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高等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套《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理论资料》丛书，收录夏丏尊、叶圣陶、朱光潜、陈望道等关于语文教育的一系列文章。他们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拓荒者，怀抱着“使醇醇诸稚展发神辉”的理想探索着“人的教育”。
他们“周身温暖的光泽”首先浸润的就是作为他们教育理想第一实践场域的家庭。我们采访了这些教育家的孙辈，听他们讲述这些教育家在公共教育领域倡导的理念贯穿于家庭生活中，回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拓荒年代，对他们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领域所做的探索进行一次回望，回到白马湖和分水塘，回到教育的现场，重走现代语文教育之路。
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一个藏在浙中山区里的普通村落。村子四面环山，村北有一口山塘，山间溪水汇集于此，水分两系，西北流向浦江，东南流入义乌，这便是“分水塘”村名的由来。1920年早春，村中一所老宅的柴房里，总亮着一盏油灯至深夜，一位青年伏案疾书，手边堆满外文书稿。母亲心疼儿子，送来粽子和红糖，几次催问“吃了吗”，他只答“吃了吃了，甜极了”。待母亲进来收拾碗碟，却见他满嘴墨黑，原来他专注译书，竟将砚台里的墨汁当作红糖蘸着粽子吃了。
这位青年是时年29岁的陈望道，他正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这盏从分水塘柴房亮起的灯光，不仅照亮了中国革命的理论起点，也映照出一条现代语文教育从荒芜到开拓的漫漫长路。
分水塘 陈望道故居
近一个世纪后，他的小孙子陈晓帆站在修缮一新的分水塘陈望道故居前。尽管爷爷去世时他年仅4岁，一些记忆碎片却很清晰：1977年那个阴雨的深秋，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里人潮涌动、黑纱如云，人们自发前来送别一位老人。“当时我还问我妈，他们来干嘛？后来才慢慢理解，是因为爷爷做出了真正让人记住的贡献。”陈晓帆对澎湃新闻回忆道。
从柴房译者到复旦大学校长，从白话文运动的旗手到修辞学体系的奠基人，陈望道的一生始终与“语文”二字紧密相连。他寻找的不仅是一种新的大众语言，也是一条属于科学的现代语文教育之路。
陈望道晚年的全家福，图左为子陈振新，抱着小孙陈晓帆，图右为媳朱良玉，抱着大孙陈晓明
为时代寻找新语言
陈望道的语文之路，始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与语言革命。1915年，24岁的陈望道远渡日本求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学习法律、经济、物理、数学、哲学和文学等课程。彼时日本正大量吸收西方思想，社会主义学说也开始传播。陈望道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时深切感受到文言文在表达现代思想时的无力与隔阂。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望道回国受聘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与同校国文教员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引为同道，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在浙江一师，陈望道的语文课堂本身就是一场“革命”，他摒弃八股式的文言教学，大胆选用《新青年》上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白话文章作为教材，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他倡导学生写白话文，认为语言的第一要义是“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
这种教学改革迅速引发轰动，也招致守旧势力的猛烈攻击，最终酿成“一师风潮”，致使陈望道去职。但陈望道的语文革新理想，并未因此熄灭。正在此时，他应《星期评论》杂志之邀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专心完成任务，1920年2月，他特地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他以日文版为依据，与英文版相互对照，字斟句酌，不到三万字的《共产党宣言》，花了1个多月才翻译完成。
陈望道意识到，翻译这部著作，不仅是政治理论的引介，更是一场语言上的创造。如何将原著的深刻思想，用中文准确、生动地传达给普通大众？他必须锻造一种全新的语言：既要严谨科学，又要通俗有力；既要保留理论深度，又要让工人农民能看懂。他将“资产阶级”译为“有产者”，“无产阶级”译为“无产者”，创造了此后影响深远的核心概念。在晦涩的理论阐述处，他力求用简洁的短句和生动的比喻化解，他也运用排比、对仗等修辞，增强语言的感染力与鼓动性。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系统传播的起点，也堪称白话文应用在哲学、政治理论领域的典范。
1920年8月第1版（左）、9月第2版（右）《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藏于上海市档案馆）
几年前，作为建筑师的陈晓帆接到一个特别任务，参与分水塘祖父故居修缮。回到分水塘，陈晓帆才更切身理解了这项翻译工作的意义。“原先只知道望道先生是《共产党宣言》的译者，但通过走访村里老人、查阅资料，才知道当时条件多么艰苦，他的决心又多么坚定。”陈晓帆说。
分水塘村的这盏灯，从此成为现代中国语文革新史上一个象征。新的思想，需要新的语言来承载，而新的语言，又在翻译与创造的熔炉中成型。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场景被定格在纪念邮票上
抗击复古思潮：捍卫属于大众的“大众语”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让陈望道声名鹊起，但他并未止步于理论的引介。他更深切地意识到，语文的革新关键在于教育，在于让新的语言扎根于最广大的民众之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言复古思潮几度回潮，主张“尊孔读经”的呼声不绝于耳。陈望道站在了抗争的最前沿。
1934年，汪懋祖、许梦因等人发动“文言复兴”运动，主张中小学应该普遍学习文言和读经。陈望道第一个提出，不能被动地保卫白话文，他与鲁迅、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人联合发起“大众语运动”，旗帜鲜明地反对文言复兴。他在《文学》《中学生》《自由谈》等报刊上不断发表文章，倡导大众语。
如今读起当年的笔战文章，依然能鲜活地感受到白话文如何一步步登堂入室，站稳脚跟。《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理论资料·陈望道专集》收录了一篇文章，针对汪懋祖提出文言具有白话文不具备的“一字传神”之便利，陈望道举例反击——吃不得、吃不了、吃不来、吃不起、吃不下、吃不着……变动一字，意义迥异，因此白话文也并非不能一字传神，“文言能够这样以简单的一字传出这样复杂的意思吗？”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理论资料·陈望道专集》中所收的陈望道对于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讨论文章
时过境迁，当我们回望这一切纷争，便能看出当年那些针锋相对，背后是争夺话语权的迫切。文言与白话各有短长，也不必非此即彼，陈望道等“白话派”为白话文争地位的真正目的，清晰地陈述于他为《太白》半月刊所写的发刊词中：“我们提倡大众语，是为了让语文重新回到大众手里，成为大众表达思想、争取解放的工具。”
这场语文战线上的斗争，关乎教育的公平与文化的方向。陈望道深知，如果语文教育继续被艰深晦涩的文言垄断，那么知识就将永远被少数精英垄断，普通民众难以真正获得启蒙与解放。他的大众语理想，始终与“教育普及”“文化平权”的社会理想紧密相连。
陈望道对“大众语”的构想全面而深刻，他反对将大众语简单等同于方言土语，但主张吸取各地方言中鲜活、有力的成分，同时加以提炼和规范化，形成一种“普遍性的大众语”。他特别强调要向大众学习语言，“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在《太白》上，他开辟专栏，刊登工人、农民、车夫、店员写的文章，哪怕文字粗糙，但情感真挚、语言生动，成为最鲜活的教材。
与此同时，在语文教育阵地上，他与夏丏尊、叶圣陶等志同道合者紧密合作。1934年，他们合力编写了《开明国文讲义》，这套教材大胆采用白话文为主，以“文话”系统讲解读写知识，开创了语文教材科学编排的先河。编写中，陈望道尤为注重从现代白话文中提取鲜活案例，摒弃了传统教材引经据典、脱离实际的弊病。
然而，复古势力的反扑异常猛烈。一些保守派讥讽白话文“鄙俚浅陋”，不能登大雅之堂，更无法传承深厚文化。对此，陈望道在《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等一系列文章中予以有力回击。他指出，文言文之所以脱离大众，正是因为它已成为少数人垄断知识的工具；白话文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源于生活、用于生活。
陈晓帆听父辈谈起，陈望道在生活中就是一个极其朴素、贴近大众的人。在上海当校长时，他常与门卫、工友聊天，听他们讲市井见闻，觉得那是“最生动活泼的语言材料”。这种对大众语言的尊重，源于他内心的平民情怀，也让他在后来的校长生涯中，始终将师生的普通生活放在心上，这已是后话。
陈望道及语言研究室的青年教师在一起
修辞与作文：为语文教育奠定基石
倡导白话文、推动大众语，是语文革新的方向，而如何让语文教育本身成为一门科学、系统的学问，则是陈望道毕生致力的另一项基石性工程。他最大的学术贡献之一，便是构建了中国现代修辞学体系。
在传统的语文教育中，“修辞”往往被视为文人雅士雕琢字句的技艺，散见于诗话、词话的零星点评，缺乏系统理论。陈望道深感这种状况不利于语文教学的深化与提高。自1920年起，他就在复旦大学等校开设修辞学课程，历经十余年教学实践与反复修改，于1932年出版了《修辞学发凡》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修辞学发凡》首次将汉语修辞现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科学归纳。它打破了“修辞即修饰文辞”的狭义理解，提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的核心观点。也就是说，修辞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为了更有效地表达思想、情感，必须考虑文章的主题、读者的对象、具体的情境。这一观点，将修辞从“术”的层面提升到了“道”的高度，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和教育学中的地位。
1932年初版《修辞学发凡》
陈望道在书中建立了“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两大分野。消极修辞要求语言明确、通顺、平匀、稳密，这是表达的基本功，是任何文章都必须遵守的规范。积极修辞则追求语言的形象、生动、深刻，通过各种辞格（如比喻、夸张、排比等）来增强感染力。他详尽分析了38种辞格，每种都佐以从古至今、从文言到白话的丰富例证，其中大量来自《红楼梦》《水浒传》等白话文学以及当时的报刊文章，使得理论有了坚实的语言实践基础。
这部著作对语文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修辞教学变得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教师可以系统地讲解各种修辞手段的作用与用法，学生可以按图索骥地理解和学习如何美化自己的语言。叶圣陶曾盛赞此书“给了国文教师一把犀利的解剖刀”。在参与编写《开明国文讲义》和《国文百八课》时，陈望道将自己的修辞学研究成果充分融入，设计了循序渐进的修辞知识单元和练习，使修辞学习成为语文能力培养的有机组成部分。
1970年，陈望道为再版修改《修辞学发凡》
除了修辞学，陈望道在语法研究、文章学等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反对当时盲目模仿英语语法来套解汉语的做法，主张从汉语实际出发，研究其自身规律。在文章写作教学上，他于1922年出版的《作文法讲义》，是中国最早系统论述白话文写作方法的专著之一。他将文章分为记载、纪叙、解释、论辩、诱导五种体裁，明确提出文章研究不外乎“构造、体制、美质”三个方面，论述了学习写作的基本过程和各种文体的写作特点及相关问题。
这些思想，为当时茫然无措的作文教学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在陈望道等语文教育家的努力下，中国语言逐渐接近一门科学学科，语文不再是模糊的“感悟”或“玄谈”，而是可以分析、可以教授、可以循序渐进掌握的知识体系。
陈望道先生《修辞学科补充讲义》手稿（一九三五年）
永远的老校长：教育理想的最终归宿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的人生轨迹与复旦大学紧紧绑定在一起。1952年毛泽东主席亲自任命陈望道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直到他1977年病逝，长达25年的时光，陈望道将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于复旦大学。他的教育理想，也从最初的语文启蒙、大众话推广，延伸至高等人才的培养与大学精神的塑造。
陈望道在复旦
在陈晓帆的童年记忆里，爷爷总是忙碌的，但他对学校的挚爱，却通过许多具体而微的故事传递下来。其中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关于复旦校门。陈晓帆对澎湃新闻说，上世纪60年代初，复旦大学计划翻建校门，方便住在路南的教职工家属进出。核算下来需要两万多元，而学校自备资金只有一半。时任校长的陈望道得知后，捐出了自己积攒多年的约一万元稿费，补足了缺口。他对家人说：“学校的事，就是最重要的事。”
在生命最后时刻，陈望道牵挂的依然是学校与师生。病重住院期间，上海市领导前去探望，问他个人有何要求。他摇摇头，只提了一个请求：希望尽快将复旦大学从“郊县”划入“市区”。当时复旦校区所在的宝山属于郊县，粮油副食等生活物资供应，市区与郊区有差别，复旦上万名师生的生活因此多有不便。他唯一的遗愿，是改善师生的生活条件。
“他一生最关注的就是教育，而不是自己的位置。”陈晓帆说。
在复旦校长任上，陈望道虽行政事务繁忙，却从未放弃对语文教育的关注。他鼓励中文系开展语言学、修辞学的深入研究，支持青年教师探索教学改革。在他看来，语文素养是所有专业学生的基础，是现代人才必备的素质。
陈望道在复旦大学60周年校庆的日子里
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与世长辞。追悼会上，前来悼念的人络绎不绝。多年以后，陈晓帆参与祖父故居的修缮与规划，带着团队在分水塘村住了七天，走访老人，探寻古迹，恢复了“九星连塘”的水系和一条古商道。“通过这个过程，我像是重新‘找到’了爷爷，”陈晓帆说，“不仅知道了他做了什么，更理解了他为什么做这些。他期望故乡有便捷的交通，如今隧道通了；他期望文化得到传承，如今故居成了国家级文保单位。他的愿望，后人一步步实现了。”
分水塘的灯光早已熄灭，但它点燃的火种，却在中国语文教育的现代化道路上生生不息。柴房里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对“信达雅”的追求，大众语运动中为普通人争取话语权的慷慨激昂，《修辞学发凡》里构建科学体系的缜密深邃……陈望道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语文”二字所能承载的最大重量。
今天，当我们审视语文教育中的种种争论，文白之争虽已远去，但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工具性与人文性、规范与创新等命题依然在寻找答案。语文教育，终究是为了让人成为更完整、更自由、更有力量的人，而这条道路，需要科学地探索。这或许就是那盏从浙中山村亮起的灯光，穿越百年时空，给予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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