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灯初上，“牡丹江朝鲜风味馆”的霓虹招牌在暮色里亮起猩红的光。穿粉色缎面“赤古里”裙的姑娘们站成一排，对每个进门的客人弯腰四十五度，用练习了千百遍的中文齐声道：“欢迎光临。”
林秀珍是其中腰弯得最深的一个。她数着瓷砖上的格子——从门口到后厨正好二十三步，她每天要在这二十三步里往返二百多次，端过热汤的指尖已经起了层薄茧。
凌晨四点，宿舍铁门“哐当”一声打开。八个朝鲜姑娘鱼贯而出，像一串被线牵着的纸鸢，在管理员老崔的带领下走向餐厅。秀珍悄悄望了一眼街角——那家通宵营业的豆浆店正冒出热气，中国老板娘和女儿说笑着炸油条，女儿手机上挂着的毛绒兔子随着动作摇晃。
“看什么看！”老崔的呵斥在耳边炸开。秀珍立即低头，盯着自己黑色布鞋的鞋尖。那双鞋是统一发放的，鞋底很薄，踩在东北冬天的雪地上，寒气能透到骨头里。
后厨的王师傅把第一笼包子端出来时，总会偷偷塞给秀珍一个：“闺女，趁热。”秀珍不敢当面吃，把它藏在围裙兜里，等到洗碗时背对着监控摄像头，三口两口吞下去。猪肉大葱馅的，油顺着指缝流下来，她舔得干干净净——这是她在朝鲜从未尝过的滋味。
她的工资条上写着：基本工资2800元，绩效200元。但每月最后一天，老崔发到她手里的只有一个薄薄的信封，里面装着三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
“其余的呢？”秀珍第一次拿到时曾大着胆子问。
老崔眯起眼睛：“百分之七十汇回平壤，建设我们强大的祖国。百分之二十是保证金，表现好回国时发。这三百是你的零花，还不满足？”
秀珍不再问了。她用这三百元买过一支口红、一条印着小花的毛巾，还剩下的一百二十元，她藏在枕头芯里，摸上去沙沙作响。
餐厅最忙是周末晚上，中国家庭围坐一桌，孩子吵闹，老人微笑，夫妻互相夹菜。秀珍端着辣白菜炒五花肉经过时，总会多看两眼。她想起在惠山的家，弟弟妹妹们围着一小锅土豆汤，母亲把唯一的鸡蛋分成五份。
“服务员，加碗米饭！”客人的喊声把她拉回现实。
有天晚上，最后一桌客人是一对年轻情侣。男孩突然单膝跪地，掏出戒指，餐厅里响起欢呼声。女孩哭着点头，两人在朝鲜民歌《阿里郎》的伴奏声中接吻。秀珍站在阴影里看着，手里攥着的抹布滴着水，一滴，两滴，在地上洇开深色的圆。
表演时间到了。秀珍和姐妹们走上小舞台，长鼓舞的鼓点响起。她的手臂扬起，裙摆旋转，脸上是标准化的微笑——嘴角上扬的弧度经过精确测量。但她的眼睛望着虚空，仿佛透过餐厅的玻璃窗，看到了很远的地方。
中国服务员小周偷偷教她玩手机。“这是微信，可以发语音。这是淘宝，什么都能买。这是滴滴，叫车用的。”秀珍的手指悬在屏幕上空，不敢触碰。小周的屏保是她和父母在海南旅游的照片，碧海蓝天，三个人笑得见牙不见眼。
“你爸妈是做什么的？”秀珍问。
“我爸是出租车司机，我妈退休了，天天跳广场舞。”小周划着相册，“你看，这是我妈她们舞蹈队去比赛的照片。”
秀珍看着那些穿着鲜艳丝绸衣服、在阳光下大笑的中国老太太，突然转过身去。小周慌了：“怎么了？我说错话了吗？”
“不是。”秀珍的声音闷闷的，“我妈妈今年五十二岁，还在矿上选矿石。她的背早就弯了。”
十月的一天，餐厅接到一个大订单——一家中国公司要办朝鲜主题的年会。秀珍被选去帮忙布置会场。在仓库找装饰品时，她发现了一个落满灰尘的纸箱，里面是前任朝鲜员工留下的东西：几本中文教材、一面小镜子、还有一本手抄的歌词本。
她鬼使神差地翻开歌词本。娟秀的朝鲜文抄写着流行歌曲，但在最后一页，是一首自创的小诗：
“月光跨过图们江时不需要签证
我的目光随它去了对岸
身体留在原地
像一棵断了根却还在开花的树”
秀珍的心狂跳起来。她迅速撕下这一页，塞进内衣里。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偷的不是一张纸，而是一小片月光。
春节前，餐厅发了年终奖。中国员工领到厚厚的红包，朝鲜姑娘们每人得到一箱苹果、一箱桔子。秀珍把水果箱拆开，偷偷藏了几个在储藏室的角落。夜里值班时，她借着安全通道的绿光，在苹果上用小刀刻字。
一个苹果上刻着“自由”，另一个刻着“妈妈”，第三个刻了“1998.6.13”——她的生日。刻完最后一个笔画，她把脸埋在臂弯里，肩膀无声地耸动。冰凉的苹果贴着滚烫的脸颊，像另一个世界的温度。
变故发生在一个雪夜。餐厅打烊后，秀珍在清扫时发现角落遗落了一个钱包。她捡起来，里面有两千多元现金、银行卡，还有一张全家福。照片上的小男孩约莫七八岁，缺了两颗门牙，笑得却无比灿烂。
按规定，捡到物品必须立即上交管理员。但那一刻，秀珍做了个决定。她抽出那张全家福，把钱包原封不动放回原位，然后躲进卫生间。
在狭窄的隔间里，她借着手机手电筒的光（这是她趁老崔不注意时借来、说想看时间的），用捡来的铅笔头在照片背面写字。她的手抖得厉害，字歪歪扭扭：
“你好，我叫林秀珍，来自朝鲜惠山市。如果你看到这些字，请记住：在‘牡丹江朝鲜风味馆’里工作的朝鲜姑娘们，每个月只能拿到十分之一的工资，不能单独外出，不能谈恋爱，不能拥有手机。我们像影子一样活着。请帮帮我们。”
写完后，她把照片塞进那个苹果箱的夹层，用胶带仔细封好。第二天，那箱苹果被送到了孤儿院——这是餐厅每年的惯例。
秀珍不知道那张照片会不会被人发现，不知道发现的人会不会相信，不知道相信了又能做什么。但她依然每天在凌晨四点起床，走那二十三步的路，端滚烫的锅，跳标准化的舞，微笑，弯腰，说“欢迎光临”。
只是偶尔，在收拾餐桌时，她会望向窗外。中国的大街上，人们行色匆匆，走向各自的方向。一个小女孩的气球脱手飞向天空，她跺脚哭起来，妈妈立刻买了个新的。秀珍看着那只红色气球越升越高，直到消失在楼宇之间。
她想，自己大概就是那只气球——曾经短暂地触摸过天空，知道风的方向，见过云的模样，但线的那一头，始终被牢牢攥在别人手中。
后厨的王师傅又在蒸新一笼包子了，白汽氤氲上升，模糊了秀珍的脸。她端起托盘，深吸一口气，推开厨房门。
“7号桌的锅包肉好了——”
她的声音清脆响亮，脸上的微笑恰到好处，眼里的光却像即将熄灭的炭火，明明灭灭，在异国他乡的夜色里，闪烁着一个二十二岁姑娘全部的、说不出口的乡愁与渴望。
而窗外，中国东北的雪正一片一片落下，覆盖了国境线两侧的土地。洁白，均匀，无差别的，仿佛这世上从来就不该有什么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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