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让印巴双方保持克制的理由，既不是大国威慑，更不是道德或良心的约束。印巴两国几乎在同一时间拥有核武器，这是阻止两国扩大冲突的重要原因。
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为数不多，而印巴两国便是其中一对特殊的存在。他们手中的核武器，从开始研发的那天起，就注定是为对方准备的“大礼”。
1974年，印度在拉贾斯坦邦进行了代号“微笑佛陀”的核试验，这是南亚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核试验，同时也标志着印度正式向核国家行列发起冲刺。
虽然很多人会联想到，印度此举是否是为了回应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核计划，但实际上，印度在核武器上的尝试与中国并无关联。这并非因为印度对中国的核计划漠不关心，而是印度从根本上就没想过凭借核武器战胜中国。
原因在于，印度虽嘴上不服软，心里却早已认定中国是其无法战胜的对手。时间回到1962年，新中国在古巴导弹危机同期爆发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狠狠教训了印度。此后，为求自保，印度大力增强常规军事力量建设，暂时中断了在中印边境的挑衅动作，将全部精力转移到与巴基斯坦的竞争上。
印度在1965年和1971年的两次印巴战争中连续取胜，成功实现了肢解巴基斯坦的战略目标。然而，印度咄咄逼人的态势，让巴基斯坦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威胁。第三次印巴战争结束后，仅剩半壁江山的巴基斯坦为求自保，临危受命的新任总统布托公开表态：“巴基斯坦必须用核武器保卫自己的国家。‘如果印度拥有核武器，我们即便穷到吃草，也要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印度得知后极为不满。刚刚获胜的他们认为，“既然吓不到中国，还吓不到你？”于是，在巴基斯坦放出强硬表态后，印度女总理英迪拉·甘地指示相关研究人员加速推进核计划。1974年5月18日，印度在拉贾斯坦邦的博克伦试验场成功进行了代号“微笑佛陀”的核试验。此时，巴基斯坦的核计划还仅停留在总统的口头宣告阶段。
印度对外宣称，此次核试验完全出于和平目的，但其暗含的潜台词是：如果巴基斯坦胆敢研发核武器，拥有压倒性核力量的印度将予以摧毁。“微笑佛陀”试验结束后，英迪拉·甘地所属的印度国大党支持率节节攀升。出于对核项目的认可，她亲自为项目相关人员授予莲花勋章。
英迪拉·甘地认为，经此一役，印度不仅证明了自己在核领域对巴基斯坦的压倒性优势，也该让巴基斯坦彻底失去与印度展开核竞争的勇气。因此，印度的核计划在此次试验后归于沉寂，此后整整24年，都没有进行下一次核试验。在印度人看来，全世界都应认清印度的核能力，并给予相应尊重。
但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刺痛了印度。该条约的本意是在全球范围内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然而，二十多年未再进行核试验的印度突然意识到，各大国并未真正承认其核地位。1974年的试验仅证明印度具备研发核武器的能力，却未能进一步证实其已拥有实战化核武器。
为避免在条约生效后失去发展核武器的空间，当时的印度政府一方面以条约存在歧视性为由，拒绝第一时间签署；另一方面，火速指示相关部门重启核试验，以完善自身核能力。于是，1998年5月11日至13日，印度在老地点拉贾斯坦邦博克伦试验场连续进行了5次核试验。
印度核试验的消息一出，以中美为首的各大国立即对其予以谴责并实施制裁。然而，最让印度震惊的是，早已被他们视作“手下败将”的巴基斯坦，此次并未只放狠话，而是在印度5次核试验后的仅半个月，就在俾路支省查盖山区连续进行了6次核试验。
此次试验前，巴基斯坦从未进行过核试验，就连美国中央情报局在20世纪80年代的情报也显示，巴基斯坦可能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但尚未完成核弹头的组装或部署。巴基斯坦一夜之间跨过核门槛，在核问题上与印度平起平坐，这让整个印度陷入震惊。
但若站在巴基斯坦的视角，便会明白其发展核武器是极限威胁下的必然选择。对巴基斯坦而言，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不仅是一次战略失败，更让整个国家陷入亡国危机。东巴基斯坦独立成立孟加拉国后，印度的整体国力对巴基斯坦形成了绝对碾压，同时，西巴基斯坦本身复杂的民族构成，也让其面临被印度进一步肢解的风险。
这场战争导致叶海亚·汗政府倒台，前外交部长阿里·布托临危受命。为挽回战败颓势、压制俾路支省和信德省的内部独立势力，布托对外表态极为强硬，不仅宣称要对印度实施报复，还扬言要发展核武器以维护国家安全。1972年1月，布托任命穆尼尔·艾哈迈德·汗为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并要求其在3年内研制出可用于核武器的核装置。
但核武器研发绝非易事，布托当时的一系列动作，本质上是为了维持巴基斯坦国内稳定。然而，印度1974年抢先进行核试验后，布托彻底陷入骑虎难下的境地：如果巴基斯坦放弃核武计划，就等于承认全面落后于印度；但若继续推进，一方面会招致严厉的国际制裁，另一方面，巴基斯坦也缺乏核心的核研发技术。
而一位天才的出现，为巴基斯坦带来了追赶乃至比肩印度的机会。需要明确的是，巴基斯坦的核技术并非源自中国，其技术源头主要是欧美国家的管理疏漏，说得更直白些，是某种程度上的蓄意放纵。
1970年，英国、德国、荷兰为发展民用核能工业，签订《阿尔梅罗条约》，并联合成立了一家用于生产铀浓缩离心机的集团公司，即尤伦科公司。该公司的技术核心是曾为苏联服务过的前纳粹科学家格诺特·齐佩，此人虽是无可争议的技术大牛，但尤伦科公司的民用属性使其招聘门槛相对宽松。
于是，来自巴基斯坦的技术员卡迪尔·汗，在布托公开宣称要研发核弹的同一年，顺利进入尤伦科公司；在该公司深造4年后，又应布托的邀请毅然返回巴基斯坦。实际上，印度进行核试验后，全世界都清楚巴基斯坦必然会试图发展核武器，但当初极力阻挠钱学森回国的美国，此时却视而不见，放任卡迪尔·汗从欧洲返回巴基斯坦。
卡迪尔·汗的归来，不仅为巴基斯坦带来了核技术领军人物，其在尤伦科公司的任职经历也为巴基斯坦通过秘密渠道获取铀浓缩设施打开了突破口。1982年，卡迪尔·汗在旁遮普省的卡库塔研究实验室成功生产出浓缩铀；两年后，他在给巴基斯坦军政府总统齐亚·哈克的通信中表示，已具备利用高浓缩铀制造核弹的能力。
但为避免遭受境外制裁与干涉，巴基斯坦始终未贸然进行核试验，在公开场合也一直否认拥有核武器。巴基斯坦的核武器从一开始就是为印度准备的，其所有行动都取决于印度在核领域的动向。1998年印度突然重启核试验，不仅让自身彻底跨入核国家行列，也让蛰伏30年的巴基斯坦意识到，终于可以将深藏已久的核武器公之于众。
巴基斯坦在印度核试验后不久便连续进行6次核试验，使得南亚地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突然诞生两个核国家。然而，诡异的是，核武器的出现反而减缓了印巴两国冲突的激烈程度。
核试验一年后，印度出动大批战机，对印控克什米尔境内的巴基斯坦渗透者实施打击。此次冲突短期内造成双方近千名士兵阵亡、约2000名士兵受伤，但在巴基斯坦渗透者撤回境内后，印度除了在媒体上宣扬战果外，并未有进一步扩大冲突的动作和想法。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2001年新德里议会大厦袭击事件和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印巴之间的核平衡，为两国冲突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但这一平衡的前提，实则建立在印度相对于巴基斯坦的常规军事优势之上。倘若印度的常规战力全面落后于巴基斯坦，为维护所谓“大国尊严”，其是否会动用核武器，便是值得全世界警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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