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总说年味淡了，人情薄了，可看看那时候，一个冬天，一场雪，就能检验出人心里最真的东西。
1983年，我三姨带着我表姐，从那个叫野狼沟的穷山沟，顶着大雪走了几十里路，来我家拜年。那时我才七岁，记忆里全是冷和饿。三姨父没来，说是去外地挖煤了，过年回不来。现在想想，哪是回不来，是没法回。那时候小煤窑，人下去就是搏命，电话也没有，一场大雪封了山，他可能就在矿棚里啃窝头，就为了过年那几天能多挣几块钱。
家里就一盘五花肉，肥多瘦少，在桌上推来推去。我妈夹给表姐，三姨又夹回给我。最后那肉都快凉透了，谁也没舍得动几筷子。主食是红薯干，硬邦邦的，得就着热水才能咽下去。三姨说，在她们沟里，这就是过年的口粮了。
最让我忘不了的，是那碗白糖水。
吃完饭，我妈翻箱倒柜，找出一个快见底的糖罐子，用勺子刮得刺啦刺啦响，刮出最后一点糖末，冲了四碗水。我和表姐一人捧着一碗，小口小口地抿，甜得直咂嘴。那点甜味，能从喉咙一直暖到心里去。现在一罐糖算什么，那时候，那是家里能拿出来的最高级的待客礼了，是刮干净家底的心意。
年后开学，表姐月琳差点就没书读了。三姨家实在拿不出那两块五的学费。我妈知道了，二话没说，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手帕包，层层打开，里面是皱巴巴的零钱，凑了五块塞给三姨。三姨死活不要，说我妈家也不宽裕。我妈急了，说孩子读书是天大的事，这钱你先拿着，以后有了再说。
那五块钱，是我家当时全部的现钱，是一年的油盐钱。五块钱，在1983年能买一百个鸡蛋，三十斤小麦。就这么给出去了。
就因为这五块钱，我表姐没在八岁那年辍学回家放羊。她读完了小学，上了初中，后来考上了师范，成了我们县里第一批正儿八经的乡村女教师。再后来，她家几个孩子，有当医生的，有进厂的，整个家的命脉，就从那年的野狼沟，慢慢走出来了。
我后来总想，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一个家庭的轨迹？
不是多么宏大的叙事，就是1983年冬天，那一碗刮干净罐底的白糖水，和那五块带着体温的学费。是人在最窘迫的时候，依然愿意把最后一点甜分给你，把最后的底子托你一把的那点真心。
现在日子好了，什么都不缺了。可那种把家底掏空也要让你先过好的劲儿，那种笨拙又滚烫的仪式感，好像也一起留在了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或许，年味从来不是烟花多响，红包多厚。它就是风雪夜里为你留的那盏灯，是推来推去的那盘肉，是明知自己也不易，却仍要拉你一把的那双手。
那个年代很苦，但人和人之间，是真的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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