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安徽绩溪。13岁的胡适跟着母亲去旌德走亲戚，被江家看上了。
江冬秀她妈吕贤英，是翰林家的小姐，见这孩子眉清目秀、说话有礼，当场提亲：把女儿许给他。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没多想，就应了。
彼时，两个孩子压根没见过面。婚事就这么定了。
没多久，胡适去了上海读书，江冬秀留在乡下。谁也没想到，这一纸婚约，硬是拖了十四年。
1908年，胡适17岁。家里急了——再过两年他就要出国留学，人一走，婚事怕就黄了。母亲和族叔胡近仁联名写信，催他回来完婚。
胡适回信，就四个字：“万不归也。”
理由列得清清楚楚：学校管得严，请假一小时扣二十分，毕业在即，不能为结婚耽误学业。
再说家里穷，二哥生意艰难，办婚礼等于把他往死里逼。
母亲心软，没再逼。第一次拖延，成功了。
1910年，胡适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赴美留学。从此音讯稀少。直到1911年，订婚七年，他才给江冬秀写了第一封信。
信里先感谢她照顾母亲，接着话锋一转：劝她读书识字，赶紧放脚。
这是他“改造”未婚妻的开始。
1914年，他本该学成回国成婚。结果又找理由推迟——说要读博士，机会难得，不能半途而废。
他在信里对江冬秀说：“实在对不起你。”
可转头又补一句：“西方三四十岁结婚很常见，你两年后26岁，真不算晚。”
他大概忘了，在徽州乡下，26岁还没嫁人，早被说成“老姑娘”，连门都不敢出。
留美那几年，他认识了韦莲司。康奈尔教授的女儿，思想独立，谈吐不凡。
胡适在日记里写：“我见过的女子中，只有她兼具思想、见识和魄力。”
1915年，他在家书中对母亲说：“与此君相得最深。”
这话传回国内，立马炸了锅。谣言四起，说他在美国另娶。江家慌了，母亲急了，接连写信质问。
胡适赶紧澄清：“我若另娶，就是社会败类！”还特意强调：“父母之命的婚姻，和自由恋爱各有好坏。”
一边稳住婚约，一边继续拖。
他还频频写信问：“岳母病好些了吗？”
他知道未来岳母病重，就盼着亲眼看到女儿出嫁。可他始终以学业为重，给不了回国日期。
1916年2月，江冬秀的母亲去世。
临终前，还是留下遗憾，她没能见到女儿成婚。
胡适在家书中写道：“她心愿未了，抱憾而终，我难辞其咎。”
岳母一走，江家不再催婚。
没想到，胡适对江冬秀的态度也变了。
他在信里直说：“怪我无用，挂念无益。我什么时候事毕，什么时候就回来。”
可胡适的冷漠，让他母亲冯顺弟看不下去了。
冯顺弟见亲家悲剧重演，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她写信给儿子哀求：“她刚没了娘，心里多苦，你怎么忍心？”
胡适回信还是那句：“不能为婚姻耽误学问。”
直到1917年夏天，他拿到博士学位，受聘北大教授，才终于回国。
12月30日，婚礼在绩溪举行。这场拖了十四年的婚事，总算落地。
胡适自己写了副对联：“环游七万里，旧约十三年。”（注：实际十四年，但他写十三年，沿用原话）
他穿西装，不行跪拜，只鞠躬。废了掀盖头、拜天地这些老规矩。两人从未见过面，当众交换戒指。乡里人看得目瞪口呆，议论纷纷。
婚后不到一年，胡适在给族叔胡近仁的信里，终于说了实话。
胡近仁是他最信任的长辈，从小看着他长大。
信中写道：“我结这门亲，全是为了母亲。所以从不挑剔。若不是为她，我绝不会娶。如今既已成婚，我只能尽力迁就，让她安心。”
一句话，揭开了所有谜底：他守的不是对江冬秀的承诺，而是对母亲的孝道。
民国初年，多少新青年撕毁婚书、逃婚、离婚，追求自由恋爱。胡适却留了下来。
他不是不懂爱情，只是更怕母亲伤心。
这场后来被称作“模范婚姻”的结合，从头到尾，没有浪漫，只有妥协。
江冬秀等了十四年，换来一个名义上的丈夫，却一辈子活在将就里。
胡适后来在日记里写：“婚姻的真谛，不在爱情，而在容忍与迁就。”
这话听起来体面，可对江冬秀来说，却是十四年等待、一辈子沉默。
他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高喊“自由恋爱”，却把自己困在一场包办婚姻里。
不是他不想走，而是他走不了——母亲的眼泪，比时代的浪潮更重。
归根结底，这一切还是因为他对母亲的孝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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