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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段瑞聪(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将在1月23日召开的通常国会上宣布解散众议院，启动新一轮选举。围绕此次众议院解散，真正引人关注的，与其说是其在制度或政治时机上的合理性，不如说是高市早苗所采取的决策方式本身。据相关报道，在做出解散决定之前，高市并未事先与自民党内的重量级人物麻生太郎进行磋商，也未与实际掌管党务运作的干事长充分沟通。从自民党长期形成的决策惯例来看，这一做法显然属于异例，难以简单视为程序上的疏忽，更应理解为一种具有明确意图的政治判断，反映出高市在权力运用与政治节奏把握上的独特取向。
在自民党政治中，解散国会虽然在制度上属于内阁的专属权限，但在实际运作中，始终是一项必须通过党内共识才能顺利实施的政治行为。尤其是前首相级别的实力人物以及干事长，在解散判断中事实上拥有近似否决权的影响力。即便如此，高市仍将他们排除在决策圈之外，这一事实表明，她选择优先考虑的并非“说服”或“协调”，而是“决断”本身。
理解这一判断，有必要将其置于高市政权成立以来的支持结构之中。自2025年10月高市内阁成立以来，内阁支持率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显示出高市早苗个人形象与政策姿态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社会认可。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民党整体支持率并未出现同步的大幅上升。这种“内阁高支持、执政党低回暖”的结构性背离，表明高市政权的支持基础更多集中于个人领导力，而未能有效转化为对自民党这一组织的广泛认同。换言之，高市内阁的受欢迎程度，并不等同于自民党党势的整体回升。
从结构层面来看，这种背离至少揭示出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高市内阁在安全保障、国家认同等议题上，确实成功吸引了部分无党派选民及保守取向选民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尚未转化为对自民党的稳定、持续的政党认同。其二，自民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所积累的组织性疲劳、政治资金问题、既得利益集团化的公众形象以及党内结构性矛盾，并未因领导层更替而得到根本性缓解。在此背景下，高市在研判选举形势时，较以往更倾向于倚重个人声望与议题动员能力，而非依托党组织本身的传统动员机制。
与此同时，还必须注意高市的政治自我定位问题。高市早苗始终以“安倍晋三接班人”自居，这一姿态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凝聚保守派核心支持层，但同时也构成其政治领导力的结构性制约。与安倍晋三相比，高市无论在政治资历、派阀经营能力，还是在党内长期积累的权力网络方面，都难以相提并论。安倍是在多次执政与党内权力博弈的反复历练中，逐步建立起对自民党、内阁与官僚体系的综合掌控力；而高市则更多依赖理念号召与象征性的“继承关系”，其党内整合能力明显不足。
正因如此，高市政治呈现出一种“安倍式话语”与“非安倍式权力基础”之间的张力。她能够动员部分选民对安倍政治遗产的情感认同，却尚未具备安倍那样通过派阀调停、利益分配与制度运作来吸纳异质力量的能力。这也使其执政方式更容易滑向高度个人化与决断主义，而缺乏必要的缓冲机制。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此次解散所面临的结构性不利条件显得尤为突出。一方面，公明党已转而站到在野阵营一侧，并与立宪民主党联手成立新党“中道改革联合”，在野势力的再整合无疑将对选举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作为执政联盟一员的日本维新会，又在多达64个选区与自民党直接竞争。这意味着执政阵营在选举层面并未形成有效协调，选票分散在结构上难以避免，自民党要在这种条件下实现单独过半，难度显著上升。
在这样的情势下，党内难免会出现谨慎论乃至反对论。对高市而言，事前协商本身就意味着解散决定可能被“封杀”的风险，因此，为了规避这一点而选择“不进行协商”，并非偶然之举，而是一种高度风险化的选择。
然而，这一选择也直接触及党内权力关系的敏感神经。回顾上一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外界几乎一致认为小泉进次郎将胜出，但最终高市之所以能够当选，关键在于获得了麻生派以及大量地方自民党议员的支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此次解散事前未与麻生太郎进行沟通，势必引发其不满，并可能在选举过程中以各种形式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这一解散也强烈地凸显了高市政治的治理风格。将拥有派阀影响力的麻生以及掌控实务的干事长排除在外而推进解散，显示出她试图与以合议、事先沟通为特征的自民党传统运作方式拉开距离，并向党内外传递出“最终判断由总裁做出”的明确信号。若这一选择获得成功，甚至可能动摇乃至重塑自民党内部既有的权力结构。
但与此相对，这次解散也将失败时的政治风险几乎全部集中到自民党总裁一人身上。即便自民党在选举后仍维持第一大党地位，但若不能单独获得过半数，“独断解散”的责任追究将不可避免；在对维新会依赖加深的同时，党内向心力势必进一步下降。若遭遇较大败绩，解散判断本身甚至可能直接成为要求更换总裁的决定性理由。
综上所述，此次解散并非单纯的选举战术选择，而是一场高度个人化的政治豪赌。它不仅押上了选举的胜负，更押上了高市试图以何种统治原理来领导自民党这一根本问题。胜利，则可确立其“后派阀型领导人”的地位；失败，则将迅速被固化为“独断型领导人”而陷入孤立。此次解散，与其说是在检验选举结果，不如说是在考验自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与政治文化，其历史意义，或将成为一处分水岭。其最终意义，仍有待选举结果与党内权力再配置过程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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