人如何识别它们，以及应该把它们送给谁。
写完这些密信，方志敏把它们连同部分文稿一起交给了胡逸民和向影心。向影心可以自由出入监狱，她答应帮忙把这些东西带出去。
方志敏在交给向影心之前，反复叮嘱：一定要小心，万一送不出去，就把信件全部烧掉，千万不能让敌人发现。向影心答应了，她把信件和文稿藏在衣服里，在一次探监之后，顺利地带出了监狱。
可向影心只能把东西带出监狱，她无法把东西送到上海。这个任务落到了高家骏和程全昭身上。
1935年7月初，高家骏写信给程全昭，让她尽快来南昌一趟。程全昭当时正在杭州放暑假，收到高家骏的信后，立即动身前往南昌。
程全昭到达南昌后，高家骏把情况告诉了她。他说，有一批重要的文件需要送到上海，交给几个指定的人。这批文件是方志敏在狱中写的，内容非常重要。
程全昭问：为什么要帮方志敏？高家骏说，方志敏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理想和信念让人敬佩。这些文稿如果能流传下去，对后世会有很大的意义。
程全昭被高家骏的话打动了，她答应帮忙。高家骏为她取了个化名"李贞"，意思是"力争"。他还给了程全昭20元钱作为路费，以及一张写着收件人地址的名片。
高家骏把方志敏的密信和文稿交给程全昭，反复叮嘱她一定要小心。如果遇到危险，就把东西全部烧掉，保护自己的安全最重要。
程全昭把东西藏在随身的包里，离开南昌前往上海。当时从南昌到上海的交通还不太方便，需要先坐火车到九江，再从九江乘长江客轮到上海。整个旅程需要好几天时间。
程全昭一路上都提心吊胆。她怕被国民党的特务发现，怕东西在路上丢失，怕自己完成不了任务。可她还是坚持下来了。经过几天的旅途，程全昭终于到达了上海。
到达上海后，程全昭按照方志敏信中的指示，开始逐一拜访收件人。
第一站是宋庆龄家。程全昭找到了宋庆龄在上海的住所，可当她到达时，保姆告诉她，宋庆龄去庐山避暑了，不在上海。程全昭只好把信和名片留给保姆，请保姆转交给宋庆龄。
第二站是中华职业学校，程全昭要找李公朴。到了学校后，她说明来意。李公朴出来见她，程全昭把方志敏的信交给他。李公朴接过信，神色有些疑惑，可还是收下了。
第三站是生活书店，程全昭要找邹韬奋。可到了书店后，工作人员告诉她，邹韬奋在国外，不在上海。程全昭只好把信和名片留给书店的工作人员。
最后一站是内山书店，程全昭要找鲁迅。内山书店位于上海四川路，是一家日本人开的书店，也是鲁迅经常光顾的地方。
程全昭到了内山书店，对店员说要找鲁迅。店员看着这个年轻的姑娘，缓缓地说：鲁迅先生你是找不到的。但你如果有事，我们可以转告他。
程全昭把信交给了店员，还特意叮嘱：这信需要用显影水才能看到字。店员点点头，收下了信。
程全昭送完所有的信，松了一口气。可她还有一个纸包，里面装着方志敏的部分文稿。这个纸包该交给谁呢？
那天晚上，程全昭住在宝隆医院。宝隆医院是一家私立医院，也提供住宿服务。程全昭在医院里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深夜时分，一位打扮时髦的少妇来到宝隆医院，找"李贞"。程全昭出来见她。这位少妇自称姓宋，是宋庆龄派来的。她说，宋庆龄已经知道了方志敏的事情，让她来取文稿。
程全昭看这位少妇举止得体，说话也很有分寸，就相信了她的话。她把纸包中的文稿全部交给了这位"宋夫人"。
"宋夫人"接过文稿，又劝告程全昭：你东奔西跑地送信，很不安全，容易被人注意。最好尽快离开上海，回杭州去。
程全昭听从了劝告。第二天，她就离开上海回杭州。可没想到刚到杭州，就被家人发现了。
程全昭的父母不知道女儿去了哪里，一直在找她。见到女儿回来，立即把她关在家里，不许外出。
程全昭被困在家中，无法与高家骏联系，也不知道后续的情况如何。
而在南昌监狱里，高家骏等了20多天也没有程全昭的回音，心里非常着急。方志敏也很着急，他不知道文稿是否已经送到。
为了保险起见，高家骏决定自己亲自去一趟上海。他向监狱请了假，带着方志敏的另一批文稿，前往上海寻找地下党组织。
与此同时，胡逸民也在准备送出文稿。方志敏把自己写的大部分文稿都交给了胡逸民保管。胡逸民把这些文稿藏在牢房的床板背面，等待出狱的机会。
1935年6月的上海，梅雨季节刚过，天气闷热潮湿。内山书店的店员将那封装着白纸的信件转交给了鲁迅。
鲁迅打开信封，看到几张空白的纸，心中疑惑。他把这些白纸交给了正在家中的胡风。胡风也看不出任何端倪。
两人琢磨了半天，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胡风想起了地下党的工作方式，匆匆出门去找吴奚如。
吴奚如拿过白纸看了看，立即明白了。他买来碘酒，在白纸上轻轻擦拭。随着碘酒的涂抹，蓝色的字迹一行行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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