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在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之间|屠格涅夫：在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之间|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

屠格涅夫生于1818年，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年长几岁，和他们皆有交集，建立过文学友谊，但总体而言谈不上密切，屠格涅夫和陀氏还最终决裂。产生此种矛盾的原因，有性格的差异，但主要在于观念不同。

彼时，俄国社会理念频出、派别林立，彼此充满敌意，而如夏皮罗在其《屠格涅夫传》中所说，屠格涅夫“在俄国舞台上之所以如此令人瞩目、独具魅力，原因在于他无法被轻易贴上标签——除非在所有关系中，对自由、正直和人性的爱可以被称为‘标签’。在俄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被纳入各种各样的阵营：如果你批评激进派，你就和卡特科夫及其他保守派站在了同一战线……在十九世纪俄国，屠格涅夫是极少数敢于拒绝这种专横无理的典型俄式分类和标签的人物之一。”这一特质符合屠格涅夫温和随性乃至有些“软弱”的性格，也让他看上去没有那么“有个性”，因为非黑即白才最鲜明。但无论在社会还是人生中，非黑即白多半出自极为主观的臆断。

在其一生中，屠格涅夫明确反对农奴制，对农奴制改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在其他方面，他更像多思的哈姆雷特，而非堂吉诃德。屠格涅夫写过《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赞扬为了理想而满怀牺牲精神的堂吉诃德，对怀疑一切的反思者哈姆雷特感到不满。文章写得颇为动人但禁不起细思，不过这倒是窥探屠格涅夫本人的不错视角。屠格涅夫希望自己是为某种宏大理念/理想献身的堂吉诃德，而事实上他并不确认哪种路径或体系是完全合理有效的，尽管他的小说密切呼应着俄国的社会状况。不过在个人生活中，他始终与人为善，资助贫穷作家和受迫害学生，“在关心他人方面比很多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此外，他对歌唱家波琳娜·维亚尔多的无望爱恋持续了四十年，直至去世，在这些方面，屠格涅夫更像堂吉诃德，而非哈姆雷特。（导语：张进）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月16日专题《屠格涅夫：在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之间》B02-03版。

B01「主题」屠格涅夫：在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之间

B04-B05「主题」花看半开之美：屠格涅夫小说的艺术性

B06-B07「历史」诺亚方舟里的伏羲明清传教士如何解读中国历史？

B08「中文学术文摘」情感研究文摘一则

撰文丨张猛

伊万·屠格涅夫（1818—1883），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称为“俄国文学的三驾马车”。

俄罗斯荒诞派小说家丹尼尔·哈尔姆斯（1905-1942）擅长讽刺，经常将一些绝无可能发生的事情安在著名人物的头上，对其性格中的某些特点进行嘲弄，以博人一笑。在他的名篇《愉快的孩子们》中，关于作家屠格涅夫，有这样一个段落：

屠格涅夫想要成为莱蒙托夫那样勇敢的人，于是他买了一把军刀。普希金从商店门口经过，在窗户里看到了他。他立刻故意高声喊道：“果戈理

（而事实上果戈理根本没有和他在一起）

，你快看，快看。屠格涅夫在买军刀！我俩也去买火枪吧！”屠格涅夫很害怕，当天晚上就跑到了巴登巴登。

1837年普希金去世的时候，屠格涅夫刚刚大学毕业，只是作为不知名的读者远远打量过这位著名作家，哈尔姆斯的调侃自然是无稽之谈。不过这个片段道出了困扰屠格涅夫一生的、来自同时代人的诟病：胆小懦弱。

《屠格涅夫传》

作者：伦纳德·夏皮罗

译者：孔俐颖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

2025年9月

海上火灾

“怯懦”这个不光彩的印象在屠格涅夫19岁时就已被登上了报纸，人尽皆知，而这比他作为作家的名声来得更早：1838年，大学毕业的他乘坐“尼古拉一号”航船前往柏林，打算在那里求学两年，回国后参加硕士学位考试，投身学术界。他的母亲带领全家人在喀山圣母大教堂为他举行了特别的送行仪式。而他却在不久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航行中船突然着火，乘客们不得不乘坐救生艇逃生。据目击者称，屠格涅夫在船上惊慌失措，拽着水手哀求其救自己上岸。当救生艇赶来时，屠格涅夫推开妇女和儿童，率先登上了船。

这一轰动性的消息传播了多年，以至于屠格涅夫的母亲也对他的做法极为不满，写信来责怪他的行为与一位年轻贵族的身份不符。屠格涅夫矢口否认，并专门登报为自己辩解。但他真诚坦率的性格，并不允许他说谎。1883年，在他去世前不久写的回忆文章《海上火灾》中，他诚挚地认领了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真相：“混乱的场面简直无法形容——求生的本能攫住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其中自然也包括我。我记得自己死死拽住一个水手，许诺他只要能救我一命，就奉以上万卢布，钱由我母亲来付。那水手自然没把我的话当真，一把甩开了我。我也没有再纠缠，心里清楚自己这番话不过是情急之下的胡言乱语。可环顾四周，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又何尝不是如此。”

屠格涅夫生性胆怯，如果深究这份胆怯的来源，或许和他残暴专横的母亲不无关系。这位女地主仅在奥廖尔一地就拥有5000名农奴，此外在卡卢加、图拉、坦波夫和库尔斯克等省份也都有领地。年幼的屠格涅夫和哥哥多次遭到母亲的毒打，内心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在他青年时代居住在母亲的领地斯帕斯科耶时，又领略了她对待农奴时的毒辣手段。在夏皮罗的《屠格涅夫传：生活与时代》中，记录了屠格涅夫同母异父的妹妹对他的回忆：“大家都十分爱戴他，每个人都觉得他是‘我们的一员’，对他十分忠诚，相信他正直善良，但他不敢公开为任何人辩护。”随后她举出的两个事例，十分鲜明地显露出这位“少东家”自然萌生又最终被压制的善良和单纯。他渴望保护那些命运不幸的下人，却在更加强大的恶势力面前低下了头。

不过，表面上的隐忍或许蕴含着更加持久的反抗。在中篇小说《普宁与巴布林》《木木》以及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老爷的私人账房》中，他塑造了一个个冷漠无情的女地主，其中的事件大多是发生在母亲和农奴之间的真实故事。当然，这些作品都写于母亲去世以后。一个喜怒无常的地主婆，因为看不惯自己的农奴盖拉西姆养狗，便强令他将狗置之死地，这是否是一种对他人幸福的嫉妒和憎恨？屠格涅夫在母亲死后，更加理解她渴望得到关爱又由于扭曲的性格而厌恶他人的矛盾性格，他在写作中冷静地剖析母亲种种变态反常的行为，并真心地希望“愿上帝保佑我们不会像她那样死去”，这未尝不是在对年少时那个怯懦的自己进行的隔空安慰。

屠格涅夫打猎，德米特里耶夫-奥伦堡斯基绘，一八七九年。

反抗农奴制

作为一种更为崇高的隐性“反抗”，屠格涅夫一生都在与农奴制做斗争。他将这项事业视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就。一方面，这种反抗体现在他的写作中，最著名的当然是1847年开始在《现代人》杂志刊发、震惊整个文坛也令沙俄政府极为不满的《猎人笔记》。通过勾勒农民们真挚的个性和他们令人称奇的天赋，屠格涅夫向自己的阶层展示了被他们熟视无睹的另一群人：精明务实、有进取心的农民霍尔，勤劳能干的磨坊主妇阿丽娜，能与鸟儿对唱的青年卡西扬，能歌善舞、坚强乐观的姑娘露克丽雅……所有这些形象作为独立个体而非“附庸者”，进入了俄罗斯文学之中；另一方面，屠格涅夫终生都在为农民的权利奔走。他渴望在母亲留下的庄园里进行改革，给予农民更多的权利和收入，尽管这些方案遭到庄园管理者的一再阻挠。还在废除农奴制之前，屠格涅夫便与俄国的同道者在怀特岛的文特诺筹划“扫盲与初等教育普及协会”，为普及农奴教育努力；而农奴解放法案颁布以后，他又风风火火地创办学校，建立救济院，为农奴的公共事业贡献力量。

但尽管这样，赫尔岑等革命民主人士对屠格涅夫“怯懦”的指责依然构成了同时代人评价这位作家的基调。就像哈尔姆斯调侃的那样，屠格涅夫一旦听到什么风吹草动，就会跑到国外避难，屠格涅夫的一生从未支持过革命，因为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认为叛乱毫无意义并且有害，在他的观念中，俄国任何非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是“不可想象的”。而这种“懦弱”，有时又与他天生的好心肠发生着冲撞。

1861年5月，屠格涅夫遇到了学生时代的密友巴枯宁，当时他刚从西伯利亚的监狱中出逃，身无分文，尽管屠格涅夫由于政治观念的分歧，已经对巴枯宁充满蔑视，却还是组织了一个声援他的基金，并为他捐款五百法郎。他甚至为了满足这位昔日好友希望见到妻子的愿望四处斡旋，动用所有的关系，最终征得了当局的同意。可是，他难以摆脱被腹诽的命运，尽管巴枯宁充满了感激之情，却并没有停止在众人面前诋毁屠格涅夫的人格。

在生活中，屠格涅夫向来没有任何的“性格”和“架子”，他温柔、敏感，很轻易就会感动得哭泣，当然也非常脆弱，为了某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感到委屈。这些相当阴柔的表现，在本质上与他的“善良”有内在的联系。1870年1月，屠格涅夫侨居巴黎期间，一名二十一岁的年轻人由于残忍杀害一家人而被送上断头台公开处决，屠格涅夫的朋友邀请他在行刑前一晚住进监狱，以便见证这位犯人被处决的全程。屠格涅夫接受了邀请，但立刻又后悔这个决定，可是，他也害怕被人认为是懦夫，最终还是提心吊胆地去了。在他完成的长达二十多页的书面描述中，没有任何令人有切肤之感的细节印象。屠格涅夫写作这篇报告的目的不是呈现“罪有应得”的道德审判，而是渴望这份报告“无论如何能为主张废除死刑的人提供一些论据……”

屠格涅夫在彼得堡与文学基金会首届委会成员在一起，库恰耶夫摄，一八六零年。

完美女性和犹豫的男性

屠格涅夫怯懦和优柔寡断的个性，也影响了自己的主人公，这使得他为俄罗斯文学人物长廊贡献了一大批完美的女性形象，也是他文学魅力的重要因素，而与此同时，他的所有男主角都多少保留了他的影子，成为“退堂鼓一级表演艺术家”，无法在感情生活中做出果断的决定，最终通过主动或被动的“逃离”，与爱情失之交臂。在他的著名中篇《阿霞》中，男主人公热烈地迷恋上个性鲜明的少女阿霞，却在对方向他抛出橄榄枝的时候选择退缩；《罗亭》中的主人公罗亭博学善辩，热衷讨论理想，但也在爱情面前做了懦夫，放弃与所爱之人私奔的可能；《贵族之家》更是“逃离爱情”的典型：男主人公拉夫列茨基正直善良，被妻子欺骗感情，但他发现对方不忠时只想到了逃避，并没有果断离婚。在得知妻子的死讯以后，他与丽莎相恋，互相托付终身，然而妻子突然带着女儿出现，他在道德束缚和贵族身份的羁绊下，又懦弱地与妻子复合，使得丽莎看破红尘，进入了修道院……这些男人无一不是学识和人品上的优秀代表，却没有一个能扛得起家庭的责任，让心爱之人体会到安全。

《贵族之家》插图，拉夫列茨基和丽莎。 K.I.鲁达科夫绘。

对于屠格涅夫的犹豫延宕，与他相恋仅半年的塔季扬娜（巴枯宁的妹妹）认识得十分清楚，她在信中对屠格涅夫的分析可以说鞭辟入里：“您还是个孩子。您还没有足够的成熟去面对生活中那些严肃而可怕的事情，那些重要的事情。”“您还不能给予，您就像一个孩子，身上隐藏着许多尚未成熟的品质……您将成为一个男人——但什么时候呢？”

这样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男孩”满脑子充满了爱情炽热期的火焰，却在走到世俗生活的门槛时，惊慌失措地将这火焰掐灭了。纵观屠格涅夫的创作生涯，他的作品中似乎并不缺少“理想的爱情”，却从来没有过“理想的婚姻”。在1860年的小说《前夜》中，保加利亚青年英沙罗夫邂逅了美丽大方的俄罗斯贵族少女叶莲娜，这一次，屠格涅夫为他的男主人公披上主动进取的铠甲，将他和叶莲娜塑造成为社会“新人”。但还没有等到两人结婚，他就为这位爱国青年安排了一场疾病，让他猝然离世，仿佛通过行使自己的特权，为几年前的自己解围——1854年，他曾认真思考向一位远亲奥莉加·屠格涅娃求婚，在最关键的时刻，他却选择了退却。

在我这个年纪，出国意味着让自己最终过上吉卜赛人般的流浪生活，放弃一切关于家庭生活的想法。怎么办呢？显然，这就是我的命运。顺便一提，我还可以加上一句：性格软弱的人喜欢为自己创造一种“命运”，这样他们就不必有自己的意志，也不必对自己负责了。

这是1856年，屠格涅夫即将出国之时，给他的知心密友兰伯特伯爵夫人发出的信件。他对自己骨子里的犹豫不决、怯懦退缩剖析得十分犀利，丝毫不留情面。不过他似乎没想过对自己的性格做出修正，只是重复着自己的男主人公们那惯常的应对方式：1838年，尚不满20岁的他在那艘“尼古拉一号”船上邂逅诗人丘特切夫的第一任妻子——当时对方正带着四个女儿返回慕尼黑，屠格涅夫对其产生了某种浪漫的爱慕之情；1854年，就在他对奥莉加·屠格涅娃展开追逐的同一年，刚度过36岁生日的他在斯帕斯科耶结识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妹妹玛丽亚·托尔斯泰娅。两人频繁的交往让对方无法自拔。后来，托尔斯泰娅得知丈夫出轨，她选择了离婚，但屠格涅夫并没有回国娶她，只是在给朋友的信中坚称“只要我活着，都会做她的朋友”，最终托尔斯泰娅和《贵族之家》中的丽莎一样，进入修道院，至死保留着对屠格涅夫的热忱；1879年，在他离世前的四年，他陷入与一名年仅25岁的女演员萨维娜“幸福与绝望”的爱恋——毫无疑问，这段关系也注定以失败收场。两年后，病入膏肓的他回忆起与萨维娜的欢乐往昔，体验到一种恍如隔世的幻灭感：“难道我真的是那个纵然头发斑白却依然年轻的男人，可以被那一对可爱的嘴唇亲吻而变得热情如火，等等，等等？”

设想，假使此时的屠格涅夫身体健壮，没有死亡的威胁，他会选择向前迈一步吗？答案毋庸置疑。“性格即命运”。关于结婚，他曾经对友人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艺术家结婚是不好的……也许不幸的婚姻有助于提高才能，但幸福的婚姻一点用处都没有……总体而言，我从未理解过世人对年轻女孩的激情：我更喜欢已婚女人，她们经验丰富、自由自在，更能掌控自己和自己的激情。”他的一生完全忠诚于自己的这种恋爱观念，尤其是从撇开肉体快乐之外的精神共鸣层面来说。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他的这种偏好，视作其童年阶段“原生家庭”的母爱缺憾呢？强势而冷漠的母亲没有给他足够的关爱，造成他潜意识里“母亲”角色的缺失，以及由此形成的敏感、怯懦、优柔寡断——夏皮罗还强调，他的一生都渴望向人倾诉，甚至向不可能的人倾诉。这何尝不是一种寻求关注的孩童心理？他渴望被爱，却无力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成熟女性就从两个方面满足了他的心理诉求：既能提供稳定和主动的情感关怀，又不需要他来完全负责。由此，不难理解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那段情感经历：与歌唱家波琳娜·维亚尔多及其家人的漫长纠缠，或许也是“寻求母爱”的另一变体。

《屠格涅夫和他的批评者》，A.I.列别杰夫绘，一八七九年。

谦卑的顺从和胆怯

屠格涅夫与维亚尔多在1843年相遇，此后他便频繁地追随维亚尔多一家人，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奔走于俄国和欧洲之间，成了其他作家口中的“俄国的欧洲人”，也被同时代的很多人指控为“政治间谍”、西方文化的布道者。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屠格涅夫的熟人们对波琳娜·维亚尔多的评价较为负面。在他们看来，这个女人耽误了屠格涅夫的生活，也间接地耽误了俄罗斯文学的进程。当然，这种评价对于俄罗斯文学来说是不公正的，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有了屠格涅夫这座桥梁，俄罗斯文学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才进一步加强。他喜欢表现，热爱社交，是一个天生的“吹鼓手”，侨居国外期间，他不仅孜孜不倦地将拜伦、歌德、海涅等人的作品翻译到俄罗斯，还积极地推动俄国文学的国际化，将普希金、果戈理、冈察洛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翻译到欧洲。

然而，对于屠格涅夫个人来说，他因为自身的某种气质，经历了太多身不由己的时刻。从夏皮罗的记载中，我们发现，屠格涅夫完全是自愿地跪倒在这位有夫之妇的膝下，仿佛没有波琳娜·维亚尔多，他的生活就失去了重心。据历史学家科瓦列夫斯基的回忆，当他的俄国朋友劝他回国时，他经常回答对方，自己不能离开他的朋友，不能离开维亚尔多一家生活，他会跟着他们去任何地方。为了陪伴“他的女士们”去看歌剧或者戏剧，他常常放弃宴会；为了不错过晚上的读书会或维亚尔多家的牌局，他也会拒绝其他人的邀请。维亚尔多一家厌倦了法国的政治体制，想要搬去德国的巴登巴登，他就跟着搬去德国；维亚尔多为了儿子的学业搬去卡尔斯鲁厄，屠格涅夫自然又步步紧随。这是一个把自己完全消融到所爱之人身后的人。某个层面看，他像一个善于讨好的孩子，事无巨细地向维亚尔多汇报和自己有关的一切，仿佛这样就能获得对方更多的关爱。

只是这种长期的“无限忠诚”也会让他偶尔感觉到压抑。尽管他总在自己的作品中赞扬俄国农民对于苦难的顺从和接受，但在某些时候，他会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内心存在着波琳娜无法弥补的精神孤独。在书信中，他多次抱怨自己没有自己的“巢穴”，被迫栖息在一个“陌生的窝”的边缘。正如夏皮罗猜测的那样，他向波琳娜隐瞒自己与其他人的调情，也不过是在“试图逃离他的被奴役状态”，即使这只是一场短暂的游戏，像一个潜水很久的少年，偶尔想要钻出水面，喘一口气。

他已经在谦卑的顺从和胆怯中，忍耐了太久。无论是对待他庄园里的农民，还是那些正在学习写作的年轻人，他总是和颜悦色，从不摆架子。即使1883年，在他弥留之际，面对波琳娜·维亚尔多，他能给出的仍旧是赞美：“这就是女王中的女王，她做了多少好事。”随后他的意识陷入了混乱。当他的思想在并不漫长的一生中漫游时，是否会想到后人将怎样看待他和他主人公的“怯懦”？当他们读到他的法国好友福楼拜写信称他“软梨”，以至于后来维亚尔多家都只管他叫“软梨”时，心头是否也会替他生出一份酸楚？

也许会，也许不会，我们无法揣测。无论好坏（谁又能对此做出真正的判断？），屠格涅夫以自己的方式度过了他的一生，尽管怯懦是他性格中的一个特征，但绝非全部。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内在需求，都在迷惘中进行着自己的生活，并试图让命运对自己友善一些，仅此而已。夏皮罗在传记中说，“毫无疑问，在屠格涅夫的生命即将结束时，他心中最重要的想法是那些一直在指引着他的理想——爱、善良、诚实和真理。”很多时候，他做到了。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张猛；编辑：何也；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