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方志敏全集》《方志敏狱中文稿》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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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江西南昌，寒风凛冽。国民党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内，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牢房里，36岁的方志敏正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窗外铁丝网上挂着薄霜，屋内潮湿阴冷。他面前摆着一只破旧的瓷碗，里面是早晨剩下的半碗米汤。
方志敏握着一根削尖的竹筷，蘸着碗里的米汤，在粗糙的草纸上一笔一划地书写。
这些用米汤写成的字迹，在纸上几乎看不见任何痕迹，只有等纸张完全干透后，对着特定角度的光线，才能隐约辨认出那些文字的轮廓。
牢房外传来看守沉重的脚步声，方志敏迅速把那几张写满字的纸塞进破棉袄的夹层，然后若无其事地靠在墙上，闭目养神。
【1】怀玉山区的困境与被俘
1934年11月，方志敏接到命令，率领红十军团北上抗日。这支部队由原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合编而成，共计一万余人。部队从江西出发，计划穿越国民党控制区，与其他红军部队会合。
进入12月后，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调集了数万军队，在赣东北地区布下天罗地网。
红十军团的行进路线被敌人侦知，各个要道都驻扎着重兵。粮食补给成了最大的问题，部队只能靠挖野菜、剥树皮充饥。
到了1935年1月初，红十军团进入怀玉山区。这里地势险要，山高林密，本是易守难攻之地。
方志敏本想利用地形休整部队，再寻找突围机会。谁知国民党军队早有准备，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
1月中旬，包围圈越收越紧。国民党军队采用步步为营的战术，白天用飞机侦察轰炸，晚上派小股部队骚扰。
红军战士们连续作战多日，极度疲惫。更要命的是弹药消耗殆尽，许多战士手中的枪里只剩下最后几发子弹。
大雪封山的日子里，红军战士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雪地里行军。
脚上的草鞋早已破烂不堪，许多人赤脚踩在雪地上，留下一串串血印。夜里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没有棉衣御寒，只能几个人抱在一起取暖。
1月24日，国民党军队发起总攻。密集的炮火覆盖了整个山头，红军阵地被炸得面目全非。
方志敏组织部队奋力抵抗，可敌众我寡，兵力悬殊实在太大。激战持续了整整五天，红军伤亡惨重。
1月29日清晨，方志敏率领剩余的几百名战士向北突围。他们摸黑行进，想要趁着夜色甩开敌人。
不料天刚蒙蒙亮，就遭遇了国民党的一个团。双方在山坳里遭遇，展开了激烈的交火。
战斗进行到中午，红军的子弹已经打光。方志敏下令用刺刀冲锋，可敌人数量太多，很快就将这支队伍分割包围。混战中，方志敏与大部队失散，只剩下几名警卫员跟随。
他们躲进了一片密林，想等到夜晚再行动。可国民党军队搜山搜得很仔细，派出大量搜索队，一片林子一片林子地搜。下午三点左右，方志敏一行人被一支搜索队发现。
警卫员们想要掩护方志敏突围，可四面都是敌人。短暂的交火后，几名警卫员全部牺牲。方志敏身上没有武器，被敌人团团围住，最终被俘。
抓住方志敏的是国民党的一个连长。这个军官一开始并不知道抓到的是谁，只是看这个人虽然衣衫褴褛，但气质不凡。
盘问之后，方志敏坦然承认了身份。消息很快上报，国民党军官们欣喜若狂，这可是一条"大鱼"。
他们立即对方志敏进行搜查，想要找到传说中红军根据地的"金银财宝"。几个军官把方志敏全身上下翻了个遍，从头到脚仔细搜查。
可搜查的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除了一支旧钢笔、一块破怀表和几张草纸，方志敏身上连一枚铜板都没有。
负责搜查的军官不相信，又搜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他们想不通，一个管理过数百万经费的根据地领导人，怎么会穷到这个地步。方志敏平静地看着这些人，没有说话。
当天傍晚，方志敏被押送下山。一路上遇到许多国民党士兵，他们听说抓到了方志敏，都围过来看热闹。
有的人指指点点，有的人冷嘲热讽，方志敏始终保持沉默，昂首挺胸地往前走。
经过三天的押送，1月31日，方志敏被送到了南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亲自审讯，想要方志敏交代红军的秘密。方志敏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只是要求按照战俘待遇对待。
审讯进行了好几轮，都没有结果。国民党方面决定暂时将方志敏关押，等待上级指示。2月2日，方志敏被正式收押进国民党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关在一间单人牢房里。
这间牢房位于看守所的最深处，墙壁厚实，铁门沉重。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小木桌和一个马桶。
窗户很小，装着铁栅栏，外面还钉着铁丝网。牢房外有专人看守，每隔两小时换岗一次。
【2】狱中岁月与米汤写作
进入看守所后，方志敏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囚禁生活。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多次派人来劝降，开出各种条件，想让他"转变立场"。
第一个来的是熊式辉的秘书，带来了熊式辉的口信。这位秘书坐在方志敏对面，摆出一副同情的样子，说只要方志敏肯发表一份声明，宣布脱离组织，就可以保住性命，还能获得高官厚禄。
方志敏听完，只说了四个字：痴心妄想。秘书碰了一鼻子灰，悻悻离开。
过了几天，又来了一个自称是方志敏老乡的人。
此人说起了同乡旧事，谈了半天家常，然后话锋一转，劝方志敏"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顽固不化"。方志敏冷冷地打断他，让他不要再浪费时间。
类似的劝降持续了一个多月，来的人越来越多，用的手段也越来越花样翻新。有的许以金钱，有的许以官位，有的威胁，有的利诱。方志敏的态度始终如一：绝不动摇。
到了3月份，国民党方面看劝降无望，改变了策略。他们给方志敏送来纸笔，要求他写"悔过书"、"自首书"，只要写了，就可以从宽处理。
方志敏接过纸笔，确实开始写东西。看守们以为他终于屈服了，心里暗自高兴。过了几天，看守来收"悔过书"，方志敏交出了几页纸。
看守拿去一看，脸色顿时变了，上面写的根本不是什么"悔过书"，而是方志敏对革命道路的坚定信念。
看守所长大怒，命令收回所有纸笔，不许方志敏再写任何东西。可这反而激起了方志敏的写作欲望。他决定用另一种方式，把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
方志敏注意到，每天送来的饭食都有一碗稀粥。粥很稀，上面漂着一层米汤。他想到了一个办法：用米汤当墨水。
米汤的特性很特殊，刚写在纸上时是透明的，几乎看不见。但等纸张干透后，米汤会在纸上留下淡淡的痕迹。如果对着阳光或灯光看，就能隐约辨认出字迹。
用米汤写字需要一支笔。方志敏找到一根吃饭用的竹筷，用牙齿咬，用手指掰，费了好大劲才把竹筷削尖，做成了一支简陋的笔。
纸张是个问题。方志敏想了个办法，他装作要写"悔过书"，向看守要来了一些纸。看守以为他真的要悔过，便答应了。
一切准备就绪，方志敏开始了他的秘密写作。每天早晨，他把粥里的米汤倒进碗里，等到中午或下午，就用竹筷蘸着米汤在纸上写字。写完后，要小心地把纸藏起来，不能让看守发现。
最初的几次尝试不太成功。米汤太稀，写出来的字迹太淡，干了之后几乎看不见。方志敏反复试验，发现要把米汤稍微放一会儿，让它变得浓稠一些，写出来的效果会好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藏匿这些文稿。牢房很小，能藏东西的地方不多。
方志敏把写好的纸张叠得很薄，然后塞进破棉袄的夹层里。每次看守来检查时，他就把棉袄盖在身上，装作睡觉的样子。
3月下旬，方志敏写完了第一篇文章《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篇文章记录了他参加革命的经历，以及对革命道路的思考。全文几千字，用米汤写在了十几张纸上。
写完后，方志敏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如何把这些文稿送出去？
他开始观察看守所里的每一个人，想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对象。看守有好几个，大部分人都对囚犯态度恶劣，只有一个叫高易鹏的年轻看守，眼神里偶尔会流露出一丝同情。
高易鹏二十多岁，家境贫寒，为了生计才来当看守。他不像其他看守那样对囚犯动辄打骂，执勤时也比较随和。方志敏决定试探一下这个年轻人。
一天，高易鹏来送饭，方志敏主动和他聊天。他问高易鹏家在哪里，家里有什么人，为什么来当看守。
高易鹏起初很警惕，简短地回答了几句。方志敏也不追问，只是偶尔聊几句家常。
这样过了十几天，高易鹏渐渐放松了警惕。他发现方志敏和其他囚犯不一样，谈吐不凡，见识广博。
有时候方志敏会讲一些外面的事情，讲国家的现状，讲普通百姓的生活。这些话让高易鹏深有感触。
高易鹏的家在江西农村，父母都是佃农，一辈子辛苦劳作，却依然穷困潦倒。他从小就看惯了地主的剥削，看惯了官府的腐败。
方志敏的话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让他开始思考：自己守着的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
4月初的一天，方志敏觉得时机成熟了。他把高易鹏叫到牢房门口，压低声音说，自己写了一些东西，希望能带出去。
高易鹏犹豫了，他知道这么做的风险。方志敏看出了他的顾虑，没有强求，只是说：如果你愿意帮忙，我会非常感激；如果不愿意，我也理解。
高易鹏回去想了一夜。第二天，他来到方志敏的牢房，轻轻点了点头。就这样，一条秘密的传递渠道建立起来了。
方志敏把用米汤写成的文稿交给高易鹏，高易鹏把它们藏在衣服夹层里带出看守所。
出去之后，他把文稿交给一个在菜市场卖菜的中年妇女。这个妇女其实是地下党的联络员，专门负责接收狱中传出的消息。
从4月到7月，方志敏陆续写了十几篇文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可爱的中国》。
这篇文章倾注了方志敏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他在文中描绘了未来中国的美好景象，表达了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可爱的中国》全文近万字，方志敏用了整整一个月才写完。每天他都要花几个小时蘸着米汤写字，写得手指发麻，眼睛酸涩。写完后，他把文稿一页一页检查，确保每个字都清晰可辨。
除了《可爱的中国》，方志敏还写了《清贫》《狱中纪实》《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文章。
这些文章有的记录革命经历，有的抒发个人情怀，有的阐述革命理论。每一篇都饱含深情，每一篇都是方志敏用生命写成的。
在写作的过程中，方志敏还写了一些信件。这些信件要寄给外面的同志，传达一些重要信息。
其中有一封信，收信人是当时在上海的一位著名文化人。方志敏希望通过这个人的影响力，让更多人知道狱中的情况，也希望能够保存这些文稿。
这封信同样用米汤写成，字迹很淡，需要仔细辨认。信的内容很简洁，说明了自己的处境，托付了文稿的事情。方志敏在信中表达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也表达了对死亡的从容。
【3】地下交通线的运转
方志敏的文稿通过高易鹏传出看守所后，进入了一个庞大的地下交通网络。这个网络是地下党组织多年经营的结果，专门用来传递情报和重要文件。
第一站是南昌城内的菜市场。那个卖菜的中年妇女叫陈桂兰，表面上是个普通菜农，实际上是地下党的骨干成员。她每天在菜市场摆摊，利用买菜卖菜的机会传递消息。
高易鹏每次下班后，都会绕到菜市场。他假装买菜，和陈桂兰讨价还价，趁机把藏在身上的文稿塞进菜篮子里。陈桂兰接到文稿后，会把它们转移到摊位下面的暗格里。
晚上收摊后,陈桂兰把文稿带回家，交给她的丈夫老王。老王是个木匠，经常要去各地做工。他把文稿藏在工具箱的夹层里，趁着做工的机会，把文稿带到下一站。
第二站是南昌郊外的一个小镇。镇上有个杂货铺，老板叫李四海，也是地下党员。
老王以买木料为名来到杂货铺，在结账时把文稿交给李四海。李四海收到文稿后，藏在店里的一个茶叶罐里。
第三站是九江。李四海有个表弟在九江开茶馆，名叫张明。李四海每个月都要去九江进货，顺便把文稿带给张明。张明的茶馆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很多重要消息都在这里中转。
第四站是从九江到上海的水路。张明认识一个跑船的船工，姓刘，大家都叫他刘老大。
刘老大的船经常往返于九江和上海之间，运送货物。张明把文稿交给刘老大，刘老大把它们藏在船舱的隐秘处。
长江水路漫长，从九江到上海要走好几天。刘老大的船沿途要经过多个检查站，国民党的检查很严格。
刘老大很有经验，他把文稿藏在船底的夹层里，外面堆满了货物，检查人员根本发现不了。
船到上海后，刘老大把文稿交给码头上的一个搬运工。这个搬运工也是地下党员，负责接收从外地传来的情报。他把文稿转交给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
整个传递过程充满了危险。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意外，每一个传递者都把生命置之度外。高易鹏在看守所里提心吊胆，生怕被发现。
陈桂兰在菜市场小心翼翼，随时警惕周围的陌生人。老王、李四海、张明、刘老大，每个人都在默默承担着风险。
有一次，老王在去小镇的路上遇到了国民党的巡逻队。巡逻队要检查他的工具箱，老王心里一紧，表面上却装作若无其事。
巡逻队打开工具箱，翻看了一下里面的工具，没有发现异常，就放行了。老王松了口气，继续赶路。
还有一次，刘老大的船在途中遇到了严格检查。检查人员上船后，把船舱翻了个底朝天，要找"违禁物品"。
刘老大镇定自若，陪着检查人员一起翻找，暗地里引导他们往无关紧要的地方看。检查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最终没有发现文稿，船才得以继续航行。
这条地下交通线从4月份开始运转，一直持续到7月份。
三个多月里，方志敏的十几篇文稿和几封信件，都通过这条线路安全送达上海。每一次传递都是成功的，没有出现任何差错。
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收到文稿后，立即意识到这些文字的重要价值。
负责人仔细阅读了每一篇文章，被方志敏的精神深深感动。他们知道，这些文稿必须妥善保存，将来一定会派上大用场。
地下党组织专门安排了一个可靠的同志负责保管文稿。这个同志把文稿藏在家里的一个秘密夹层里，外人根本找不到。同时，他们还抄录了几份副本，分散保存，以防万一。
方志敏在狱中并不知道自己的文稿已经安全送达。他只能通过高易鹏传回来的只言片语，得知文稿已经传出南昌。这让他稍感欣慰，至少自己的思想不会随着肉体一起消失。
进入7月份，看守所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方志敏能感觉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他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争取在最后的日子里多写一些东西。每天从早到晚，只要有时间，他就拿起那支竹筷，蘸着米汤写字。
7月下旬，方志敏完成了最后一篇文章。这是一篇给同志们的信，他在信中表达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嘱托大家继续奋斗。写完这篇文章后，方志敏把笔放下，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知道，自己该说的都已经说了，该写的都已经写了。剩下的，就交给历史去评判了。
1935年7月底，方志敏的狱中文稿通过地下交通线全部送达上海。
这些用米汤写成的文字，经历了漫长而危险的旅程，终于到达了相对安全的地方。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收到这批珍贵的文稿后，立即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如何处理这些文字。
会议上，有人提议立即发表，让更多人知道方志敏的遭遇；也有人担心这样做会暴露地下交通线，反而给方志敏带来更大危险。
经过激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把这些文稿转交给一个有影响力的人，通过他的声音引起社会关注。
就在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名字，这个人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举足轻重，他的一句话可能比千军万马都管用。会议很快做出决定，要派专人把方志敏的文稿送到这个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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