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是看到的一个问题，下面是我的一些思考。内容很长（约3500字上下），建议收藏细看。写稿不易，欢迎给点点推荐~
这个，才是当时，能救中国的唯一正确选择。
在近代中国，谁能够领导人民，将祖国和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役下拯救出来，结束那个黑暗的时代，谁就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当时稍微有点志气的人，都想着救亡图存，不要灭种亡国。
像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等，这先后一系列的努力，多少都带着这种性质。但很遗憾，所有的运动、各种主义，多少聪明人抛头颅、洒热血，几乎都试过了，最终都未能成功。
可见，如果没有正确的引路人，即便客观条件也达到了，也很难或者抓不住机遇，也会失败。所以，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止一次地讲道：“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在毛选第一卷第一篇，开头就概括了一个根本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换句话说，过去成效不大的原因在于未能彻底解决“谁领导、依靠谁、打击谁”这一根本的问题。
再换句话说，谁解决了这个问题，谁就能有了救中国成功的可能。
“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而《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分析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一旦马克思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这一问题就解决了，也就有了成功的可能。《毛选》的智慧，恰恰在于没有机械照搬《共产党宣言》中针对19世纪西欧的具体结论，而是抓住了其根本的方法论与历史规律，并以此作为武器，对中国的独特国情进行了更为精密的解剖，从而得出了“共产主义能救中国”这一科学的结论。
欲知我之成，必先言彼之所以不成。
1.为什么败了？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为我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清末的旧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其革命任务具有特殊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而历史上的“探索者”，均受其所属阶级的固有局限性的束缚，比如我们来看下面这几个典型的。
（1）旧式农民战争的局限性，如太平天国运动，本质是一场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旧式农民战争。具有反封建的正义性，但是，“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
（2）地主阶级的“自强”尝试，洋务运动，本质是封建统治阶层内部的“自救”运动。在帝国主义时代，“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因此，他们不可能触动封建制度的根本，其目的是“用资本主义的皮毛，来维护封建主义的骨肉”。企图在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引进技术实现富强，这本身无异于幻想。而且封建官僚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无法动员社会力量，注定了失败。
（3）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软弱性，如戊戌变法，本质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发起的君主立宪改良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具有 “两面性”，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压迫时，有一定革命性，但因其经济和政治上与封建势力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具有 “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所以他们“根本无力，而且不敢发动群众”，将希望完全寄托于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和少数官僚，其方案是“跪着造反”。一旦触及封建顽固势力利益，便毫无还手之力。
（4）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辛亥革命有成就，也有局限，它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帝制是伟大功绩。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导致其 “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它既没有发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也没有建立坚强的革命武装和统一集中的革命政党，政权最终落入封建军阀手中，革命果实得而复失。以此来看，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规律与人民选择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核心问题：未能解决“土地”与“农民”关系这一根本问题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
所有未能成功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未能真正动员农民的运动，都如同无根之木，很难成功。
洋务、戊戌、辛亥，都忽视了农民。太平天国虽提出《天朝田亩制度》，但未能科学实施。
只有认识到，“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才有可能成功， 土地革命的实践，正是这一认识的体现。
其次，是缺乏正确的战略
在旧中国，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反动势力拥有强大的武装。
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的革命斗争形势，只能是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戊戌变法幻想通过和平请愿实现变革；辛亥革命虽有一定武装，但未能建立与群众结合的牢固军队，很快被军阀篡夺，他们都未能认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一中国革命的残酷真理。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因其根基，正是对农民力量的深刻认知和对武装斗争极端重要性的彻底把握。
2.为什么成功了？
早期共产主义者从《宣言》中获得的，首先不是一幅欧洲工人受压迫的静态画面，而是一套分析社会、指明变革方向的方法论工具。
首先，“阶级斗争”是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好方法。
《宣言》中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一观点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革命性的启蒙意义。明确了这点，就不再将中国的积贫积弱，简单归咎于“技术落后”或“道德沦丧”等原因，而是开始从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利益对立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毛选》开篇神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便是这一方法论的应用，运用阶级分析法，将中国社会分为地主、买办、中产、小资产、半无产、无产阶级等。他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是革命的敌人，而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广大的农民（特别是贫农）是最可靠、最广大的同盟军。
尽管当时中国工业无产阶级人数很少，但因为中国存在着比欧洲更庞大、处境更悲惨的被压迫阶级（主要是农民），以及更凶恶的压迫者联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革命在中国不仅有必要，而且有着比欧洲更深厚的社会基础！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宣言》阐述了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并必然走向共产主义（其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这为深陷“历史循环论”和“文明失败论”里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进步的历史观。
它让早期我党人相信，中国虽然落后，但并非处于独特的历史轨道之外。
封建社会的崩溃和某种程度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使得中国可以、而且应该在先进理论指导下，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这不是对《宣言》一字一句的套用，而经过科学的分析，对其揭示的历史规律的方向性把握。
但是，方法和分析工具再好，也不一定可以运用的好，还是那句话，没有伟人，中国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在掌握方法论后，以教员同志为代表的早期我党英烈们，精准诊断了中国的社会性质，这完全超越了《宣言》对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
一是提出了刚才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核心论断，他详细分析了帝国主义如何通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手段操纵中国，扶持买办和封建势力作为其统治支柱。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简单的“资产阶级 vs 无产阶级”，而是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前者是最最主要的矛盾。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不是反对本国资产阶级（他们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可能是同盟军），而是反帝、反封建。
二是由过去的一切革命斗争经验，推导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道路。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老人家明确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理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这种两步走的战略，既遵循了《宣言》指明的社会主义方向，又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巨大理论创新。它回答了在资本主义极不发达、无产阶级力量弱小的国家，如何运用《宣言》原理进行革命的问题！
所以你看，早期对“共产主义能救中国”的坚信，绝非源于对《宣言》字句的盲从，而是源于一个科学的、动态的认识过程，这个过程，《毛选》是最好的总结。这里抛砖引玉，不能言其万一。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用真理去指导实践，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可是，这个过程，艰辛无比，困难无比，既要有天才般的领导，又要有百折不挠的集体努力，先辈们奋斗了百年，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才有了民族独立的结果！
以此来看，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规律与人民选择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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