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在鄂尔多斯高原经商的故事｜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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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历史故事㉚粟特人在鄂尔多斯高原经商的故事
粟特，是历史上中亚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粟特人的老家远在中亚地区的阿姆河和锡姆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唐代文献中称那密水），也就是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粟特人在人种上属于欧罗巴人种，身材高大，深眼窝、高鼻梁、大胡子，他们说话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与今天的哈萨克斯坦语有相似之处。由于粟特人善于经商，因此他们也被人们称为“丝路上的商客”，也是丝绸之路上最神秘的人群之一。公元前5世纪，粟特地区分裂成许多小国家，有康、安、东安、史、曹、何、石、米、火巡、戍地等国，因为这些国家的首领都是以昭武作为姓氏，所以他们又被称为“昭武九姓”。他们的经商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沟通角色。
粟特人的经商理念是深入骨髓的，并且是从“娃娃抓起”的，粟特人的娃娃一出生便开始对他们进行经商教育。《旧唐书》有这样的记载，粟特人生下孩子，一定会在孩子的口里放上蜜，在他们的手掌上涂上明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在今后的成长中嘴里经常甘甜，学会甜言蜜语，并且手掌里攒钱就好像粘上粘物一样，甩都甩不掉，牢牢掌握钱财。如果生的孩子是男孩，那么父母就从他5岁时开始教他们识字，学习经商之道，等到男孩长大成人后就要离开家庭，自己去外面经商谋生。同时，他们自己的财产与父母、兄弟、邻居之间的财产要分得清清楚楚，可以说他们的独立性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锻炼了，并且独立性随着他们的成长会越来越强。
关于粟特人的故事，中国历史文献对他们记载的并不多，尽管如此，发生在粟特人身上的经商故事却始终与他们紧紧地联系到一起，或者说是他们最显著的标签。粟特人的荣耀和光辉都与丝路息息相关。粟特人在中国的经商活动最早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汉朝就已经开始了，他们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从西向东一路走来，他们的商业活动具有时间长、规模大、影响深等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粟特人的商业活动不仅没有因为中国境内政权的众多和频繁更迭而停止，反而逐渐强化了与中国内地诸政权的联系，特别是还取得了北魏王朝的承认和管辖，成为合法经营的贸易活动。大约在6世纪之前，粟特商人已经遍布了全国各地。公元6～8世纪初，是粟特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时段。唐朝建立后，得益于强大的军事政治、稳定的社会局面和开明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多的粟特人来到唐朝，来到中原内地从事更大规模的经贸活动，最终达到了粟特与唐朝商业贸易的顶峰，这时也是粟特商业活动最繁荣、最普遍的时期。公元10世纪之后，粟特与中国内地的经贸活动变得十分少见，粟特民族也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与汉族、突厥、回纥等民族融为一体。

（一）隋唐时期粟特人的商贸活动

隋唐时期是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最活跃，贸易最发达的时期，因此也是大量入华的黄金时期。公元4世纪，随着阿拉伯、突厥、大食等军事实力的增强，先后占据了粟特地区，粟特人被迫流动在丝路沿线上，逐渐演变成了居无定所的商贸民族。他们沿着很早以前塞种人就已经开通的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自汉代至唐代，西域就是粟特进入中国的第一站，高昌、龟兹、于阗[tián]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和落脚点，他们沿着河西走廊继续向东，来到重要的交通枢纽站固原，进而进入鄂尔多斯高原，一路南下来到了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根据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文字资料记载，公元9～10世纪，粟特人在欧亚丝路上的经商路线是这样的：自西向东沿途经过拂菻[lǐn]、苫国、波斯、安国、吐火罗、石国、粟特、拔汗都、朅[qiè]盘陀、佉[qū]沙、于阗、龟兹、焉耆、喀喇沙尔、高昌、萨毗、吐蕃、吐浑、弥药和浦骨律。
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把从中亚地区带来的玻璃器、宝石、装饰品运到中国，然后把内地的丝绸、漆器、铁器、金银器运到中亚。从这些物品可以看出来，粟特经商的物品都十分珍贵，主要以奢侈品为主，这些奢侈品具有体积小、价值大、便于携带、利润率高的特点，十分适合长距离的经贸活动。粟特人除了贩卖丝绸以外，还贩卖女奴婢、骆驼和马匹等，这些在当时也是被允许的。
南北朝隋唐时期，粟特沿着丝路来到中国，多数是采取“举族”或者“举家”的形式迁徙的，把全族人或者全家人都迁徙过来，这样一来就在这条漫长的丝路沿线区域很容易形成商品转运站，随后逐渐形成商贸集散地，最终形成大大小小的聚落。它们的功能就是起到了商客落脚点、物品转运、商品集散中心的作用。聚落具有一定的自治性质。随着迁入的粟特人和其他民族不断增多，一个个小的聚落点就发展形成了规模大的大聚落和固定的城镇。比如唐代贞观时期，粟特人在大首领康艳典的率领下在新疆的蒲昌海地区建立起四个大城镇，有石城镇（又称为典合城）、屯城、新城、蒲桃城、萨毗城等等。在内地除了在长安、洛阳定居的粟特人外，在宁夏固原、内蒙古鄂尔多斯、河北等地都是有较大的聚落的。这些城镇和聚落都是受唐朝管辖的。
粟特商贸活动是在中原王朝的许可和管理下开展的，受中原王朝的管理。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就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严禁汉人从事商业活动，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商业的轻视和抑制，在客观上促进了包括粟特人在内的商业活动，也给粟特人垄断丝路贸易提供了机会。随着入华粟特人及粟特聚落的增多，北魏以后中央政权往往对他们采取羁縻的管理方式，既承认并保留他们原来的部落形式，但把他们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管理下。在粟特聚落地区，粟特人自己保留了传统的宗教组织形式，粟特信奉祆教的非常多，在聚落中往往树立着祆教祠，对这些聚落的人们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束缚。北魏王朝正是利用这一点对粟特聚落进行有效管理，中央政权在聚落中设立“萨保”官职，萨保即成为粟特聚落中的宗教大首领，把萨保纳入中国传统的官僚体系中，作为视流外官，专门给胡人首领授予，以达到管理的目的。唐朝建立后，把粟特聚落也纳入行政管理体系中来，纳入地方州县管理之中，受到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例如，在唐朝的鲁州刺史安思恭就是粟特人，也是接受唐朝政府管理的行政官员。同时，唐朝对来华经商的粟特人进入内地还实行一种叫做“过所”的审查制度。外来的粟特商人如果要进入汉地，就要向当地的都督府请求过所，申请过所的时候必须有5个保人，这些保人包括与粟特商人有关的人员都要接受询问。审查通过以后，粟特商人才可以进入到汉地。同样的道理，粟特商人满载货物离开汉地，往西进入丝路上时也要履行“过所”的程序。尽管程序比较复杂，但唐朝实行的这种政策却是一视同仁的，对内地州府的普通老百姓、商人在离开本籍贯时也采取“过所”的制度，过所的程序、要求、内容与粟特人基本没有差别。这种政策证明了唐朝开明的政策，粟特地区的部族都是作为唐朝羁縻府州的州民来对待，这就极大地吸引了粟特商人的积极入境。
除了粟特人自己在丝路上进行贸易以外，还与突厥、回纥等部族一起做生意，一来是与突厥达成协议，借助突厥的军事力量给自己保驾护航，二来是将突厥手里的贵重物品比如说绢绸等物品转运到中亚地区。不仅如此，在唐代时还出现了粟特人与汉人合伙经商的情形。汉人与粟特商人一起在丝路上行商，往来于长安、高昌、龟兹之间。
唐朝对粟特人的管理，采取的是羁縻[mí]府州的形式，在粟特人聚集的地区设置府州行政建置进行有效管理，并委任或委派唐朝人当首领。对入华纳入唐朝府州体系下的粟特人，一般采取的是著藉者和非著藉者，著藉者也就是纳入府州户籍之下，称为“坐商”；非著藉者就是没有纳入户籍之下，因此也被称为“兴生胡”。两者判断的标注就是是否是唐朝的编民。唐朝初期的时候，一般粟特商人是不做着藉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便于粟特人进出唐境的方便。而到了“六胡州之乱”以后，唐王朝逐渐转变了对降附民族的羁縻政策，将包括突厥、粟特、铁勒、回纥在内的归降者编入到户籍之中。不仅将他们纳入府州的地方管理体系治下，还要承担兵役。天生以来的独立性格和彪悍地经商活动，使粟特人具备了强悍的战斗力，唐王朝根据这些特点，将粟特人编入到作战体系中来，因此粟特人也有了为唐王朝进行军事作战的义务。事实证明，粟特军队骁勇善战，多次帮助唐朝军队对突厥、回纥的战争中取得胜利。

（二）粟特人在鄂尔多斯高原的经商活动

粟特在鄂尔多斯的活动集中在“六胡州”地区。“六胡州”是唐高宗于调露元年，也就是公元679年设置的，属于唐朝对降附的突厥部众的羁縻政策管理。唐朝初期，唐朝与突厥等冲突不断，经过几次大战役的胜利，唐朝战胜东突厥，突厥首领颉利可汗率10万降众归附唐朝，为了安置这些归降的突厥余众，唐太宗采取中书令温彦博的策略，把他们安置在河套以南的所谓“河南”之地，也就是今天鄂尔多斯高原及其周边地区。随着唐朝军事战争的胜利，越来越多的突厥部众降附唐朝，为了加强对河套地区突厥降户的统治，使之纳税赋役便于控制，唐高宗特地在统治中心长安以北的今宁夏与内蒙古交界的地区设置六个羁縻州府，这些羁縻州府有鲁州、丽州、契州、塞州、依州、含州。这些羁縻府州都是由唐朝人出任最高长官刺史的，并统一归大单于都护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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