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5月25日，洛阳城破。
满大街的日军手里拿着枪，但干的第一件事既不是去金库搬钱，也不是去抓捕残余的守军。
指挥官反而急得满头大汗，找来几个当地工匠，架起梯子，硬是把城门楼子上挂了上千年的“洛阳”牌匾给摘了下来，换上了一块崭新的招牌——“福阳”。
这操作把当时的老百姓都看懵了。
一支号称要把亚洲吞下去的军队，怎么跟个名字过不去？
原来这帮日本人心里发虚，觉得“洛阳”听起来像“落阳”，也就是太阳落山的意思。
他们国旗上画个红太阳，打到这儿要是“日落”了，那还玩个屁。
与其说是改地名，不如说是在给自己那岌岌可危的命数，贴上一张自欺欺人的狗皮膏药。
这事儿听着像个迷信段子，其实背后藏着日本人长达二十一年的心理阴影。
就在日军把“福阳”挂上去的那一刻，他们的高层其实心里跟明镜似的：只要脚踩到了这条线，日本帝国的国运，基本也就到头了。
早在1923年，也就是这一幕发生的21年前，中国有个叫蒋百里的军事奇才，就对着地图给学生画了一条线。
他说中日只要开打，沿海肯定保不住，但这三座城市——洛阳、襄阳、衡阳，就是日本人的鬼门关。
这就是著名的“三阳线”。
蒋百里这人毒得很，眼光毒。
他看准了日本是工业国，离不开城市和铁路；中国是农业国，有地就能活。
过了“三阳线”往西，全是深山老林大河沟，日本人的机械化部队到了这儿就是废铁。
事实真就这么邪门。
到了1944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起了豫中会战。
这老鬼子是个“中国通”，但他怎么也没想到，洛阳这块骨头能把他的大牙给崩了。
当时的战况，乱得跟锅粥一样。
冈村宁次本来安排第12军司令内山英太郎去攻城。
但这内山是个滑头，也是个抢功狂。
他一看洛阳城墙厚实，守军又是硬茬子，觉得这买卖亏本。
居然抗命不遵，带着主力部队去追汤恩伯的撤退部队，想捡软柿子捏。
这一跑，直接把冈村宁次晾在了那儿。
堂堂方面军司令，手里居然没兵可用。
冈村宁次气得直骂娘，没办法，只能东拼西凑，把本来负责治安、平时只会在乡下抢粮食的第63师团拉了上来。
再说守洛阳的，是第15军军长武庭麟。
这老哥不是黄埔嫡系，是在军阀混战里滚出来的“老油条”。
手里虽然只有三个师的杂牌军，装备烂得掉渣，但人精得很。
冈村宁次想着围个十天半个月，中国人肯定投降。
谁知道武庭麟根本不按套路出牌，他没缩在城里死守，而是把部队拉到了城外的邙山，摆开了一字长蛇阵。
日军第63师团长野副昌德是个生瓜蛋子，一看守军出城了，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觉得这是送人头。
结果一头撞进了武庭麟经营了六年的工事里。
那是真打得惨，邙山上全是钢筋混凝土暗堡和地雷阵。
野副昌德为了挽回面子，还想玩个时髦的“地空协同”，叫飞机来炸。
结果配合太生疏，一颗重磅航弹直接掉进了日军自己的师团指挥部。
野副昌德命大没死，但这一下差点把他吓尿了，连指挥刀都差点丢了。
眼看一个小小的洛阳打了二十多天还没拿下来，冈村宁次面子上挂不住了。
他强行把在那边追击的第12军调回来，还祭出了压箱底的宝贝——坦克第3师团。
这就是降维打击了。
武庭麟的杂牌军哪见过这么多坦克，确实顶不住了。
这时候，冈村宁次露出了獠牙，他在洛阳以西布置了整整8个步兵大队，张着口袋等武庭麟往西跑。
只要往西一撤，那就是全军覆没。
但冈村宁次千算万算，没算到武庭麟这只“老狐狸”的胆子有多大。
城破的那天晚上，第15军没有往西，甚至没有往南，而是一头扎向了东南方向。
这招“灯下黑”玩得太绝了。
东南方向全是日军的后方，医院、兵站、粮库都在那儿。
武庭麟带着残部，跟下山的猛虎一样，冲进日军后方一顿乱杀，把日军的后勤点端了个底朝天，然后大摇大摆地钻进了登封的山区。
这仗打得，日本人赢了面子，输了里子；占了一座空城，却放跑了一群饿狼。
更让冈村宁次吐血的是，就在他把所有兵力都集中在洛阳改名字、搞庆功的时候，八路军在华北那边趁虚而入，把你后方空虚的县城全给占了。
那种“按住葫芦起了瓢”的无力感，估计比输了仗还难受。
所以，日本人只能搞个“福阳”的改名闹剧，哄哄手底下的兵，说这是福气，不是日落。
可这福气有点短，从1944年改名到1945年投降，也就一年多点。
不管是后来的湘西会战，还是什么鄂北会战，日军的铁蹄死活就是跨不过蒋百里画的那条线。
最有意思的是，等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接受审判时，有些日军将领为了推卸责任，竟然矢口否认自己占领过洛阳。
当初改名“福阳”时有多嚣张，这时候就有多狼狈。
至于那个被改成“福阳”的城门楼子，没过多久就被老百姓把牌匾拆下来劈了当柴火烧。
在这个把历史刻进骨头里的国家，侵略者无论换什么马甲，最终的结局都只有一个：滚蛋。
参考资料：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一号作战之河南会战》，中华书局，1982年。
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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