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在未出示司法搜查令的情况下闯入明尼阿波利斯的亨内平医疗中心（HCMC），并将一名患者铐在病床上。据Unidos MN称，ICE探员在节日期间进入该医院急诊部门，并获准进入员工专用区域，在被铐患者床旁停留超过24小时。

这样的画面无论发生在哪，都足以刺痛公众神经。

病床上的患者被冰冷手铐锁住，执法人员在急诊区滞留超24小时，医护人员敢怒却一度无力阻止——美国明尼苏达州亨内平医疗中心的这场闹剧，撕开了西方“程序正义至上”外衣下的执法乱象。

当执法权闯入本应绝对安宁的医疗空间，中美两国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早已超越事件本身，成为两种治理逻辑的直观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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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回到这场争议的核心：ICE探员未持司法搜查令，仅凭身份证明就闯入医院急诊部，甚至进入员工专用区域，将病情严重的患者铐在病床上。

要知道，拜登政府早有新规，将医院纳入“受保护区域”，明确限制移民执法部门在这类场所开展逮捕行动，仅在涉及国家安全、人身安全等极端情况且获批准后才可例外。

可现实是，规则被轻易突破，执法人员堂而皇之地在医疗场所行使强制权，直至州议员介入才被迫撤离。

这并非孤例。

2017年美国盐湖城大学医院，护士因拒绝警方无手续提取昏迷患者血样，竟被警察强行铐走关押20分钟。

两次事件如出一辙：执法人员漠视医疗场所的特殊性，将自身权力凌驾于患者生命健康和医疗秩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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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标榜“程序正义”的美国，反而频繁出现执法越界？

根源在于其司法理念中“个体权利保护”与“执法权力扩张”的内在冲突，以及三权分立体制下执法与行政、司法的权责纠缠。

美国司法体系以“程序正义优先”为核心，本应通过严格流程限制公权力。但移民执法领域却长期存在“法外特权”倾向，ICE探员常凭借模糊的授权突破规则，而联邦与州的执法权划分模糊、部门间监督缺位，又让这种越界难以被及时制止。

更讽刺的是，医院虽强调“患者安全优先”，却缺乏明确的应对流程，只能在权力面前妥协——这种制度性漏洞，让医疗空间的神圣性沦为执法权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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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国，类似场景从根源上就被执法流程堵死。

在中国的执法规范中，医疗卫生机构属于特殊场所，执法人员进入开展检查、执法，必须遵循严格程序：至少两名执法人员同行，主动出示有效证件，说明来意并告知当事人合法权利，全程制作笔录并签字确认，无合法手续绝不能采取强制措施。

更关键的是理念差异。

中国司法追求“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统一”，核心是“人民为中心”，司法和执法都需兼顾个体权利与公共利益，医疗场所的公共服务属性被置于优先地位。

换句话说，在中国，执法人员绝不会为了执行某项任务，将重病患者铐在病床上——这不仅违反执法流程，更违背“生命至上”的基本共识。

即便因重大案件需在医院开展工作，也必须提前与医院沟通，采取不影响诊疗、不侵犯患者权益的方式，必要时由检察部门全程监督，杜绝权力滥用。

有人或许会质疑，中国是否存在“重结果、轻程序”的问题？

不可否认，部分基层案件曾有过类似倾向，但这并非制度设计的初衷。

近年来，随着法治建设完善，程序正义的刚性不断增强，执法记录仪全程开启、执法流程公开透明、检察监督全覆盖等措施，让执法权始终在规则框架内运行。

而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是拒绝“为了程序而程序”，也拒绝“为了权力而突破程序”，始终以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合法权益为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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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国的这场闹剧，亨内平医疗中心的声明显得苍白无力，Unidos MN呼吁制定明确应对流程的建议，也只是治标之策。

当执法部门可以随意漠视既有规则，当医疗场所无法抵御权力入侵，所谓的“程序正义”早已变质为权力寻租的遮羞布。

而中国的执法逻辑，恰恰守住了最根本的底线：执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而非破坏公共利益；程序的价值是保障公平正义，而非成为权力越界的借口。

医疗空间是生命的最后防线，执法权的边界的背后，是一个国家对生命的敬畏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