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23日，在湘南桂东的密林里，叛徒发起突袭，夺走了一位老革命者的生命。
敌人为了邀功，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悬挂示众。与他一同遇害的，还有他的夫人。
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得知噩耗后，悲痛不已。
他对老师徐特立感叹道：
这位让毛泽东如此敬重和痛惜的方先生，就是方维夏。
他们师徒二人可以说是惺惺相惜。
方维夏任教时常对妻子说:“润之是我最好的学生。”
他不仅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良师，更是一位人生轨迹充满“反转”的传奇革命家：从清末的教育科长到共产党的坚定战士，从本可安享高官厚禄到选择一条最艰苦的绝路。
方维夏的牺牲，是我党和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
虽然主犯最终被处决，但这样的代价，永远无法弥补一个集体失去精神榜样与情感纽带所留下的、那种看不见的深刻创伤。
若他没有牺牲，从资历、品德等方面来评价，他是有可能成为与“延安五老”齐名的革命长者。
那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又为何会落得如此壮烈的结局？
方维夏的人生起点，在旧社会是非常之高的。
1880年11月，方维夏出生于湖南平江县长寿街一个普通的家庭。
同时受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的影响，方维夏看着底层百姓受苦、官场腐败不堪，再也坐不住了。
而在当时，进入新式师范学堂系统学习教育救国理论，是实现抱负最可行的途径。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积贫积弱，列强横行。
方维夏从中路师范毕业后，想培养新式人才，教育救国，于是回到家乡创办长寿高等新式学堂，教授先进的知识和思想。
如此新潮的做法让四邻八乡都不理解，也指指点点。
这相当于在清朝末年公然叫板封建教育体系。
方维夏不管，他深知读死书是不能救中国的，他要教的是能走路、能看世界的新人！
不久，在新思想、新知识、新科学浪潮的感染下，他感受到自己学识还不够，于是他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因成绩优异，后被选派公费留学日本。
在东京农业大学，方维夏系统学习了现代农业科学，但他更关注的是日本何以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
留学期间，他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潮，内心逐渐萌发变革的种子。
1911年夏，方维夏应母校湖南第一师范之聘来到长沙，任博物（自然科学类）、农业（生物农业相关类）教员。
这位既有传统功底又具现代视野的老师很快赢得师生敬重，被尊称为“方圣人”。
此时，一位来自湘潭的农家青年刚转入一师不久，他就是毛泽东。
在李氏芋园的课外哲学研究小组，毛泽东、蔡和森等进步青年常向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师长请教。
方维夏对这位思维敏锐、志向远大的学生格外欣赏。他不仅传授知识，更引导毛泽东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读无字之书。
这就是方维夏和别的老师不一样的点，他不喜欢死读书，教博物课会带着学生去岳麓山采集标本，现场讲解。
教农业课会开辟实习园地，让学生自己种地浇水。更难得的是，他特别看重学生的独立思考。
尤其是毛泽东那些“出格”的新式想法，在他眼里都是难得的闪光点。
方维夏的教育理念在当时颇为超前。
他主持修订一师《校章》，明确规定“本校学生每学期休学旅行一次”，鼓励学生接触社会。
毛泽东这些游学的经历给老师和同学分享，这也给他后续的革命工作带来了宝贵的经验。
所以他多次对妻子提到:“润之是我最好的学生。”
在1915年，一场风波差点中断毛泽东的学业，方维夏挺身而出，“力保”了这位最好的学生。
1915年，校长张干出台了一个规定，要向学生征收额外费用（学杂费），还压制学生的爱国活动。
毛泽东气不过，写了一篇传单批评张干，把校长的所作所为一条条列出来，在学校里悄悄流传。
张干得知后勃然大怒，非要把毛泽东开除学籍。
就在这危急时刻，方维夏站了出来，联合徐特立、杨昌济等几位老师，找到张干据理力争：“学生忧国忧民，反对不合理规定，何错之有？你要是开除毛泽东，我们这些老师也辞职！”
为了保住毛泽东，方维夏还特意去找张干解释，说：“毛泽东这学生有大志向、有真本事，现在正是培养的时候，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毁了他。”在几位老师的坚持下，张干最终收回了成命。
除了护着毛泽东，方维夏也是他们的革命引路人。
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中国，方维夏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救中国的新出路。
1920年他联合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发起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公开研究社会主义，还拿出自己的工资支持研究会活动。
他常对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光读书不行，要看看别人是怎么救国家的，俄国的革命经验值得我们好好学。”
此时的方维夏已是省议员，身居高位，也是湖南省长公署教育科科长，省教育会会长。
1924年初，方维夏南下广州。此时国共合作已经形成，他被老上级谭延闿任命为湘军第五军秘书长，兼任湘军（国民党）特别党部筹备处负责人，深受器重，妥妥的“高官苗子”。
虽然身处权力中心，方维夏却保持着清醒认识。
44岁的方维夏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也是我们开头毛泽东为何提到方先生放弃高官不做，40多岁投身革命。
其实方维夏的选择，早有铺垫。在担任省教育会会长时，他就顶着压力推动教育经费独立，支持私立学校发展，还拿出自己的工资资助平民夜校和工人学校。
他曾在省议会的讲台上，公开支持工人罢工，他揭露赵恒惕“联省自治”的骗局，说“这就是借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祸国殃民”。
1924年11月，经李六如介绍，方维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方维夏立即投入改造旧军队的工作。当时谭延闿的湘军名义上有5个军，实则官多兵少，士气低落。
方维夏协助整编部队，并在广州创办湘军讲武堂（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兼政治教官。
在讲武堂，他专门邀请毛泽东前来作政治报告，用进步思想影响年轻军官。经整训的湘军战斗力明显提升，在北伐中屡立战功。
1927年风云突变。老蒋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方维夏毫不犹豫地站在共产党一边。
他担任贺龙第二十军第一师党代表，参加南昌起义。
起义失败后，他辗转抵达苏联，出席中共六大，并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1年，方维夏从苏联回国，主动要求前往条件艰苦的苏区工作。
在湘赣苏区，他先后担任教育部部长、司法部部长，创办列宁小学700多所、工农夜校800所。
他主持编写的《识字课本》成为苏区扫盲的重要教材。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组织考虑方维夏年过五旬，建议他随军转移。但方维夏主动请缨留守，开辟游击根据地。
他被派往湘粤赣边区，带领百余人枪进入桂东东边山。
游击战争异常艰苦。1935年初，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团长李宗保叛变投敌，政委旷珠权缴械投降。
部队濒临瓦解之际，方维夏挺身而出，收集整顿余部，他还效仿苏联红军的经验，在山里办起了干部训练班，给战士们讲革命道理，教他们游击战术。
与桂东游击队会合不久后，他们在湘粤赣边界重新打开局面。
为了团结群众，方维夏想出了一个妙招：打土豪、分财物，还专门帮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
当时桂东有个青铜钨矿，资本家和工头克扣工人工资，打骂工人。
方维夏得知后，连夜带着游击队偷袭矿山，炸开敌人的碉堡，把资本家的财物全部分给工人。
还号召大家：“团结起来，跟剥削你们的人斗争到底！”这一下，老百姓都把游击队当成了自己人，偷偷给他们送粮、送情报，甚至有人主动报名参军。
在战术上，方维夏也有自己的一套。
他知道游击队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就发明了“化整为零、昼伏夜出”的战法——敌人“拉网清剿”时，他们就分成十几个小队伍，躲进深山；敌人放松警惕时，就突然出击，打了就跑。
油箩口一战，他们消灭了敌人一个排，缴获7支长枪和上千发子弹。
小江一战，打垮了保安团两个连；上庄隘口伏击战，打死打伤敌人近百人。
短短一年时间，方维夏就把一支濒临溃散的队伍，发展成了1000多人的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游击区纵横数百里，涵盖湘南、赣南、粤北十几个县。
敌人慌了神，叫嚣着“不把共军打死，也要烧山把他们烧死、困死”。
于是调集三省兵力进行“围剿”，还强迫群众移民并村，不准给游击队送粮。
最艰苦的时候，游击队三五天吃不上饭，只能挖竹笋、嚼蕨根，有时候连火都不敢生，生吞野菜充饥。
可方维夏始终和战士们同甘共苦，56岁的他每天行军几十里，晚上还坚持给战士们上课。
有战士问他：“方先生，我们能坚持到胜利吗？”他笑着说：“只要我们守住信仰，守住民心，胜利就一定能到来。”
可惜，革命的道路上，总有经不起考验的叛徒。
1936年4月，方维夏带着警卫员和通讯员，隐蔽在桂东县普乐乡新庄村的仙背山上，因为敌人封锁太严，只能靠当地三个农民——黄猷斌、郭先古、黄光古送粮度日。
这三个人之前受过游击队的照顾，方维夏把他们当成自己人，从没怀疑过。
可他们没经住国民党沙田乡乡长郭英汾的威逼利诱。
郭英汾抓住他们和游击队联系的证据，一边用重金悬赏，一边威胁他们。最终，这三个人动了邪念，答应帮郭英汾杀害方维夏。
1936年4月22日，黄猷斌三人假装送粮上山，一脸关切地对王淑兰说：“嫂子，你们在这儿住太久了，敌人迟早会找来，我们带你去山下找个安全的地方搭棚子。”
方维夏和王淑兰信以为真，就让警卫员和通讯员跟着他们先下山探路。谁知道，刚到山下，这三个叛徒就露出了真面目，残忍地杀害了两名警卫员。
第二天清晨，黄猷斌三人再次上山，此时方维夏正和妻子煮着早饭。
他们假装没事人一样照常接近，然后已试枪为由，突然调转枪头对着方维夏扣动了扳机。
这位56岁的革命老人，倒在了血泊中。王淑兰悲愤交加，扑上去想和叛徒拼命，也被他们残忍杀害。
之后，叛徒们割下方维夏的头颅，去县城邀功请赏。
敌人还把方维夏的头颅挂在桂东县城的下黄桥“示众”，后来又送到长沙给湖南省主席何键邀功。
可他们没想到，这颗头颅没有吓倒革命者，
反而激起了更多人的反抗——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悄悄把方维夏和王淑兰的遗体掩埋在仙背山上，等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半年后，消息传到陕北，徐特立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毛泽东，其悲痛不已，他对徐特立说：“方先生是我的好老师、好同志啊！他敦品励学，德高望重。”
善恶终有报。新中国成立后，杀害方维夏的叛徒和主谋，一被揪了出来。
首先落网的是主谋郭英汾，人民政府很快查清了他的罪行，将他依法清算，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紧接着，叛徒黄猷斌被当地群众检举揭发，大家早就恨透了这个卖主求荣的小人，主动带着干部找到了他的藏身之处。面对铁证，黄猷斌无从抵赖，最终被处决。
亲手开枪杀害方维夏的郭先古，以为能隐姓埋名逃过一劫，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有人发现他躲在深山里种地，立刻报告了政府。干部们带着群众把他团团围住，将他捉拿归案。经审判，郭先古因犯下滔天罪行，被依法处决。
参与谋杀的黄光古，也没能逃脱惩罚。他跑到外地打工，可心里的恐惧让他日夜不宁，最终被群众发现举报。
人民政府逮捕他后，依法判处其死刑，为牺牲的烈士报了仇。
这四个凶手的下场，印证了一个道理：背叛信仰、残害英雄的人，永远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真正的英雄，会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1948年，方维夏的学生和家乡父老，在平江为他修建了一座衣冠墓，刻碑纪念这位革命先烈。
新中国成立后，桂东县政府在仙背山修建了方维夏烈士纪念碑，每年都有群众和学生前来扫墓献花。他当年创办的学校、推动的教育革新，如今都成了宝贵的遗产；他带领游击队开辟的游击根据地，为后来的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方维夏的一生，是从书生到革命者的蜕变，是从高官厚禄到深山游击的选择。
他44岁入党，56岁牺牲，用16年的革命生涯告诉我们：信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关键时刻的坚守，为劳苦百姓着想，是哪怕付出生命也不退缩的勇气。
他教过毛泽东，护过革命者，帮过穷苦人，他的故事不该被遗忘。
今天，我们提起革命先烈，不能只记得那些家喻户晓的名字，更要记得方维夏这样的“幕后英雄”。
他们用一生践行信仰，用鲜血浇灌希望，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铭记方维夏，就是铭记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就是铭记：永远要站在人民这边，永远要坚守心中的正义与信仰。向方维夏烈士致敬，英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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