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也没搞什么撕掉诏书的戏码，就拿起朱笔，在“无子多疾”那四个字旁边点了点，说就照这个发，别再添字了，那口气平淡得，跟批个漕运的折子没什么两样。
诏书一下来，胡善祥就从坤宁宫搬了出去，住进了西苑的长安殿，史书上没记她带没带走什么东西，就留了八个字，“后辞色如常”，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这比写什么都让人觉得心里发凉，同一天，孙贵妃就册封成了皇后，金宝金册还是那么晃眼，可大臣们行礼的时候，御座左边那个位置空了半截，那本来是胡皇后的地方，有个叫李浚的御史，当场就低下头，手里的笔在小本本上都快把纸戳破了，就写了句**“非古礼也”**，再没多的话。
说到底，朱瞻基心里那本账，算的根本不是儿女情长，是“国本”这笔大账，胡皇后生了两个公主，孙皇后生了皇长子朱祁镇，宣德二年就被立为太子了，按永乐朝传下来的规矩，太子都立了，他亲妈还不是皇后，这就叫“子贵母不尊”，礼制上就有了个大口子，杨士奇在自己私下写的信里说得更明白，要是不把贵妃升成皇后，以后太子看他妈，那个礼仪规矩就不好办。
废后就是为了让太子的法律母亲和亲妈变成同一个人，以后登基、朝贺、办丧事，所有礼节都能顺顺当当地写进《大明集礼》里头，不用再另外想办法。
孙氏当了皇后，权力也没说一下子就大到哪去，明朝的制度在那摆着，“批红”的权力在皇帝和司礼监手里，外头大臣的奏本要经过内阁“票拟”，皇后最多就是在大典的时候，接受一下命妇们的朝贺，史书里能查到她干的最大的“政事”，就是宣德七年替她弟弟孙忠求了个“会昌伯”的爵位，朱瞻基也准了，可转手就把孙忠儿子当官的名额从两个砍成一个，算是给外戚踩了一脚刹车，至于说她安插兄弟进锦衣卫，翻遍了《锦衣卫选簿》，也找不到孙忠或者他儿子当什么指挥佥事、千户的记录，这都是后人自己加上去的。
胡善祥退到长安殿，日子过得不算惨，张太后念着她“无过被废”，让内府还按皇后的标准给她吃的用的，每年光禄寺给两千石米，五百两银子，比贵妃的份例高了一倍多，宣德五年，朱瞻基在西苑射柳，还专门“过长安殿，赐后金绮一袭”，史书写得轻描淡写，可也看得出皇帝至少面子上还过得去，老百姓因为这个，还给她起了个“胡仙师”的名号，是可怜她没儿子，也是佩服她不争不抢。
真正的变化在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朱瞻基病得不行了，把杨士奇他们几个重臣叫到床前，口述遗命，说太子还小，国家大事就交给你们了，宫里的事交给太后，《明宣宗实录》记了整整四百个字，偏偏没给孙皇后一句单独的嘱咐，更没有什么“别为难她”的话。
皇帝一死，小太子朱祁镇即位，张太皇太后成了辈分最高的，孙皇后升为皇太后，胡善祥还是那个“静慈仙师”，三个人各住各的宫殿，礼制上分得清清楚楚，倒也一时没出什么事。
到了天顺六年，英宗在钱皇后的劝说下，下诏恢复了胡善祥的皇后身份，叫“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谥册上写得很客气，说她当年因为没儿子，自己恳请辞去中宫之位，现在尊她为皇后，牌位进庙里一起供着，礼部商量安葬仪式的时候，也只是把她的神主牌位移到景陵祾恩殿，跟宣宗摆在一起，没有重新修陵，也没把她的遗骨迁过来，算是“追封但不改葬”的折中办法，英宗这么做，更多是想平息一下舆论，毕竟从宣德年间开始，朝廷和民间一直觉得胡氏是“无过被废”，史学家谈迁在《国榷》里就直接说“天下冤之”，给胡氏补个皇后名分，既能收拢人心，也顺手把自己老爹留下的政治小尾巴给收拾干净了。
胡善祥自己是没看到这份迟到的荣耀，她正统八年就去世了，比朱瞻基多活了十三年，比张太皇太后多活了一年，墓志上就写了“以疾终”，没有什么海棠花枯死，也没有谁痛哭流涕，那座长安殿后来改名叫“永宁宫”，成了宫女学刺绣的地方，再也没人记得那墙外头曾经有过什么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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