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宝林,山东平度人,1942年生。1979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山水研究生班,是李可染的研究生。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画院院委、研究员,李可染画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艺术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1992年至2017年三次荣获国际大奖,2024年荣登首届福布斯中国·文化人物——杰出艺术家榜。
2025 年末,书画频道美术馆,一场名为 “承宗化今” 的展览正在最后的布展中。墙上的作品时间跨度超过一个甲子,它们的作者 —— 八十五岁的姜宝林,正在对此次展览的作品进行最后的调整,如同梳理自己一生的艺术年轮。从何处起笔,又在何处抵达?这满墙的笔墨轨迹,记录的远不止是一位画家的成长,它们是时间的线条,是文化的根脉,也是一段从泥土里生长、在心灵中延伸的无尽行旅。
姜宝林:“我每画一幅画,都是有我自己的冲动的,有我的热情的,我才画。那么画了这个作品,又要找到一种恰当的笔墨形式,来表达你的感受。我的那个观念是,既要笔墨,又要现代,不与人同,不与古人同,不与今人同,我自己的作品,一幅一幅也不要相同。”
姜宝林先生的声音平静而笃定,道出了他艺术生命最本真的原点。激情,是创作的种子,而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长成独特风貌的,则是一场持续一生的探索。如何用笔墨这古老的语言,诉说一个现代的精神图景?这不仅仅是一位画家的创作心法,也是一位求索者用尽一生时间,写给时代的精神答卷。
创作中的姜宝林
这份独一无二的答卷,最初的笔墨落在了山东平度 —— 一片被深厚农耕文明浸润的土地。1942 年,姜宝林出生于此,他的家族是地道的农民,但一个奇特的现象仿佛暗藏着某种文化基因的密码。
姜宝林:“宝” 字辈出了好多画画的,都是农民。“你看我一个堂兄姜宝鼎,我们对面的一个大爷叫姜寿千,还有一个堂兄姜宝申,他的哥哥姜宝贵,还有我二哥姜宝星。后来我画画,也是在我小哥姜宝星的培养下,一步步走上这条路。所以你看,农民的家庭会出了这么多画画的人,这个现象也很奇怪、很独特,谁也讲不清楚。”
1954年平度七里河小学初小毕业时
1954 年姜宝林小学毕业时,血脉中流淌的或许并非具体的技艺,而是对美最朴素的感知。年幼体弱、喜静的姜宝林,将全部心思寄托于双手。
姜宝林:“我那个时候年幼体弱,而且经常生病,不像有些男孩子那么蹦蹦跳跳、很调皮。我喜欢静,喜欢做手工。那个时候家家户户墙上,都用布做了这种小胖孩、动物,贴在墙上,我当时就做这个。也喜欢画画,在台阶上用石笔画画,有时候弄点纸,自己做个小本子,用铅笔、颜色画点花花草草。那个时候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任何人启发,就是喜欢画画。”
这份无需启蒙的自发热爱,如破土的新芽,在岁月中顽强生长。家乡的庙台、彩绘的梁栋、镇水的铁牛,这些无声的启蒙老师,将美的种子悄然种入幼小的心灵,成为姜宝林艺术人生最纯粹的起点。一颗艺术的种子,需要阳光雨露才能破土。幸运的是,少年姜宝林在平度一中求学时期,便遇到了他艺术生命中第一位至关重要的引路人 —— 美术老师彭健。童年的懵懂热爱,在遇见彭健老师的那一刻有了清晰的方向
姜宝林:“彭健老师给我们示范,画了这么个小册页的山水,我当时看了以后非常吃惊、非常神秘。因为在农村里,哪里见过国画?这是用毛笔蘸着墨在上面画,感到非常神奇、很激动。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下决心,这辈子要画山水。我画山水,完全是彭健老师给我的‘第一口奶’,这口奶滋养了我的终生。”
就是这方寸之间的水墨氤氲,完成了一次决定性的启蒙,一个关乎一生的志向在那一刻被照亮。1959 年,姜宝林从平度一中初中毕业,站在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父母希望他读技校,早日工作,为贫寒的家庭分忧,而哥哥姜宝星却看到了弟弟身上不同寻常的光亮,将他带到了青岛,让他继续学习绘画。
姜宝林:“我当时违背了父母的意愿,考到了青岛九中。我早饭吃了到九中去上学,下了课晚上以后,就到文化宫的职工画室学素描、学水彩。我在这个画室不但学到了基本功,而且我哥哥会给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办画展、请他们讲课。有一次,请到了中央美院的油画家侯一民和他的夫人邓澍,我就陪着他们到崂山写生;还有一次,鲁迅美术学院的王盛烈到青岛来,我陪着他到前海沿去写生,到鲁迅公园画礁石、画大海,我就在旁边看;还有一次,中央美院的山水老师陆鸿年到青岛来写生,我又可以看他们写生。这个机会确实非常好,所以我在青岛高中这个阶段,就打下了初步的西画基础。”
姜宝星与姜宝林
与名家同行求学,多元的艺术滋养让姜宝林开阔了眼界,也为日后的中西融合埋下伏笔。与此同时,姜宝林的哥哥又为他引荐了青岛国画界的翘楚,传统中国画的另一套深厚语法开始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姜宝林:“因为我特别喜欢国画、喜欢山水,所以我哥哥非常支持我、非常理解我。他又给我找了当时青岛画山水最好的两个老师,一个是青岛一中的赫保真,一个是青岛二中的陈寿荣。我每个星期找一天,带着老师布置的作业、画的东西,轮流到两个老师家,听他们指导、看他们示范。我不但跟老师学书法、学山水、学花卉,而且还学篆刻。高中刻的那个《宝林图章》,现在都在,是对老师的一个纪念。所以我在青岛高中这三年,也打下了初步的笔墨基础。”
从书法、山水到花卉、篆刻,三年深耕,让姜宝林的笔墨根基日渐扎实。1962 年,承载着家人的期望、背负着生活的重压,姜宝林远赴杭州,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拜在潘天寿、陆俨少等大师门下。
姜宝林:“那时候家里很贫困,我哥哥一点工资要养全家三个孩子,还要供我上学,非常困难。我来杭州的时候,嫂子自己做的火烧,我背了一书包,还有两块疙瘩头咸菜,就上路了。那个时候青岛到上海有轮船,我第一次坐船,在海上晕船晕得简直是呕吐不止,连水都喝不进,我想这命活不出来了,当时非常悲观,觉得一定考不上。后来结果考试很顺利,我是我们班上第一个被高考录取的,开心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没想到我将来要画得这么好、要怎么样,就是爱好这个东西,毕业出来至少可以有工作,挣钱赡养父母。”
就读浙江美术学院时的姜宝林(1965年)
西湖畔、南山路,潘天寿先生主持下的浙江美术学院有着深厚的传统学脉。在这里,姜宝林接受了系统的中国画训练,深入临摹宋元明清诸家,同时受顾坤伯、陆俨少等先生影响,锤炼了以线造型、讲究笔墨韵味的南方笔墨体系,这为他日后将南宗笔线的精微与北派山水的雄浑相结合提供了可能。
姜宝林:“我觉着在浙江美院,主要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一个是对中国画有比较深入的理解;第二个是通过临摹教学,对中国画的笔墨不但有体会,而且有把握。所以在浙江美院这五年,对打下中国画的基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这五年,对姜宝林而言是一次对传统的深潜,他触摸到了中国笔墨的根脉,也找到了自己未来艺术革命的起点。
临顾坤伯山水 90.5×49cm
临陆俨少作品 68×45cm
1969 年,姜宝林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浙江奉化,在基层文化馆一待就是十年。谁也未曾想到,这段看似偶然的经历,竟成为他艺术转型的重要契机。在文化禁锢的年代,他如饥似渴地搜寻着一切可读的养分:没有画册,就研究仅有的《阿尔巴尼亚画报》中的作品;借来日本出版的梵高、莫奈画册,用水墨临摹;偷偷观摩馆藏的黄宾虹真迹。同时,在走村串巷辅导农民画时,他反而从中汲取了更多艺术养分 。
姜宝林:“我从农民画当中学到了东西。农民也好,渔民也好,他们看待事物很直接、很朴实、很热情,内心对生活的热爱和那种欲望,直接反映在作品中。而且农民画作品中的平面效果、装饰效果、变形处理手法,对我影响很大。我从农民画当中也汲取了营养,对我中国画的转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画系67届学生与国画系老师们留念于大操场
传统、民间、西方,三大艺术源流在困守中交汇、碰撞、发酵,一个属于姜宝林自己的艺术构想破土萌芽。
姜宝林:“我的白描山水,这个萌芽就是从奉化产生的。一是咱们传统里有白描山水的这种形式;第二个,我在《阿尔巴尼亚画报》里剪的那些黑白插图,给了我很大启发;第三个是农民画的启发;第四个很主要的,就是民间艺术,比如我山东老家的木版年画,我非常喜欢,我哥哥给了我很多他收藏的老年画,那就是白描。再比如民间艺术里的剪纸、木雕,还有那些壁画、画像砖、画像石,早期的国画好多都是白描形式。这些营养对我来说是全面的,我把这些综合出来以后,就逐渐走上了自己的形式面貌。”
在奉化的十年,姜宝林完成了艺术生命中一次至关重要的沉淀。然而他深知,个人的探索需要更广阔视野的激发与更高层级的锤炼。1979 年,他毅然离开奉化,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李可染先生研究生班。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上的北上,更是一次艺术征程的归队与再出发。开学第一课,系主任叶浅予先生的话如雷贯耳:“你们不要都学李可染,你们是研究生,要走自己的路。”
80年春山水研究生班赴桂林写生前李可染先生在师牛堂讲课后合影,从左到右新西兰留学生、赵宁安、姜宝林、徐义生、李可染、张凭、詹庚西、龙瑞、万青力
姜宝林:“我们山水的第一堂课就是在李可染先生家里上。可染先生讲课要提前准备至少一个星期,讲一个专题,不讲废话,直中艺术的要害,他的讲话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在课堂上,我注意到靠阳台窗的书架子下面,地板上放了一个镜框,里面是他 40 年代画的一幅画风有点像石涛的山水画,左面题了个长跋。在长跋里,可染先生提出来‘要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要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 对待传统,打进去不是目的,打出来才是目的,打出来才是你自己。当时对我教育很大,一下就醒了,这和我以前自己的追求是一致的。”
1981年姜宝林《秋艳》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创作留校作品
1981年姜宝林《秋兴》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创作留校作品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姜宝林正式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艺术探索。在中央美院学习期间,姜宝林系统地接触并参与到 “中国画如何反映新中国、如何融合现实主义、如何进行形式语言现代转型” 的探索中,这为他个人的革新意志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实践参照。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中西艺术交流的大门,多元的艺术表达形式让姜宝林不再满足于传统山水画的固有模式。“笔墨当随时代” 的信念,驱动着他在东西方艺术的交汇中寻找属于当代中国的艺术语言。
冯远评价道:“这个时代国门大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愈加活跃丰富,大量西方现代艺术的理念和作品被介绍到国内来。作为一个当代人,他以切身的体会看现代的山水,于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感觉他已经打开了思路。他就有意识地想:第一,不与人同,不跟别人同;第二,既要笔墨又要现代。他想从东西方不同的艺术观念中,找到一种相融合、能结合的路径,这是有难度的,探索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燕山秋行图》
“不与人同、不与己同” 的姜宝林,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和突破自我。然而,真正让他破茧的钥匙,是第一次面对贺兰山的天地之时 —— 这是一场艺术与自然的双向奔赴。蓝天之下,闪光的石山褪去了植被的遮掩,露出最本真的骨骼。当姜宝林用钢笔勾勒出山石轮廓的那一刻,他寻觅已久的白描山水形态,终于在自然中找到了最鲜活的印证。
姜宝林:“我到了贺兰山以后激动极了,在那么蓝的天、阳光照射下,石头闪闪发光,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个苔点,我激动得不得了。然后就拿了钢笔、小本子画速写,就光勾那个线,线勾下来一看,这不就是我追求的白描山水吗?”
1990《贺兰山一截》117×64cm
贺兰山的顿悟,让姜宝林的白描山水找到了最坚实的自然根基与最纯粹的形式语言。北方山石的铮铮铁骨,以一种极其纯粹的方式,将他从浙江美院继承的笔线传统、从奉化民间汲取的形式灵感,以及 “笔墨当随时代” 的革新意志彻底贯通。生活,给了他最后一把钥匙。从此,白描山水从朦胧的构想,走向了笔墨的磅礴现实。
姜宝林:“我的白描山水,表达的对象就是两个:一个是南方山水,像现在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寂》,那是我加了颜色的,就是那个类型;第二个是画大西北的贺兰山,题目叫《贺兰山一截》。画贺兰山的时候,我体会到石鲁‘积点成线’的方笔最适合表达西北的山石,所以我的画都吸收了石鲁先生的积点成线方笔,恰当表达出大西北山石的质感。画南方山水,我用南宗披麻皴的变种,用中锋圆笔来画,譬如《寂》的系列,就是以南方为主题。我的白描山水一步步成熟,除了前面那些艺术元素以外,就是来自于生活,不是闭门造车、凭空想象,而是有大自然的依据。所以山水画离开了感受、离开了真情实感、离开了冲动,画不出好作品。”
《寂》120×94cm
挣脱传统 “十八描” 的束缚,姜宝林将万千线条熔于一炉,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白描山水。然而创新之路并不好走。
1987年秋“姜宝林画展”开幕后,李可染先生为姜宝林逐件点评作品,从左到右为李可染、邹佩珠师母、姜宝林、夫人凌韻华
姜宝林:“我在浙江画院的时候,画我这种创新的山水,包括白描山水,陆俨少先生第一次看了以后没表态,然后说‘宝林,你这个笔墨功夫这么好,不要跟着那些小青年去跑’。可染先生在我读研究生时没看到我的白描山水,是我毕业以后,1987 年在中国画研究院第一次办个展,可染先生看到我这部分白描山水时,一句话不讲。不管我怎么启发老先生,想听听他对这个路子能不能走下去的看法,他就是不表态。两位老先生都没有很积极地肯定,但我不管别人怎么说,认定了路子就坚持走下去。”
这次对传统的深邃回望,终究化作了一场面向现代的、孤独却勇敢的出走。1988 年,姜宝林的画作被德国著名教授曼纽什・赫伯特看到,他感叹 “不懂中国艺术就不知道世界艺术”,于是将姜宝林推荐给德国一位著名出版商,这也正式打开了姜宝林通往世界的大门。在瑞士伯恩,他的作品获得了国外专家的高度赞赏和认可;随后,他的个展直接进入了巴黎最传奇的亚洲古董商宅邸 C・T・庐 —— 这里曾是西方认识中国顶级艺术品的窗口,如今,一位中国在世艺术家的当代创作在此登场。也正是在这个展览上,姜宝林的《贺兰山一截》被巴黎高等美术院校的教授看到,进而被推荐到蒙特卡洛现代绘画世界大奖赛。
1991年初春西德曼纽什教授(左三)夫妇陪同罗曼斯基兴出版社社长(右二)夫妇首次来杭拜访姜宝林先生,在西湖合影留念
1992 年,他的白描山水《贺兰山一截》从全球高手中脱颖而出。
姜宝林:“十三个外国评委评级,这幅画得了全票。一等奖里有三个奖项,咱们这幅画本应得大奖的第一奖,但因为他们有个规矩 —— 不颁给画在纸上的作品。中国画画了几千年,都是画在卷上、纸上,所以他们考虑这个情况,破例把咱们的画从大奖第一奖挪到了第三奖,就是大公政府奖。这两个展览下来,验证了我走的路是对的,我就更加自信,更加坚定了信心,一定要把这条路走下去。” 这份跨越国界的赞誉,不仅是对他艺术成就的肯定,更让他坚定了 “既要笔墨,又要现代” 的探索之路,证明了中国笔墨的世界价值。
杨晓阳表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华文化影响世界是一种必然。姜老师是这方面的先驱、代表、典型,他的绘画具有世界性、当代性、现代性。西方人认识姜老师,是透过他看到了背后的中国文化,他们对姜老师的认可是必然的。姜老师的艺术还在多方突破,还在不断变化,未来还会有新的成果,我们拭目以待。”
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浪潮中,姜宝林以先行者的姿态,用兼具民族性与当代性的作品,让西方世界透过笔墨读懂中国。之后多年,姜宝林的画作不仅在国内逐渐被认可,更频繁走出国门,被国外多家机构收藏,并不断在国际上获奖:2017 年,瓷板画作品《东方之韵》获英国剑桥大学徐志摩诗歌艺术节 “银柳叶奖”(终身成就奖);2024 年,姜宝林荣登首届福布斯中国・文化人物杰出艺术家榜。
瓷板画作品《东方之韵》
国际上的赞誉并未让姜宝林停下脚步,反而激发了他更为磅礴的创造能量。在 “既要笔墨,又要现代” 的核心信念驱动下,他将探索的疆域从白描山水拓展至积墨山水、大写意花卉乃至全新的抽象领域,构筑起一个气象万千的艺术世界。
姜宝林:“我的观念是‘既要笔墨,又要现代’。这个‘笔墨’,就是对整个传统艺术要深入研究,十八般武艺都要会,这样在面对表现对象时,才能够比较准确地把它表达出来。你看我这幅带着秋意的画,用了黄宾虹的笔墨技法,但变成了我自己的感受,这小空白留得,有点秋天那种闪闪阳光的感觉。”
薛永年评价他的积墨:“姜宝林的积墨,是把来自李可染的积墨追溯到黄宾虹的积墨,是皴、线条和点的交织编织组合。然后他根据自己在南北方山林里的感受,推出了一种新面貌 —— 画密林里郁郁葱葱、有光斑的感觉,这种光都是前人没有表现过的。李可染表现的是逆光,他表现的是积墨中树丛里的光斑,整体画作有一种新面貌。
2023·11号 122x240cm
他的积墨非简单的浓淡堆砌,而是笔笔分明、相互生发,在混沌中营造出山川的呼吸与律动,使传统的浑厚苍茫焕发出具有现代结构感的磅礴气象。”与此同时,他的大写意花卉则展现了另一番豪情。他将山水画中丰富的笔墨技法与构成意识注入花鸟题材,挥洒间兼具书法的写意精神与强烈的形式张力,笔墨纵横处,生机勃发。
姜宝林:“我的大写意花卉其实没有师承,就是因为喜欢、偏爱。开始是因为画山水画得很慢、很累,就画大写意痛快痛快,调节一下,没想到后来变成了我经常画的一个科目。这个大写意花卉,一是我参观博物馆或看画册时,对前人的作品都有认真深入的研究;第二个是我有山水画的笔墨根底 —— 山水画的笔墨技法在人物、花卉、山水中是最多最丰富的,掌握了山水的各种笔墨经验,画什么都不成问题;第三个就是来源于生活,即使画相同的题材,比如荷花,也都是不同形态的。所以我有个图章,就是‘不与人同’—— 不与古人同,不与今人同,我自己的作品一幅一幅也不要相同。”
在姜宝林的艺术世界中,大写意花卉的奔放与积墨山水的深邃,共同于浑厚笔墨间建立起理性的视觉秩序;而新抽象创作,则进一步挣脱物象束缚,从笔墨的内核中淬炼出纯粹的精神图式。
姜宝林:“我不满足于白描这个表达方式,就又往前推,在上面加上颜色,就是赋彩,用的都是透明的中国画颜料,像花青、赭石、汁绿这些。再往下发展,还是不满足,就把积墨山水里皴擦的办法结合进去,所以越画越厚,越画越有新的样式,一步步画到现在。”
《大漠的追思》150×428cm
姜宝林的白描山水、积墨山水、大写意花卉、新抽象,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彼此呼应、相互生发,最终交融汇流,共同勾勒出他 “承宗化今” 这一宏大而壮阔的艺术疆域。他总结出驱动自己创作的四大现代要素:满构图、平面性、等值性、适度的装饰性。这四大要素,如同他艺术世界的密码,统摄着他从传统笔墨中幻化出的万千气象。
冯远评价道:“他在那个时期,在巨大的跨度中同时运用了多种手法,既有白描的、线描的,也有具象的、非具象的,甚至平面构成、抽象表现主义、抽象主义,包括装饰趣味的东西,兼容在一起。同一个时期有多种面貌共存,最终面临一个问题:如何评价姜宝林先生的学术成就?正像他自己说的,他在传统艺术方面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又在传统与西方现代结合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成就,这在当代中国绘画领域中是不多见的,可以说是绝少有的。所以我说,姜宝林的艺术为当代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为广大师生、艺术从业者提供了一个带有示范性的样板,值得我们研究,而且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不同的发展路向。”
《桌山》144x367cm
《43号》145x367cm
从白描的筋骨,到积墨的魂魄;从大写意的酣畅,到新抽象的哲思,姜宝林用笔墨走过了一条看似分叉、实则汇流的艺术长河。他的艺术之路,是一条不断突破、永不止息的探索之路。他以 “既要笔墨,又要现代” 为纲领,以 “不与人同,不与己同” 为动力,在传统的深海中汲取养分,在时代的浪潮中勇立潮头。他的艺术,不仅为个人找到了鲜明的语言,更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个充满启示的样板。前行者如斯,笔墨常新,姜宝林的艺术人生,仍在继续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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