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他或许并未想到，自己的学说会演变成巩固皇权的精密工具，西汉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刘彻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决意“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董仲舒将皇帝统治的合法性系于上天，又将天意诠释为儒家伦理，自此，儒学不再是百家争鸣中平等的一派，而是成为了与权力深度绑定的工具，察举制以儒取士，儒家经典成为晋身阶梯，此后，儒学彻底蜕变为服务于皇权的“经学”。魏晋南北朝虽佛道盛行，但是，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与选拔标准的根基未曾动摇。
至隋唐创立科举，儒家经典成为天下士子皓首穷经的标准模版，宋代程朱理学兴起，将“三纲五常”化为“天理”，为皇权专制提供了支撑。元朝蒙古统治者虽在一定程度上“附会汉法”，但奉行“蒙古本位”政策，于是儒学被边缘化，正是这一历史断裂，使重新统一天下的朱元璋，将重新树立儒学地位视为确立自身正统、重建汉家秩序的核心任务，并在此过程中，将儒学控制人心的技法，推向了全新的高度。
在朱元璋看来，元朝之所以短命，部分原因在于儒家纲常伦理的松弛导致了社会秩序的瓦解。因此，他一登基，便展现出对儒家的极度尊崇。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二月，他便遣使以最高规格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四月，召见元朝末代衍圣公、国子祭酒孔克坚，对他言道：“尔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经世。万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有赖焉。” 这番话清晰表明了朱元璋的意图：他推崇孔子，是因为孔子所确立的伦理秩序，是维护“万世”君臣父子等级结构的根本。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他又诏令全国通祀孔子。这些举动极具象征意义：他想告诉天下人，大明接续的是汉唐以来的华夏正统。
然而，朱元璋对儒学绝非全盘接受，而是带有极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原始儒学中包含着诸如“民贵君轻”、等限制君权的思想，因此，他大力推崇的是经过宋代朱熹等人系统化、且更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以维护纲常的程朱理学。
他还将儒学与科举进身之途彻底锁定。他明确规定，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生员必须攻读《四书》《五经》，且讲解必须以宋代程朱等人的注疏为标准，科举考试题目悉出于《四书》《五经》，答卷必须严格遵循程朱的阐释，不得自由发挥。如此一来，天下的读书人若想通过科举改变命运，就必须从小浸淫于被官方钦定和筛选过的儒学义理之中。
朱元璋对儒学的工具化改造，最赤裸的表现，莫过于对“亚圣”孟子著作的删减。当朱元璋翻阅《孟子》，读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句时，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君权的极大冒犯， 当即下令将孟子配享孔庙的牌位撤去。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他授意刘三吾主持编纂《孟子节文》。刘三吾领会上意，将《孟子》原书中所有被认为有损君主绝对权威的章节尽数删除，此书编成后颁行全国学校。这意味着，通过官方教育体系和人才选拔机制，天下士子所接触到的孟子，已经是一个被阉割、被净化、完全服务于尊君需求的孟子。
朱元璋所要灌输的核心思想，被他提炼为“敬天”、“忠君”、“孝亲”三事。他命大学士吴沉等人从儒家典籍中专门辑录相关言论，编成《精诚录》一书，广为传播。从庙堂之上的大臣，到乡村里的塾师，所有社会精英的晋升之路都与这套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形成了一个以皇权为顶点、以儒家纲常为经纬的庞大而稳固的思想控制网络。
朱元璋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环环相扣的制度安排，成功地将儒学这一原本内涵丰富、甚至包含批判精神的学说，改造成为朱家的统治工具。当一种思想被权力选中时，它获得的尊荣与它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一体两面。儒学为传统社会提供了稳定的文化认同，但也被皇权涂抹上了浓厚的工具色彩，这其中的得失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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