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四年十月初七，朱高煦那要命的一脚，就这么伸出去了，朱瞻基去逍遥城看他，本来也就是想最后说说他，谁能想到，这叔叔突然来这么一下，直接把皇帝绊了个大跟头，帽子都飞了，这下朱瞻基火了，让人抬来个大铜缸，三百来斤，直接扣住，周围堆上炭就开烧，他那几个儿子，同一天也没了，官修的《明宣宗实录》里头就简单一句，“汉庶人高煦跟儿子们都死了”，铜缸这事儿一个字没提，很明显是后人添油加醋的，可偏偏就是这个画面，在老百姓的记忆里最深。
要说这朱高煦的野心，那得从永乐年间算起，朱棣搞靖难，他可是真卖了命，带着骑兵往前冲，白沟河、灵璧那几仗打下来，身上全是伤，他爹朱棣就说了句“好好干，你大哥身体不好”，这话在他听来，就是换太子有戏，打那以后，谁劝都没用了，后来朱棣在南京当了皇帝，让他去云南就藩，他倒好，赖在京城不走，偷偷养了三千壮士，起了个名叫“天策卫”，排场搞得跟太子似的，礼部尚书李志刚看不下去了，上奏说他越界了，朱棣也就是不轻不重地骂了他几句，没真罚他，这事儿就这么埋下了根。
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北征回来，在榆木川病没了，朱高煦立马派心腹去通州埋伏，就想半道截杀回京的太子朱高炽，结果英国公张辅护得太严，他没得手，等仁宗朱高炽一上位，为了稳住这个弟弟，给他加了五万石的俸禄，可换来的却是更不加掩饰的瞧不上，洪熙元年，仁宗病重，朱高煦就在山东那边自己造火器，让青州卫给举报了，朝廷也只是收了他的护卫，爵位都没动。
真正让叔侄俩撕破脸的，是洪熙元年六月，仁宗突然没了，太子朱瞻基从南京往北赶，朱高煦又想在德州设埋伏，可准备太仓促，家伙什儿都没弄齐，计划又黄了，《明史》里就四个字“仓卒不果”，说明这事儿根本没成型，民间传的什么“冷箭射辂”都是瞎编的。
宣德元年八月，朱高煦索性在乐安直接起兵，旗号还是老一套“清君侧”，宣宗这次也硬气，决定自己带兵去，调了京营五万神机铳手，两天就赶到城下，先送了封信劝他投降，又在城外把火铳一字排开，城里他那些手下，一看这阵仗，腿都软了，都想着把他绑了去领功，逼得他自己连夜开城门认罪，从起兵到投降，前后不到十天，什么“铳炮塌垛口”都是后人瞎说的，明朝那会儿的火器，还没那本事轰塌夯土城墙。
人押回北京，宣宗开了个会，大臣们搬出《皇明祖训》说，亲王谋反，就该废成老百姓，朱高煦就这么被扒了冠带，跟他儿子们一起关在西安门里头，那地方叫“逍遥城”，吃的喝的还是王爷的待遇，就是铁窗上刻了“悔罪”俩字，意思是你政治上已经完了，关了两年，他嘴里一直不干不净的，还跟看守说，“要是我得了天下，哪有这小子的份”，看守把话传上去，皇帝一直忍着，直到被他伸腿绊倒那一刻，才彻底炸了。
那个铜缸的刑罚，只有《明史纪事本末》里写得细，三百斤的铜器，加上炭火，烧了两个时辰，“骨尽裂”，这法子太狠了，清朝修《四库全书》那帮人都觉得是夸张，但也承认，宣宗晚年不让提这事，所以《实录》里才没写，现在的学者觉得，宣宗就是要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彻底断了藩王夺位的念想，震慑整个宗室，野史正好抓住了这一点，把“铜缸”写成了权力斗争的顶峰。
朱高煦死后，北京西城墙根儿底下，据说半夜老有“敲缸”的声音，守城的兵拿狗血泼了才消停，宣宗很快下令，把汉王府收回来，改成京营的马厩，还在长安右门外立了块石碑，刻着“藩王不得典兵”八个大字，这成了明代藩王政策的转折点，从那以后，藩王出城上个坟都得打报告，手里的兵权被抽得干干净净，永乐朝那种“亲王守边”的规矩，算是彻底没了。
铜缸这个故事，被一遍遍地讲，就是因为它把明朝皇权跟宗室的矛盾，浓缩到了一起，一边是亲叔侄，一边是只能活一个的皇位，朱高煦用他的一辈子证明了，光有军功和野心，没有制度给你个出路，最后只能把自己烧了，朱瞻基也用一缸炭火告诉所有人，皇帝想收拾谁，再也不需要搞什么“靖难”了，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实录》里轻飘飘一句“皆死”，野史里补上一出“铜缸”，这两种写法之间，就是明代政治从崇尚武力到压制武力的一个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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