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老陈，今年六十挂零，退休金攥在手里，捏得出汗，却再也没踏进过舞厅的门。
偶尔坐在老家院坝头晒太阳，眯着眼总能看见重庆杨家坪舞厅的旋转灯球，红的绿的，晃得人心里发慌。
那是2000年，我四十岁，顶梁柱似的国企说垮就垮了。
半辈子捧在手里的铁饭碗碎成了渣，老婆早几年跟我离了，娃跟着她过，我揣着铺盖卷，挤上了去重庆的绿皮火车。进了个汽配厂打工，包吃包住，一个月七百块，不多，够活。
重庆的夏天热得像蒸笼，下了班宿舍里闷得睡不着，工友说：“走嘛，杨家坪舞厅耍耍，门票才三块钱。”我揣着皱巴巴的零钱去了，一推门，热浪裹着脂粉香、汗味、劣质香烟味扑过来，震耳的迪斯科舞曲砸得人耳膜疼。
灯光暗得很，只有舞台上的灯球转着，把人影切得七零八落。
舞池里挤得水泄不通，男男女女贴在一起晃，踩踏着鼓点，像是要把日子里的憋屈都踩碎。
舞女大多是70后，一个个穿得俏，吊带裙晃着细胳膊细腿，身材高挑，笑起来眼角弯着，带着点江湖气的甜。跳舞不贵，十块钱三曲，包半场六十，包全场一百。
我那时候周末必到，一周花个五十到一百，不算多，却能买两个小时的热闹。一个月七百块工资，跳舞要花掉两百到四百，剩下的三百块，够我买烟买洗衣粉，够活。
单身汉的日子，寡淡得像白开水，舞厅就是那勺糖。
我踩着厂里发的劳保鞋，混在一群糙老爷们里，怯生生地伸手：“妹儿，跳一曲？”舞女们不嫌弃，手软软地搭在我肩上，贴着我晃。
舞曲慢下来的时候，能听见她们的呼吸，能闻到头发上的廉价香水味。
那时候杨家坪舞厅场场爆满，老板的脸笑成了一朵花，收钱的手从来没停过。
我把重庆的舞厅跳了个遍，朝天门的场子大，南岸区的灯光暗，沙坪坝的舞女嗓门甜，可我还是最爱杨家坪——离厂子近，走路二十分钟就到，省车费。
一年下来，光跳舞就花了五千块，那可是我大半年的工资。
也不是没动过心。
舞女们嘴甜，一口一个“陈哥”，有的说“陈哥你人真好”，有的说“要不我们耍朋友嘛”。
我晓得是假的，她们不过是想多赚两个舞钱，可我还是愿意信。
我兜里没几个钱，她们骗也骗不走啥，无非是多买几瓶矿泉水，多跳几场舞。有个35岁的美女，叫丽丽，眼睛大大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我总找她跳，十块钱三曲，跳完了就坐在角落看她跟别人跳。
她偶尔会过来，给我递根烟，说“陈哥，今天生意好哦”。我问她，我们耍朋友嘛？她笑着摇头，“陈哥，你莫开玩笑”。
跳了五年，厂子效益不行了，我被裁员，揣着补偿金回了老家。
走的那天，我去了趟杨家坪舞厅，买了张三块钱的门票，没找舞女跳，就坐在角落，看灯球转，看人影晃。
丽丽看见我，过来坐了会儿，没提跳舞的事，就说了句“陈哥，一路顺风”。
回老家后，日子又变回了白开水。
我没再找工作，守着老房子，后来领了养老金，不多，够自己一个人吃饭。
有人问我，咋不去舞厅耍了？我苦笑，养老金刚够糊口，哪有钱去消费？十块钱三曲，现在怕是涨到几十块了吧？
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舞厅里的热闹能填满日子的空。
现在才晓得，那些灯光，那些舞曲，那些贴着你晃的人影，不过是一场梦。
我把五年的时光，跳成了回忆里的灯影，把五千块钱，跳成了再也找不回的热闹。
如今我一个人吃饭，全家不饿。坐在院坝头晒太阳，听见隔壁院子里传来广场舞的音乐，总忍不住扭头看。
那音乐，跟当年舞厅里的，有点像，又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的是，当年的我，兜里揣着七百块工资，心里装着满当当的盼头；
现在的我，兜里攥着养老金，心里装着的，只有那些晃来晃去的灯影，和丽丽那句，“陈哥，一路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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