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革命史上，黎玉绝对是个绕不开的人物。他凭着一己之力重建山东省委、拉起抗日武装，骨子里的厚道让他凡事顾全大局，可谁也没想到，最后会落得那样的结局，这段经历读来真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1936年的山东，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得只剩三个人，跟中央也断了联系，处境难到极点。黎玉临危受命，一个人骑着辆破自行车从河北赶到山东，没个正经掩护，就靠拉黄包车暗地里联络党员。就一年时间，他把全省党员从500人发展到2000人，还牵头在徂徕山发动起义，成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也就是后来的山东纵队。这支部队越打越壮大，最后发展到四万多人，要知道当时整个八路军总兵力也才十五万人。1939年罗荣桓、陈光带着115师挺进山东时，兵力才八千多人，黎玉没半点犹豫，直接抽调三万人枪充实115师，还接纳对方两千名骨干来山东纵队交流，这份大气在当年真没几个人能做到。
抗战胜利后，黎玉当上了华东局副书记、山东野战军副政委，和陈毅、饶漱石等人并称“山东四巨头”。那时候饶漱石老在外边忙，山东的土改、支前这些实打实的活儿，全靠黎玉一肩挑。他照着中央的《五四指示》，制定了山东的《九一指示》，让千万农民真真切切分得了土地，也为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可1947年饶漱石一回来，就联合康生把矛头对准了他，张口就说他搞“富农路线”。黎玉当场就质问，说王明当年就靠这顶帽子整人，可饶漱石压根说不出具体罪名，还是硬把这顶帽子扣在了他头上。
后来寿塔寺会议上，对他的批判更升级了，不光说他搞“地方主义”“山头主义”，还编造出“有人喊黎主席万岁”的谣言，纯属无中生有。黎玉的老部下都替他憋屈，劝他赶紧去中央申诉，可他看着正在关键时期的解放战争，怕内部闹分歧影响战局，硬是选择了忍辱负重，还违心地做了检查。他后来回忆起这事，只说只能牺牲个人，维护党的利益。1948年，除了支前工作，他的其他职务全被停了，1949年跟着华东局南下上海，从省委级别的领导，一下子变成了市委秘书长。
可这还不算完，1952年他又被断崖式降职，成了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处处长。想想当年，他可是指挥过数万大军的将领，如今却要天天处理工人工资这些琐碎事，落差大得让人难以想象。那些年里，他从没写过一封控诉信，有人问他为啥不跟不公抗争，他只说相信党，总有说理的一天。就这么一等，就是三十多年，直到1986年，中央才正式撤销了当年的错误结论，为他彻底平反。可谁也没想到，平反后才七十多天，黎玉就去世了。平反的时候他没笑，只是流着泪说了句，历史终究有公道。
黎玉的厚道，是危难之际重建党组织的担当，是兵力雄厚时毫无保留的无私支援，更是被冤枉时为了大局甘愿牺牲的隐忍。可这份厚道，让他错过了本该有的军衔和地位，蹉跎了大半辈子。你说说，在当年那么复杂的历史进程中，黎玉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厚道，到底是值得，还是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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