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时候,有《新编对相四言》这种启蒙课本,就是一幅画配上字,和现在“看图识字”一样,让普通人也有受教育的机会。但识字率上来了,并不代表就能去“考状元”,差得还很远!

一个人从小读书,从童生、秀才(生员)、举人、贡士、进士再到最后排出状元、榜眼、探花,绝大多数人都卡在前两项了。

因为不仅要耗尽脑力,还得花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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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对相四言》局部

武举就别想了,所谓“穷文富武”,练武不是普通人家能承受得起的。但“文举”同样如此,想要考取功名就得掂量着“家产”。

因为要“脱产”,家里少了个劳动力。古代一般人家,通常要全家去供一个人。

吃喝满足了,但最花钱的还是材料。笔墨纸砚哪怕买最劣质的,按照米芾《砚史》的记载,全加起来也要花上百文钱。

四书五经这些基础的,可以买二手或者盗版(明代后有很多)。但一些必要的释读(相当于高考题解)书籍,以及官方刊印的标准范本(不敢盗版),都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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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当然天赋高的人可以不买,便宜的书足以支撑考上秀才了,并且有了朝廷补贴,还能买点《封神演义》等课外书。

但如果再想往上走,很多“高端定制”的藏书是书生们梦寐以求的。比如张三曾高中进士,当了几十年的官,等告老还乡后他的藏书都是珍贵的人生经验。

书生们会抢破头,有钱的加价买,没钱的也要少花一点手抄誊录。

前面花的钱够多了,但后面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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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京赶考参加“会试”的都是举人(不算恩典人数),意味着已经通过三年一次的乡试(省级考试),已经有正式功名在身了。

他们已淘汰了绝大多数人(录取率3%左右),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的统计,明朝270多年中举的只有102399人。

平均每届仅有1140名左右的举人,才能去进京赶考。他们已经是全国的精英,能走到这一步,大部分人都有钱了。

哪怕原来很穷,一旦中举后乡绅们都抢着来送钱(比如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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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燕赵录》记载,山西举子王明德赴京会试,包袱里装着120两银子。如果加上随身携带的藏书和衣物等,那么至少150两以上。

这笔钱不夸张地说,足够一个普通人家吃10年以上了。

清代的情况也差不多,举人进京前省里会还发“公车银”当路费,江南地区每人约20两。

但远远不够,有人算过账:从山西到北京,最少也得200两银子(清代白银略有贬值)。

包括雇车马(不想坐公车的话)、住店吃饭、给驿站小费、到了京城租房备考等等,样样都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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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算节省的,本就是豪门大户出来的举人,身上带个几千两银子(或银票)都实属正常。因为有些人还要到处打点,什么“履历银”、“监照银”、“团拜费”等,你懂得!

也就是说,这些进京赶考的书生,身上至少有上百两的盘缠!富裕的甚至能养活整个“山寨”,那为何土匪不敢抢?

很简单,因为他们名义上是书生,实际上已经是“老爷”了。

布政使司会签发“咨文”,盖着大印写明“某省举人某某,奉旨赴京会试”;有的是兵部发的“火牌”,凭此可在驿站领取车马、船只、口粮。

还有的干脆把文书抄录一份,做成旗子插在车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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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是“穷书生”孤身一人,不是被土匪抢,就是被妖魔鬼怪盯上(聊斋)?

实际上,每个人身边都有一堆保护者,书童侍女一堆的都不少见。他们还可以凭借证明身份的牌子,一路上走专门的“官道”,各个衙门也是一路绿灯。

土匪就算想抢,也没机会啊!

当然也有胆子大的,比如乾隆三十六年冬,湖南举子欧阳敬在路上就碰到一伙土匪。结果土匪头目一看到“奉旨会试”几个字,吓得连忙道歉,还派手下继续护送了30多里路。

毕竟,一个功名在身的人突然消失了,官兵的围剿就会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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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林界也有规矩,所谓“七不抢、八不夺”,赶考的士子排在第一,还有出家人、邮差、喜车丧车还有鳏寡孤独等。

表面上是“义气”,其实还是怕引起公愤。明朝正德年间,山西大同有个土匪头子叫张黑子,因为抢了两个书生(还不是举人),直接被3000官兵给灭了。

所以古代真实的赶考场景,士子们大多不担心土匪,担心只是名落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