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方志敏狱中文稿有三篇密写信 两篇交给鲁迅宋庆龄》、《冯雪峰回忆录》、《胡风回忆录》等史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35年5月的一个傍晚，上海四川路内山书店里，鲁迅正在翻看刚到的书籍。
店员递过来一封信，收信人是"鲁迅先生"，但没有寄件人姓名。鲁迅撕开信封，里面却是几张看似空白的纸张。
他皱着眉头，把这几张纸递给了正在身边的胡风。
胡风接过白纸，仔细端详，感觉可能是秘密文件。
他记起地下工作的常识，急忙去找吴奚如。吴奚如一看就明白："拿碘酒擦一下试试看。"
当胡风买来碘酒，小心翼翼地涂抹在纸上时，蓝色的字迹逐渐显现出来。
这是一封用米汤密写的信件，寄信人的名字让在场的人震惊不已：方志敏。
这位1935年1月29日在江西怀玉山被捕的红军将领，竟然从南昌的监狱里向外界发出了信号。
【一】怀玉山区的最后战斗
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出生于江西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一个自耕农家庭。
7岁入私塾，17岁考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
1919年夏考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预科班，次年升入应用机械科。
正值五四爱国运动后新思想、新思潮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和组织学生运动，被选为南昌学联的负责人之一。
1922年7月，为寻求革命真理，方志敏来到上海。
在上海期间，他阅读了鲁迅的《呐喊》等作品，深深被那种犀利的笔锋所震撼。
据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回忆，方志敏早在弋阳读书时就接触了鲁迅的作品。
方志敏极为景仰鲁迅，后来他效仿鲁迅的笔法，在江西撰写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不时向上海等地的进步期刊投稿。
1924年3月，方志敏加入中国共产党。
7月，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
不久，回老家弋阳创建中共漆工镇小组，组织"弋阳青年社"，出版《寸铁》旬刊，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
1927年8月下旬，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回到赣东北，在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实行土地革命，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后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1934年11月初，按照中央决定，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赣东北根据地出发。
这支部队由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合编而成，红七军团改编为红十九师，原红十军改编为红二十师，原闽浙赣苏区赤卫队改编为红二十一师，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
11月18日，留在中央苏区的项英发电，要求"以运动战的方式向外线出击，以在皖浙边界创建新的苏区。"
19日，寻淮洲率十九师先行出发。
24日，方志敏率红十军团军团部和红二十师、二十一师从葛源镇出发，告别了他亲手创建的闽浙赣苏区，向皖南进军。
红十军团冲破德兴封锁线，经开化、婺源、休宁，历时五个多月，走了五千六百多公里。
12月10日，红十军团抵达皖南黄山山麓的歙县汤口镇，与先出发的红十九师会合。
12月14日，红十军团在谭家桥袭击王耀武任旅长的国民革命军补充第一旅，经激战后失败，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战死。
此后局势急转直下，红十军团被迫南下向闽浙赣根据地转移。
由于军团长刘畴西的优柔寡断，红军一再错失突围良机。
方志敏本随同粟裕的先遣部队突出重围，但因顾虑刘畴西迟疑，他又返回包围圈内寻找大部队。
方志敏命令粟裕与乐少华、刘英率突围出来的部队回到赣东北，这支队伍保存了下来，后来成为新四军的主力之一。
而他自己又返回去寻找大部队。
1935年1月16日晚，国民革命军利用红军休息的时机，完成了对红十军团的包围。
在纵横不过十五里的范围内，敌四十九师、二十一旅、浙保安团，共十四团兵力，如铁桶一般，将红十军包围。
随后，敌军开始了十余天不遗余力的搜索。躲在山里的红十军战士被陆续搜出。
1月24日，王耀武俘获方志敏部的无线电，行营悬赏，能生擒方志敏者赏洋八万元，斩献首级者六万元。
1月27日，红十军团在玉山县怀玉山区战败。
1月29日，二十师师长刘畴西、十九师师长王如痴、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等人被俘，独自脱逃的方志敏随后在玉山县陇首村被俘。
而军团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与参谋长粟裕等人突围成功。
被俘当天，国民党士兵在树林里发现方志敏时，以为能从他身上搜到钱财，可他们把方志敏身上从上到下仔细搜了遍，除了一块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竟没有搜出一个铜板。
从事革命工作十余年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身上竟然没有钱，这让国民党士兵大失所望，也让他们开始重新认识这个被俘的红军将领。
【二】南昌监狱中的文字斗争
1935年2月6日，方志敏被押上囚车，在南昌街道示众。
他挺立在四周枪刺林立的囚笼中，面对群众微笑，抱拳致意。
随后被囚禁于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国民政府先后在上饶、弋阳、南昌策划了三次"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示众，企图通过这种方式羞辱这位红军将领，但方志敏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尊严和气节。
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方志敏正气凛然，坚贞不屈。
国民党为了劝降方志敏，不择手段进行威逼利诱。
一方面改善他的生活条件，给他换了较好的囚室，提供相对丰富的伙食；另一方面物色了一批党政军要员，网罗了方志敏的几个同乡同学，轮流探监，假献殷勤，充当说客。
方志敏对于敌人的软硬兼施毫不动摇，明确表示："我是政治家，不是阴谋家，要我加入你们一伙绝对办不到。"
身陷囹圄的第一天，他就写下了《方志敏自述》，只有两百多字："方志敏，弋阳人，年三十六岁。知识分子。于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
4月下旬，方志敏被转囚到了优待号——他是看守所内唯一享此"优厚待遇"的共产党人，同时也是在优待号里唯一戴着脚镣的囚犯。
此时，监狱文书高家骏被方志敏的坚贞品格所感动，对革命产生了同情心。
同时，新任代理所长凌凤梧也成为方志敏的崇拜者，暗中提供了不少方便，这副脚镣从10斤的重镣变成了4斤的轻镣。
方志敏的环境有所改善后，他利用敌人让他写"交代"所提供的条件，开始了大量的文字创作工作。
他一天工作16个小时，抓紧一切时间写作。
痛苦的思索与孜孜不倦的写作，使他日益消瘦，后来又肺病复发，常常咯血。
在短短六个多月的狱中生活里，方志敏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疾病折磨，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等重要文稿和信件。
3月中下旬，他在条件极差的普通牢房里完成了一篇长达六万字的长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详细讲述了自己的革命历程。
5月2日，在所谓的"优待号"里，完成了著名的《可爱的中国》，全文达一万六千字。
5月25日，又完成了一万三千字的《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
6月9日，完成了一万两千字的《狱中纪实》。
加上这期间他所写的《清贫》《给党中央的信》等文章，方志敏的狱中文稿达十三万字以上。
为了保险起见，方志敏利用米汤作为"隐形墨水"密写了部分文稿。
在《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的文末，方志敏注明：于1935年3月25日写完，6月29日密写于南昌军法处囚室。
方志敏写好的文稿逐渐增多，如何躲过敌人的眼线成为难题。
他在墙上挖了个洞，文稿放在洞中。这个洞有半块砖头大小，外面用纸糊着，刚好被床沿挡住。
方志敏提防着敌人随时可能杀害他，嘱咐高家骏，如果他遇害了，请高家骏一定把这些文稿取出，想办法交给共产党的组织。
方志敏对于狱中文稿非常珍惜，每次只让带出一至二篇，绝不多带。这样，即使出事，损失也不会很大。
【三】胡逸民与狱中文稿传递
在狱中，方志敏结识了一个40多岁、名叫"永一"的人，此人真名叫胡逸民，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胡逸民因为政治分歧被关押在这里，他是国民党元老，但与蒋介石在政治路线上存在分歧。
经过几次接触，胡逸民觉得方志敏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共产党人，方志敏也觉得他有一定的正义感，两人便成了朋友。
胡逸民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感慨地说："我感到方志敏信仰坚定，胸怀广阔，是一个非凡的人才。狱中结识他，是我一生中不幸之大幸。"
胡逸民不知其中奥妙，在回忆录中说："前任所长调走了，新来的所长是个好好先生，很好说话。我想怎样，他都答应。他允许我夜里也可以到方志敏囚室自由谈话，不加干涉。"
据胡逸民回忆："我夫人经常带些吃的东西来探望我，我也拿些给方志敏。我介绍夫人与方志敏认识。有一天，方志敏试探性地问我，能否为他捎一封信，我满口答应，保证由我夫人送到。第一封信的任务完成，他对我更加信任了。"
方志敏在仔细地考虑了每个细节后，用米汤密写了《给党中央的信》。
该信写于1935年6月11日，是方志敏在狱中写的三篇给中共党组织的密写稿中的第一篇。
方志敏之所以写这封信缘于与"狱友"胡逸民的一次谈话。
信中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罗列了8篇狱中文章的题目，又对胡逸民的情况作了介绍，并写道："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君(即胡逸民)处保藏着，他答应在他出狱后，送交中央。"
方志敏还给胡逸民夫妇写了一封感谢信，署名"云母文"，三个字合起来，正是"敏"字。
信中大部分内容是革命宣传，以及对胡逸民夫妇的感谢，在给他们的嘱托中，特意提到："希望你们在我死后到允许我的诺言，切不可因为困难或虚惊而抛弃信约！"
方志敏给胡逸民夫妇的信写于1935年5月，胡逸民向他许下转递文稿的"诺言"自然是在这之前。
方志敏想到了鲁迅与宋庆龄作为收信人。
方志敏没有见过鲁迅与宋庆龄，但信任二人，并确信他们一定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于是给鲁迅、宋庆龄也分别密写了一封信。
此后，方志敏将密信交给胡逸民，后者交给其妻向影心，送出了监狱。
在1935年5月，胡逸民向方志敏许下了转递文稿的承诺。
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提到，他曾因无法把文稿传递出去而停笔，直到"后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来写"。
这个"法子"，很可能靠的就是胡逸民。方志敏和胡逸民的关系进一步走近，应该是在他们成为"邻居"之后。
在监狱这个极特殊的环境下，方志敏也没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胡逸民一个人身上，他还找到了其他的"法子"——靠的是看守所的文书高家骏。
【四】程全昭的上海之行
当方志敏清楚自己"时日不多"时，决定加快带出文稿的速度。
此时，监狱文书高家骏被方志敏的坚贞品格所感动，对革命产生了同情心，表示愿意为方志敏做些事情。
他答应方志敏：托女友程全昭帮助将文稿送出去。
高家骏的女友程全昭当年住在杭州劳动路，与高家骏为楼上楼下的邻居。
两人长期生活在同一环境，渐渐互生爱意。
但程全昭的父亲是北京政法学院的高才生，虽然自己也不得志，但嫌高家骏为富家子小妾之子，地位卑微，不许在杭州女子职业学校就读的女儿与他相恋。
高家骏万般无奈之下，愤而出走，到外地谋生。
离开杭州之前，他与程全昭约定："待到我有出头之日，再来接你。"
高家骏走后不久，程全昭也从女子职业学校毕业，在杭州自强小学做代课老师。
1935年7月初的一天，程全昭正放暑假赋闲在家，突然收到一封从江西南昌寄来的信，随信还寄来20元汇款。
高家骏在信中表示，按照方志敏的安排，需要她帮助完成一项重要任务。
程全昭看完信后，虽然知道此行危险，但想到这是为了营救一位革命者，还是答应了这个请求。
高家骏当面交给程全昭一个纸包，同时交给她四封信，嘱咐她"一封给宋庆龄，一封给鲁迅，一封给邹韬奋，还有一封给李公朴"。
高家骏又交代了四封信送达的地址，然后对程全昭说："方先生帮你取了个化名，叫李贞，他自己取名为李祥松，你们就是一家人了，都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人。李贞又是力争的谐音，希望你力争把信送到，把事情办成功！"
程全昭交给高家骏4张名片，上写：上海宝隆医院内科208室：李贞。
方志敏告诉程全昭可使用化名"李贞"，到上海宝隆医院找一位叫林疏俞的女医生，文稿交给信上所列4人中任何一位都可，但必须交给本人。
若见不到本人，可留下信和名片，会有人到医院与她联系。
第三天，高家骏再次见到程全昭时，当面交给她一个纸包，同时交给她四封信。
程全昭与高家骏一样，同情并敬佩共产党，慨然应允。
两天后，程全昭顺利抵达上海，住进宝隆医院。
她按地址找到宋庆龄家，开门的佣人说夫人不在家，有事可以转告，程全昭只好留下信和名片。
接着她又去内山书店找鲁迅，到生活书店找邹韬奋，到中华职业学校找李公朴，结果都没见到本人，只能分别留了信和名片。
1935年夏天的一天下午，胡子婴来到生活书店。
当时该店的主要负责人是毕云程，因为韬奋可能是出国了。
她到达时，胡愈之也在生活书店。
他们正在为一件事情发愁——不久前，有一个女孩子送来了一封方志敏从狱中带出来的信。
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是说他写了一份文件，要上海的同志送到党中央去。
同样的信有四封：一封是给宋庆龄的，一封是给李公朴的，一封是给韬奋的，还有一封是给鲁迅的。
当时书店的毕云程等接到这信后非常着急，因为无法证实这信的真伪，而且那女孩子要求书店晚上派可靠人到她落脚处宝隆医院取方志敏从狱中送出来的一包文件。
正在为难时，胡子婴来到书店。他们把全部经过告诉了她，并让她看了来信。
胡子婴认为这个文件一定是个重要文件，不然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由狱中送出来。作为党的朋友，胡子婴毅然提出由她去取这个文件。
那天晚上，胡子婴根据白天的约定，来到了宝隆医院门口。
程全昭迎上来，并问她姓什么。
胡子婴说"我姓宋"，因为她母亲姓宋，就随意用了她母亲的姓氏，而且她当时的打扮是贵夫人，程全昭误解她就是宋庆龄，立刻将手中用报纸包好的文件交给了她。
胡子婴回忆，这包文件是密写的，要经过处理才能显出来，而且前四页是真的空白，直到第五页才有文字显出来。
而当鲁迅收到信的时候，着实是摸不着头脑，据胡风回忆说："1935年四五月间鲁迅从内山书店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几张白纸，鲁迅弄不清是那里寄来的，把白纸拿给我看，我也不认识。我去找吴奚如同志，他说可以拿碘酒擦一下试试看。回来后，我买了碘酒，擦后果然显出了字，即拿去给鲁迅看。"
其中有一封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还有一封给鲁迅的信。
鲁迅看过信后，经过深思熟虑，第二天通过胡风传达了自己的意见。
鲁迅认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果发动公开的营救运动，很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促使当局提前对方志敏执行死刑。
相反，应该利用当前相对缓和的状况，鼓励方志敏在狱中抓紧时间为党和人民留下更多珍贵的文字遗产。
就在各方为方志敏命运牵肠挂肚的时刻，1935年8月6日，噩耗从南昌传来——方志敏已在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36岁。
而此时，一个从延安出发的关键人物正在向上海赶来，他将彻底改变这些珍贵文稿的命运。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