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患者骨折术后突发昏迷至今，六安人民医院医疗损害纠纷占八成|六安人民医院|医疗损害纠纷|患者隐私|手术|治疗|肺栓塞|骨折|骨科

2023年6月，72岁的周圣凤因右尺骨鹰嘴粉碎性骨折，被家人送进了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六安医院（六安市人民医院）。这家始建于1949年、拥有“全国百姓放心百佳示范医院”“安徽省医德医风示范医院”等多项荣誉的三级甲等公立医院，是她和家人寻求康复的寄托。然而，一场常规的骨折手术后，周圣凤老人因突发肺栓塞最终成为了“植物人”状态，这场跨越两年半的医疗争议，至今仍未平息。

从骨折诊疗到突发危情

根据院方“骨科入院记录”记载，周圣凤于2023年6月5日12时入住骨科二病区20床。入院时，老人主诉“外伤致右肘部肿痛畸形伴活动受限2天”，当地医院X线提示骨折端移位明显。病程记录显示，老人入院时无意识障碍，无恶心呕吐、发热畏寒等症状，大小便正常，身体基础状况稳定。经专科检查与辅助检查，院方确诊其为右尺骨鹰嘴粉碎性骨折，拟定手术治疗方案。
6月8日，周圣凤在全身麻醉下接受右尺骨鹰嘴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术中记录详细描述：“直视下复位尺骨鹰嘴，两枚克氏针钻入固定，透视见骨折端复位满意，尺骨鹰嘴关节面解剖关系恢复……‘8’字张力带捆扎固定牢固，再次透视证实复位良好，肘关节活动良好。”术后恢复阶段，老人病情平稳，至6月13日，已明确提出次日出院的申请，彼时的诊疗进程看似一切顺利。

转折发生在6月13日23时52分。平静中的周圣凤突然意识不清、口唇发绀、呼之不应，值班医护人员紧急初步诊断为“尺骨鹰嘴骨折术后肺栓塞？”，并迅速启动抢救：开放气道、开通静脉通道、实施心肺复苏，同时联系ICU及麻醉科会诊。23时54分，麻醉科医师到场实施气管插管与呼吸气囊辅助通气；6月14日0时整，老人接受除颤仪除颤后转入重症监护室。重症监护病程记录显示，当时患者呼吸心跳骤停原因不明，“不排除肺栓塞可能”，并明确告知家属“住院期间可能随时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导致死亡，后期可能长期昏迷植物状态”。

6月15日，肺动脉造影检查显示“双侧肺动脉分支充盈缺损”，院方正式考虑肺栓塞诊断，并进一步告知家属“患者苏醒困难大，希望渺茫，后期可能植物生存”。6月16日，主治医师葛章伟查房记录确认，老人已确诊急性肺栓塞、缺氧缺血性脑病、继发性癫痫，虽癫痫症状有所控制，但仅左手对刺痛有轻微收缩反应，其余肢体无反应，“预后差”。此后，院方先后为老人实施气管切开术，邀请康复科、血液内科、高压氧舱等多科室会诊，采取亚低温脑保护、抗感染、抗凝、降血小板、康复促醒等一系列治疗措施，但老人始终未能恢复意识。

2023年7月7日，周圣凤办理自动出院，出院小结显示其诊断已从最初的“尺骨鹰嘴骨折”，扩展为肺栓塞、缺氧缺血性脑病、呼吸心跳骤停、急性呼吸衰竭等11种病症。出院时，老人自主睁眼但无意识内容，处于气管切开状态，四肢刺痛无反应。据家属后续反馈，出院后至今，周圣凤一直处于植物人状态，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一个简单的骨折手术，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家属始终无法理解这场悲剧的发生。

医学视角下的争议：围手术期风险防控的追问

从医学常识来看，肺栓塞是指各种栓子阻塞肺动脉或其分支引发的临床综合征，好发于高龄人群、手术后患者等群体，其典型症状包括突发呼吸困难、胸痛、晕厥等，严重时可导致心跳骤停甚至猝死。对于骨科手术患者而言，围手术期静脉血栓栓塞症（含肺栓塞）是需重点防控的并发症，临床通常会通过Caprini评分等工具评估患者风险，并采取物理预防、药物预防或联合预防等措施。

周圣凤作为72岁的老年骨折患者，属于肺栓塞高发群体。但根据现有病程记录，并未明确显示院方在术前是否对其进行了静脉血栓栓塞症风险评估，以及围手术期是否采取了规范的预防措施。这也成为家属心中核心的疑问：若术前已识别高风险，是否存在预防措施不到位的情况？若术后出现早期症状，是否存在延误识别或干预不及时的问题？

截至目前，当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已介入调解，但由于双方在调解金额上差距巨大，所以尚未达成一致结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患者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需提交就诊及受损证据，若无法提交过错及因果关系证据，可申请医疗损害鉴定；而医疗机构需就自身无过错等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业内人士指出，此类案件的关键在于医疗损害鉴定，需明确院方在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患者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过错参与度等核心问题。

医院背景面面观：荣誉与争议并存

公开资料显示，六安市人民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急救等功能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公立医院，2021年成为安徽医科大学直属附属六安医院，斩获多项国家级、省级荣誉。但与此同时，医院近年来也深陷多重争议。

企查查数据显示，六安市人民医院目前共有260例司法案件，其中85.00%的案件中该院为被告，80.77%的案件案由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96.92%为民事案件。近五年内的案件中，2023年占比高达47.62%，为历年最高。此外，医院还存在行政违法记录：2025年9月17日，因“未按规定填写病例资料”被六安市卫健委处罚35000元；同年10月23日，因“未办理规划审批手续擅自建设”被六安市城管局处罚8455.30元。

更值得关注的是，医院多名管理人员曾因贪腐落马：2014年，原院长朱德昌因受贿罪获刑十年零六个月；2018年，重点工程指挥部医疗设备部主任田胜权因受贿罪获刑三年，罚金22万元，违法所得30万元被没收；2023年8月，时任信息部副主任的侯均因受贿罪、行贿罪、洗钱罪“三罪”并罚，获刑六年，罚金四十六万元。

此外，2024年9月，该院因国庆期间不放假被实习生投诉，进而对实习生通报批评的事件，也曾引发网友热议。

争议背后的深层拷问：公立医院的责任与信任

周圣凤的遭遇，并非孤例。在六安市人民医院高发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背后，折射出的是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医患沟通、公立医院监管等多重命题。作为承载区域医疗服务重任的三甲医院，其荣誉称号的背后，应是与之匹配的医疗质量、风险防控能力与责任担当。

从临床规范来看，骨科围手术期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预防与管理，已有明确的行业指南与诊疗规范。对于高龄骨折患者这类高风险人群，术前风险评估、术中操作规范、术后密切监测与早期干预，每一个环节都关乎患者的生命安全。而病历资料作为医疗行为的重要记录，其规范填写不仅是医疗机构的法定义务，更是医疗纠纷处理中的关键证据，该院因“未按规定填写病例资料”被处罚，也引发了公众对其医疗文书管理规范性的质疑。

在医患关系本就敏感的当下，公立医院的每一次医疗争议，都在消耗着公众的信任。如何平衡医疗服务的效率与质量？如何强化医疗机构的风险防控意识与能力？如何完善医疗纠纷的多元化解机制，让患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保障？如何加强对公立医院的监管，确保其在荣誉加身后仍能坚守医疗本质？这些问题，不仅是六安市人民医院需要面对的，更是整个医疗行业需要持续思考与破解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