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从赣东北出发，向皖南进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策应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同时在皖南浙西开辟新的根据地。
红十军团共有6000余人，装备简陋，弹药不足。他们突破德兴封锁线，经开化、婺源、休宁，12月10日抵达皖南黄山山麓的歙县汤口镇。一路上，部队与国民党军队多次交战，伤亡不断增加。
1934年12月14日，红十军团在谭家桥袭击王耀武任旅长的国民党军队，激战失败，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战死。
这位年仅22岁的红军师长阵亡，对部队士气打击巨大。此后局势急转直下，红十军团被迫南下向闽浙赣根据地转移。
军团长刘畴西在指挥上出现了犹豫。面对敌人的层层包围，部队多次错失突围良机。
方志敏本来随同粟裕的先遣部队突出重围，但因顾虑刘畴西迟疑，他又返回包围圈内，试图说服刘畴西迅速突围。刘畴西没有采纳方志敏的建议，红十军团开始原地宿营。
1935年1月16日晚，国民党军利用红军休息的时机，完成了对红十军团的合围。
在浙赣边的开化、德兴两县交界处，红军被七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重重包围。国民党调集了14个团的兵力，形成了铁桶般的包围圈。
1月16日，方志敏面临艰难抉择。他命令粟裕率先头部队800人立即冲出重围，自己却带着十几名警卫人员留下，等待与军团长刘畴西率领的约3000人的大部队会合。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命运。
国民党军收紧包围圈后，红军血战八天八夜。弹药打光了，粮食吃尽了，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与敌人拼刺刀。部队多次组织突围，都被敌人的密集火力压了回来。
除部分指战员三五成群或成班成排冲出重围外，1000余人阵亡，因负伤或饥饿倒地不起而被俘者超过千人。
1月29日清晨，陷于绝境、七天未食、饥寒交迫的方志敏，在江西玉山县陇首村被俘。
当天晚上，在怀玉山麓玉山县陇首村国民党军独立第四十三旅一个团部，方志敏写下了245个字的《自述》，文中坦陈："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
被俘当天发生了一个细节，后来被写进了《清贫》这篇文章。
两个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以为能搜出大笔钱财，结果除了一块手表和一支钢笔，只有两个铜板。敌兵不相信，堂堂红军将领，竟如此清贫。
1935年2月2日，方志敏被押至南昌，囚禁于"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国民党当局悬赏，能生擒方志敏者赏洋八万元，斩献首级者六万元。可见他们对抓获方志敏有多么重视。
【二】铁窗内的坚守与写作
2月7日，方志敏被国民党军警用铁甲车押至南昌豫章公园"示众"。
在数千人围观下，方志敏虽然戴着手铐脚镣，但始终傲然站立台上，神色从容。国民党当局本想通过这次"示众"羞辱方志敏，动摇人心，没想到方志敏的气概反而让许多人动容。
2月10日，蒋介石亲自下令，想尽办法劝降方志敏。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派出了方志敏的老同学、旧友轮番劝降，许诺高官厚禄。
有人对方志敏说，只要他愿意投诚，可以保留军衔，给予优厚待遇，甚至可以让他担任要职。
方志敏的态度非常明确。根据他在《死》一文中的记述，审判官问他："你是共产党的重要领袖吗？"方志敏答："我是。"审判官又问："你难道真的不怕死吗？"方志敏说："怕死不当共产党。"
国民党当局见软的不行，又来硬的。方志敏被关押在南昌"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最初被关在普通号，与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同囚一室。
方志敏戴着十斤重的铁镣，行动困难。据方志敏记述，这副铁镣把他的脚磨得化脓。
尽管如此，方志敏没有停止战斗。他选择了另一种战斗方式——写作。1935年2月底，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一个执委偕江西《民国日报》记者来访。
当记者问到是否向狱方提出"假以时间，俾写自传"时，方志敏说"拟定数万言，唯以心绪不宁，迄未成就"。
实际上，方志敏此时已经开始酝酿写作。红十军团的失败，让他陷入深深的自责。
"蠢子！木头！为何从前都精明，而这次却如此糊涂！"每每想起这次失败，方志敏都这样骂自己。有时，他甚至一边捏紧拳头捶打自己，一边忿忿地骂道："打死你这个无用的死人！"
方志敏清楚地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处决。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利用这有限的时间，把想说的话写下来，留给后人。
一天，一个对方志敏有同情心的看守向他透露说：你的案卷上批了"缓办"二字。方志敏想，那就应利用目前的机会，一是争取越狱，二是写些东西，以必死的决心，图意外的收获。
在监狱中，方志敏结识了胡逸民。胡逸民也被囚禁在同一监狱，但他只是革命的同情者，国民党并没有掌握足以判处他长刑的事实。胡逸民经常去方志敏的牢房聊天，看见方志敏在写作。
一段时间后，胡逸民发现方志敏突然搁笔不写了，便问：怎么不写了？方志敏叹了一口气，说："写了也没用，又送不出去。"胡逸民沉吟片刻，答道："那不见得。如果你信任我，这件事我替你办。"
胡逸民的这句承诺，让方志敏看到了希望。他又重新拿起了笔。从1935年4月开始，方志敏一边对狱友进行统战工作，一边抓紧写作。
1935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法处将方志敏从普通号转移到了所谓的"优待号"。
方志敏心里明白："军法处以我与刘、王在一处，不便向我劝降，于是将我移到所谓优待室内来住。房屋很好，但很寂寞。"
在优待号，方志敏一天到晚地写作。他戴着十斤重的铁镣，坐在床上，把纸垫在膝盖上写字。铁镣磨破了脚踝，鲜血渗出来，浸湿了草鞋。但方志敏顾不上这些，他要和时间赛跑。
到6月上旬，方志敏已经写完《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重要文稿和信件。这些文稿总共约10万字，对于一个戴着脚镣、随时可能被处决的囚犯来说，这是惊人的工作量。
在《可爱的中国》中，方志敏用饱含深情的笔触描绘着对祖国未来的憧憬："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在《清贫》中，方志敏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些文字，是他用生命在书写。
【三】密信传递的艰难筹划
文稿写出来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怎么把这些文稿送出去？
方志敏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处决。如果文稿被敌人发现，必然付之一炬。这些凝聚着一个革命者临终遗愿的文字，难道要随着自己一起消逝吗？
方志敏决定冒险。他看到胡逸民的夫人向影心可以自由出入牢房，并为他提供一些帮助，觉得这是个机会。
一天，方志敏试探地问胡逸民，能否让向影心为他捎一封信。胡没有犹豫，满口答应。
方志敏开始筹划如何安全地传递文稿。他想，只有获得同情或支持共产党的社会名人的帮助，才可能将文稿转送给党组织。他想到了四个人：宋庆龄、鲁迅、邹韬奋、李公朴。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一直同情革命，支持中国共产党。
鲁迅是文坛巨匠，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长期支持左翼文化运动。邹韬奋是生活书店的负责人，李公朴是中华职业学校的校长，两人都是进步人士。
方志敏没有见过鲁迅与宋庆龄，但他信任这二人，并确信他们一定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
虽然邹韬奋和李公朴也是可靠的人选，但方志敏知道，宋庆龄和鲁迅的影响力更大，更有可能把文稿安全送达。
6月11日，方志敏写下《给党中央的信》。为了保密，他用米汤书写。这是当时中共地下工作者经常使用的密写方式。
具体操作方法是：方志敏让人弄来几碗米汤，用筷子蘸着米汤在白纸上写字。
写完后晾干，纸上什么痕迹都没有，看起来就是几张普通的白纸。只要用碘酒一擦，字迹就会显现出来。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在当时非常有效。
方志敏给鲁迅与宋庆龄各密写了一封信，又给邹韬奋和李公朴各写了一封。
四封信内容大致相同，都是请求他们帮忙转交文稿给党中央。方志敏将3封密写信当面交给胡逸民与向影心，由向影心送出监狱，并叮嘱道："一定要小心，万一送不出去，就把信件毁了。"
向影心把密信藏在身上，顺利离开了监狱。这是第一批文稿的传递。
但方志敏没有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一个渠道上。他还找到了另一个人——高家骏。
高家骏是监狱文书，担任"优待号"中方志敏的看守人。他是浙江人，住在杭州，毕业后为谋职赴南昌参加军法处招聘缮写员的考试，被录取为上士文书。
高家骏属于单纯的热血青年，有机会经常接触方志敏，很快被方志敏的品格所感动。方志敏对他讲革命的理想，讲共产党为什么要革命，讲老百姓的疾苦。高家骏渐渐对革命产生了同情心。
6月中下旬，方志敏决定委托高家骏通过其女友程全昭，将自己的狱中文稿从南昌送至上海。高家骏答应写信给在杭州教书的女友程全昭，托她帮助将文稿送出去。
程全昭当年住在杭州劳动路，与高家骏为楼上楼下的邻居。两人长期生活在同一环境，渐渐互生爱意。
但程全昭的父亲是北京政法学院的高才生，虽然自己也不得志，但嫌高家骏为富家子小妾之子，地位卑微，不许在杭州女子职业学校就读的女儿与他相恋。
高家骏万般无奈之下，愤而出走，到外地谋生。离开杭州之前，他与程全昭约定："待到我有出头之日，再来接你。"
高家骏走后不久，程全昭从女子职业学校毕业，在杭州自强小学做代课老师。
1935年7月初的一天，程全昭正放暑假赋闲在家，突然收到一封从江西南昌寄来的信，随信还寄来20元汇款。这是高家骏寄来的，信中说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她帮忙。
程全昭立即从杭州赶往南昌。见到高家骏后，高家骏向她说明了情况。程全昭没有犹豫，果断答应了。
高家骏表示，按照方志敏的步骤，第一步先帮助把密件传送到上海，按照地址交给收信人。他又吩咐说："我们钱不多，一路上要节约，住的地方要安全。"
程全昭告诉高家骏："我有个同学在白克路宝隆医院当护士，我可以住她那里。白克路是租界，宝隆医院又是外国人办的，应该安全。这样把旅馆费和饭钱都可以省了。"
第三天，高家骏再次见到程全昭时，当面交给她一个纸包，同时交给她四封信，嘱咐她"一封给宋庆龄，一封给鲁迅，一封给邹韬奋，还有一封给李公仆"。高家骏又交代了四封信送达的地址。
方志敏还为程全昭取了个化名，叫李贞，他自己化名为李祥松。高家骏对程全昭说："你们就是一家人了，都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人。李贞又是力争的谐音，希望你力争把信送到，把事情办成功！"
1935年7月初，身负重托、年仅18岁的程全昭离开南昌，踏上了前往上海的旅程。她把密信和文稿藏在贴身的地方，生怕在路上出什么差错。
【四】上海送信与鲁迅的抉择
程全昭抵达上海后，暂住在宝隆医院做护士的好友的宿舍里。白克路在租界，相对安全。程全昭稍作休息，次日就开始按照地址挨个送信。
程全昭首先到了宋庆龄家。她按响门铃，一位保姆开了门。
程全昭讲明来意，说有方志敏的信件要转交宋庆龄。保姆告诉她，宋庆龄去庐山避暑了，暂时不在上海。程全昭只好把信和"李贞"的名片交给了保姆，请她转交。
程全昭又到中华职业学校找校长李公朴。李公朴接待了她，以惊疑的目光打量她许久。
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子，突然送来一封来自南昌监狱的信，这让李公朴非常警惕。他声称自己不认识方志敏，但还是收下了信和联系名片。
随后，程全昭来到生活书店找邹韬奋。书店的工作人员告诉她，邹韬奋当时在国外，暂时不在上海。程全昭留下了信和名片。
最后一站，是内山书店。程全昭要在这里找鲁迅。
内山书店位于北四川路，是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书店，也是鲁迅经常光顾的地方。鲁迅的许多秘密活动都在内山书店进行，书店曾经四次掩护鲁迅避难。
程全昭来到内山书店，书店里的伙计接待了她。程全昭说要找鲁迅先生。伙计告诉她：鲁迅你是找不到的，但你如果有事，我们可以转告他。
这是内山书店的惯例。为了保护鲁迅的安全，书店不会直接告诉陌生人鲁迅的行踪。程全昭只好把信留给了伙计，请他转交给鲁迅。
信都送到了，程全昭返回宝隆医院的暂住地。她在上海等待回音，希望收信人能尽快派可靠的人来联系，取走文稿。
夜深了，一位打扮时髦的少妇来到宝隆医院找"李贞"。这位少妇告诉程全昭，她姓宋，是宋庆龄派她来找"李贞"的。
程全昭以为眼前的这位贵妇人就是宋庆龄本人，非常激动，赶紧把纸包中的文稿交给了她。
这位"宋夫人"接过文稿后，告诉程全昭，你东奔西跑地送信，很不安全，会被人注意，并劝她尽快离开上海回杭州。
程全昭听从了"宋夫人"的劝告，决定先回杭州避避风头，然后再与高家骏联系。
没想到刚到杭州便被家人发现。程全昭的父亲对她擅自跑到南昌、上海非常生气，把她关在家中，不准她再与外界接触。程全昭无法再与高家骏联系，也不知道文稿是否安全送达。
在南昌的高家骏等了20多天，也没有程全昭的回音。他着急，方志敏也着急。7月底，为了把余下的文稿送出去，高家骏又亲自带着与程全昭同样的信件，到上海找党组织。
1935年夏天的一天下午，一位很年轻的姑娘到生活书店来找毕云程。当时，生活书店的主要负责人是毕云程，因为邹韬奋出国了。胡愈之也在生活书店。
这位姑娘面交了方志敏在江西监狱中写的四封信。毕云程和胡愈之正在为一件事情发愁。
不久前，已经有人送来了方志敏的信，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是说方志敏写了文稿，要上海的同志送到党中央去。
同样的信有四封：一封是给宋庆龄的，一封是给李公朴的，一封是给韬奋的，还有一封是给鲁迅的。
给李公朴的已送去并收下了，给鲁迅的信还没送。当时书店的人接到这信后非常着急，因为无法证实这信的真伪。
他们把全部经过告诉了来访的人，并让他看了来信。那女孩子要求书店晚上派可靠人到她落脚处宝隆医院取方志敏从狱中送出来的一包文件。
在胡愈之家里，他们用碘酒洗了这四封信。碘酒擦过之后，白纸上渐渐显现出褐色的字迹。内容是一样的，就是说，托他们把书稿想法交到党中央为他出版。
另一边，鲁迅也收到了那封密信。根据胡风的回忆，1935年四五月间鲁迅从内山书店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几张白纸。
鲁迅弄不清是哪里寄来的，把白纸拿给胡风看。胡风也不认识这是什么。
胡风去找吴奚如，吴奚如说可以拿碘酒擦一下试试看。回来后，胡风买了碘酒，轻轻擦拭白纸，果然显出了字。胡风拿去给鲁迅看。
密信的内容让鲁迅和胡风都感到震惊。这是被蒋介石逮捕关押在南昌的红军将领方志敏写来的。信中请求鲁迅和宋庆龄等人以"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发动一个营救方志敏的运动。
胡风把方志敏信中的意思告诉了鲁迅。收到这封求救信后，鲁迅的态度出人意料。
鲁迅看完信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沉默了很久很久。胡风和吴奚如站在一旁，等待着他的决定。
屋子里的气氛凝重得让人窒息。一个革命者在狱中冒着生命危险写下求救信，用米汤这种原始的方式传递出来，寄托了多大的希望。
片刻后，鲁迅终于开口说话了。他的回答让在场的人都感到意外。
鲁迅说，蒋介石是什么人，发动营救运动这绝对做不到。他认为如果发动一个运动营救方志敏，很可能对方志敏更加不利，甚至会加速方志敏死刑的执行期。
鲁迅说完，屋里陷入了更深的沉默。随后，鲁迅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拿起那封用米汤写就的密信，亲手把它烧毁了。
信件化为灰烬，随着烟雾消散。一个革命者的求救，就这样被拒绝了。这就是后世流传的"鲁迅拒绝救援方志敏"的由来。
然而，鲁迅烧掉密信后的真实想法，以及他接下来做出的另一个决定，却让这个"拒绝"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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