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为伊朗当前的动荡找一个源头，答案或许不在街头抗议的标语中，也不在大巴扎商人的骚动，而是藏在未来银行（Ayandeh Bank）的资产负债表深处。
未来银行成立于2013年，由伊朗知名商人阿里·安萨里（Ali Ansari）主导成立。他出身伊朗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与伊朗最高领袖家族和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关系密切。该银行通过合并多家小型金融机构形成的，是伊朗最大的私人银行之一，在全国拥有约270家分行，仅在首都德黑兰就有150家。
未来银行以高于官方利率至少4个百分点的存款利率吸引了数百万储户，迅速扩张规模。然而，这种高息策略本质上类似于“庞氏骗局”，依赖不断注入的新资金来支付早期投资者的回报，而非可持续的盈利模式。
未来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民众存款，总额高达约2500万亿里亚尔，但超过90%的资金被分配给了银行关联方或自家管理的项目，这些贷款大多成为不良资产，从未得到偿还。这导致银行积累了巨额亏损，早在2019年，伊朗中央银行就曾介入运营，撤换管理层并尝试改革，但效果甚微，亏损在随后七年里增加了近十倍。
2025年下半年，受美国和国际制裁加剧、通货膨胀飙升以及整体经济衰退的影响，未来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彻底爆发。
2025年10月，伊朗司法总监戈拉姆侯赛因·穆赫塞尼-埃杰伊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施压央行，威胁如果不介入将采取法律行动。次日，伊朗央行宣布解散未来银行，将其资产并入国内最大的国有银行——伊朗国家银行。政府宣称，这一决定是为了防止挤兑潮进一步扩散。
未来银行宣告破产后，累计亏损近50亿美元（占伊朗GDP的1.4%-2%）。政府吸收了银行的债务后，通过大量印钞来掩盖亏损，导致严重通货膨胀。伊朗国家银行行长阿布法兹尔·纳贾扎德在国家电视台上确认资产转移完成，并向储户保证存款安全无虞。但现实中，德黑兰街头多家分行外出现长队挤兑，警方出动维持秩序，民众恐慌情绪高涨，直至引发重大街头动乱事件。
未来银行的垮台，从金融运作层面看，逻辑并不复杂。其核心模式始终围绕两点：一是以远超市场水平的高利率吸纳存款，靠新储户资金兑付旧储户利息，形成典型的借新还旧资金链；二是信贷资源高度集中，绝大多数资金流向与银行创始人及政治关系网深度绑定的地产、商业项目，德黑兰地标性的伊朗购物中心（Iran Mall）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这些项目普遍存在规模过大、回报周期冗长的问题，且全程游离于常规金融监管之外。在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后，这些项目盈利更不可能。
伊朗央行对其潜在风险早有察觉，却一再通过政策倾斜为其“续命”；监管部门即便发现违规痕迹，也因权力结构的掣肘而束手无策。这恰恰是伊朗金融体系的常态：银行并非承担风险中介功能的金融机构，而是权力阶层变现利益的提款机。
未来银行倒闭事件所暴露的，是伊朗体制内部根深蒂固、高度稳固的权钱交换机制。在伊朗的权力生态中，金融、地产、能源、军工等核心领域与政治精英群体之间，始终不存在清晰的边界，利益交织形成严密的网络。
外界关于未来银行倒闭的报道及多项独立调查均指向一个关键问题——政治庇护。这构成了伊朗最高权力结构的核心悖论：对外高调宣称打击腐败、反对资本掠夺，对内却高度依赖裙带资本主义模式维系统治根基，用体制性腐败换取权力稳定。
未来银行倒闭的真正风险，不在于资产损失的规模，而在于损失的最终承担者：先是普通民众，然后就是伊朗政权本身。这种“国家买单”的剧本，在伊朗每一次重演，都在持续消耗民众对体制的信任。
更值得警惕的是，此次金融危机正与伊朗社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压力形成叠加效应：国际环境和地区环境对伊朗政权极为不利；长期高通胀不断侵蚀中产阶级与底层民众的收入；年轻人口失业率居高不下，民生预期持续低迷；国际制裁背景下，经济增长陷入停滞，而精英阶层却通过利益输送持续积累财富、转移风险。
在此背景下，一家银行的倒闭，很容易被民众解读为体制为自身腐败恶果买单，却将成本转嫁给普通大众的又一例证，金融领域的不满情绪向政治层面蔓延。在特朗普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出手的背景下，单一金融事件极有可能演变成引发地缘政治动荡的重大冲突。从这个角度说，未来银行的倒闭并非一场偶然的金融事故，而是伊朗体制崩坏的先兆。这也再次说明，国家的治理能力，已经不仅仅是其自身的问题，更成为大国政治竞争中博弈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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