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荀子言，“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在周秦巨变，礼崩乐坏的时代，各国都在找“新秩序”，所以，他们必须回答的问题不是“人性到底怎样”，而是“皇朝伦理秩序靠什么才能成立”。
在此语境下，必须给君主一个“一句话就能听懂”的合法性理由；给平民“我为什么应该服从”一个情感支点，于是“人性论”被当皇朝奠基的模块，而不是心理学描述，
更接近“人性不可预测”心理学描述的“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告子），“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庄子）；要么被孟荀贴上“无父无君”标签（告子），要么被边缘化（墨、庄）；因为他们没给出“一键治理”按钮，满足不了“马上能用”的需求。
而之后，一整套历时两千年的选拔、教化、面子机制把“善恶”焊在了身份认同上。
“性本善”论成为后世儒家主流，给“德治”“内圣外王”提供心理地基，也让许多国人特别迷恋“清官”“好皇帝”叙事。
“性本恶”论被法家吸走，变成“法后王”“赏罚分明”的制度主义；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直接把“性恶”推向极端，开出中国古代最冷峻的法治传统。
但问题是，制度设计的起点不是“人性本善或本恶”，而是“人性的不可预测”；这不是悲观，而是一种清醒的谦逊，我们不知道谁会在什么时候被什么诱惑击倒，所以必须假设任何人都可能犯错，甚至犯罪；制度的作用，不是消灭人性弱点，而是让弱点不会演变成灾难。
古人早已把两种答案摆在书架上，只是皇帝常常只取自己喜欢的。
今天很多人下意识觉得，“人性靠不住”这句话，听了不舒服，像在骂人，可如果放在制度语境里，它只是在提醒，不要把公共安全系在私人品德上。
你可以相信有人善良、有人克制、有人自律；但不能把所有人的未来，押在某一个人永远不变上；因为权力的诱惑并不只考验坏人，它更擅长考验好人，尤其是那种“我是真为你好”的好人。
当最终裁断权长期落在极少数位置上，且纠错机制不稳定、成本高昂时，“好制度”会变成“好心人的临时发挥”，一旦换人，一切重置。
这也是为什么，成熟社会谈制度时，常常不是从“如何奖励最好的德性”出发，而是从“如何防止最坏的失控”出发；
因为，当赞美围成墙，真实信息进不来；当权力没有刹车，决策会越来越依赖直觉；当代价由他人承担，冒险就会越来越便宜；当反对等于背叛，纠错就会越来越稀缺；这不是悲观，而是一种谦逊，承认人会变，情境会变，诱惑会不断升级。
坏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步步“合理化”出来的，“我也是为了大局”、“非常时期只能如此”、“反正他们不懂”、“我不下狠手，别人也会下”；你看，怪物未必从一开始就是怪物。
把人性只分成善与恶，很像用一把尺子量所有复杂曲线。更接近经验的说法或许是，人有同情心，也有偏见；会自律，也会自我辩护；能为公，也会趋利；既怕惩罚，也渴望被认同；在被看见时更像君子，在无人处更像凡人。
所以，“人性不可预测”并不是说人像骰子乱滚，而是说：人对激励、约束、观众与成本极其敏感；同一个人，在家庭里温和，在岗位上严苛；在小圈子里慷慨，在陌生人面前冷漠；在可追责的场景里谨慎，在无人追责的场景里放纵并不稀奇。
制度不是要把人变成圣人，而是要让普通人即使不圣，也不至于作恶成灾，“制度优先”也并不等于“反道德”，它反而更尊重道德，更是在保护善意。
因为它知道，让善良的人长期置身于无约束的诱惑中，是对善良的消耗；让正直的人孤身对抗结构性压力，是对正直的惩罚。
如果把公共治理寄托在“某个人更好”上，本质是在要求一部分人当英雄；而制度思维追求的是，不需要英雄也能运转。
说到底，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完美的人性结论”，而是更成熟的社会共识，不把治理当成道德剧；不把运气当成制度；不把个别清明当成长期保障；不把希望押在一张脸、一个名字、一次恩赐上。
“人性靠不住”如果只是一句牢骚，它会变成阴郁；但如果它是一句起点，它会带来一种踏实，我们终于愿意承认，世界不靠祈祷维持，靠结构维持；不靠传说变好，靠规则变稳。
注：本文仅探讨制度设计的思维方式，无意定论，如有异见，欢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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