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的平壤火车站，寒气能钻进骨髓。李春姬站在月台上，不断跺着脚——她脚上的黑色皮鞋已经穿了五年，鞋底薄得像纸，挡不住石板传来的冰冷。
“北京来的各位老师，这边请。”她的普通话带着延边地区的口音，那是她母亲故乡的腔调。
二十人的中国旅行团跟着她走向大巴。领队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姓林，退休前是中学老师。她握住李春姬的手：“小姑娘，手这么凉，多穿点呀。”
李春姬笑了笑，没说话。她只有两套制服，一套洗了一套穿着，没有更厚的衣服。
第一站是万寿台。铜像巍峨，晨曦给领袖像镀上金边。李春姬照例讲解历史意义，带领鞠躬。起身时，她注意到林老太太腿脚不便，便悄悄放慢脚步，从随身背包里掏出那个深蓝色封皮的小本子，迅速记下一行字：“林老师，膝盖不好，需放缓节奏。”
小本子已经用了大半，每一页都密密麻麻。正面记着游客信息，背面用极小的朝文写着别的内容——那些才是她真实的生活。
车上，李春姬介绍着窗外的“样板街”。道路宽阔整洁，两旁住宅楼色彩柔和。中国游客们惊叹着拍照，没人注意到楼房侧面没有阳台——在朝鲜，阳台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奢侈设计。
午餐在涉外餐厅。铜碗里摆着九样小菜，每人一碗平壤冷面。李春姬安排大家坐定后，走向角落里的员工桌。她从布袋里拿出铝饭盒，背对着游客打开——半盒米饭，几片腌白菜，一小勺豆瓣酱。
“李导游，来一起吃嘛！”几个热情的东北大妈招呼她。
“我吃过了，谢谢。”李春姬微笑着摇头，快速扒拉着米饭。
林老太太端着碗走过来，夹起两片烤肉要放进她的饭盒。李春姬像触电般盖上盒盖：“不用不用，我真的饱了。”
她的手在微微发抖。那两片烤肉，在窗外光线下泛着油光，是她儿子三年来只在图片上见过的食物。
下午参观少年宫。孩子们表演节目时，李春姬又掏出小本子记录：“王先生对书法感兴趣，可多安排相关讲解。”翻到背面，她添了一行小字：“今天少年宫暖气不足，表演钢琴的女孩手指冻得发紫。想起顺姬，她的手套已经破洞了。”
顺姬是她的女儿，八岁，在平壤一所普通小学读书。去年冬天，顺姬的手生了冻疮，因为家里买不起药膏，至今还留着疤痕。
傍晚时分，大巴经过清流桥。李春姬突然说：“请大家看左边，那是我们新建的科技馆。”所有人都转向左侧，包括司机。
就在这一瞬，坐在右侧窗边的林老太太看见了不一样的景象——桥下河滩边，几个妇女正在冰窟窿里捞着什么，身边跟着瘦小的孩子。她们的衣服灰扑扑的，在暮色中几乎与河滩融为一体。
林老太太没有声张，只是默默转过脸，眼眶忽然湿润了。她想起自己母亲讲过的故事：六十年前，她的舅舅参加志愿军去了朝鲜，再也没有回来。家里收到最后一封信，上面写着：“朝鲜老乡把最后一把米给了我们，自己吃树皮。”
晚餐是欢送宴。李春姬终于和大家同桌，面前摆着一样的饭菜。但她吃得很少，把烤肉悄悄包在纸巾里，塞进制服口袋。
宴席结束前，旅行团向李春姬赠送纪念品——一套中国产的文具，一支钢笔，一本笔记本。林老太太额外拿出一个红色小盒子：“这是我孙女让我带的，送给朝鲜的小朋友。”
盒子里是一枚精致的蝴蝶发卡。
李春姬接过发卡，手抖得厉害。她深深鞠躬，抬头时眼里有水光：“谢谢，我女儿会喜欢的，她从来没有过发卡。”
分别时刻到了。大巴驶回酒店途中，李春姬整理物品时，那个深蓝色小本子从口袋滑落，正好掉在林老太太脚边。
本子摊开着。
林老太太弯腰捡起，目光无意中扫过页面。她懂一些韩文——年轻时在延边插队学过。那一页正面写着：“张先生高血压，需注意行程强度。”背面则是密密麻麻的小字：
“妈妈咳嗽更厉害了，但医院没有药。她说梦见外婆了，外婆在梦里给她一碗肉汤。”
“顺姬问我：妈妈，中国孩子真的每天都能吃鸡蛋吗？我无法回答。”
“今天外宾餐厅的剩菜里有一块完整的鱼肉，厨房阿姨偷偷包给我。顺姬吃了三口，剩下的要我吃。我说妈妈在单位吃过了，其实我只吃了半碗豆渣饭。”
“领导说我又瘦了，要注意形象。可每月配给只够吃二十天，剩下十天只能靠豆渣和野菜。”
“林老师像极了姥姥。姥姥临终前说，最对不起的是朝鲜的乡亲，没能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
“如果我也有姨妈在中国就好了，也许能寄来一盒药。”
林老太太的手开始颤抖。她迅速合上本子，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她想起自己家里那个常年空着的座位——那是留给从未谋面的舅舅的。母亲去世前总念叨：“他在朝鲜有没有受苦？有没有吃饱？”
车到酒店了。李春姬站在车门边送别，笑容依然得体。轮到林老太太下车时，她突然紧紧握住李春姬的手，把什么东西塞进她掌心。
“孩子，”林老太太用朝鲜语低声说，“要活下去。”
李春姬愣在原地。等所有游客下车，她摊开手掌——是五百元人民币，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个地址和电话号码，还有一行字：“需要帮助时联系我，就说你是金顺玉的外孙女。”
金顺玉是李春姬外婆的名字，五十年没有人提起了。
那晚回到员工宿舍，李春姬在昏暗的灯光下打开母亲的铁盒子。最下面压着一张泛黄的照片——两个年轻女人并肩站着，一个穿着朝鲜衣裙，一个穿着中国军装。背面写着：“1953年秋，与志愿军卫生员张秀兰合影于平壤。”
张秀兰，正是林老太太母亲的名字。
李春姬抱着照片痛哭失声。五十年了，这个中国家庭还记得。
她把林老太太给的钱分成三份：一份买药，一份买粮，一份藏着——那是顺姬未来的希望。蝴蝶发卡别在女儿头发上时，顺姬对着破镜子照了又照：“妈妈，我像不像公主？”
“像，你就是公主。”李春姬抱着女儿，眼泪滴在孩子稀疏的头发上。
第二天，新的中国旅行团到达。李春姬再次站上月台，笑容专业，声音清亮。深蓝色小本子换了一本新的，依然记录着游客需求，背面依然有小小的朝文字迹。
只是这一次，她在本子最后一页抄下了那个中国地址。字迹工整，仿佛在书写一个神圣的誓言。
林老太太回国后，每月都会往一个地址寄包裹：奶粉、药品、旧衣服、文具。包裹单上总写着：“寄给金顺玉的后人。”
她不知道的是，这些包裹从未到达李春姬手中。它们被统一收走，分配到“更有需要的人”那里。但邮局的工作人员每次都会偷偷告诉李春姬：“你中国的亲人又寄东西来了。”
这就够了。知道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有人记得你，有人希望你活下去，这本身就是一种粮食。
又一个冬天来了。平壤的街道被白雪覆盖，美得不真实。李春姬带着新的中国游客参观那些永远光鲜的景点，她的讲解词滚瓜烂熟，笑容恰到好处。
只有偶尔，当她掏出那个深蓝色小本子记录时，手指会轻轻摩挲封面内侧——那里贴着一张极小的照片，是顺姬戴着蝴蝶发卡的样子。
而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里，林老太太每天都会看新闻联播后的国际新闻。每当出现朝鲜的画面，她总会凑近屏幕，仔细辨认那些模糊的面孔。
她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旧照片，两个年轻女人并肩笑着，背景是硝烟散尽的土地。照片旁是一个蝴蝶发卡——她买了个一模一样的，和自己的那个一起珍藏。
有些分离是地理的，有些分离是政治的，但有些连接能穿越这一切。它藏在导游的小本子里，藏在老太太的记忆里，藏在一枚跨越国境的蝴蝶发卡里。
当大巴又一次驶过清流桥，李春姬依然会说：“请大家看左边，那是我们新建的科技馆。”游客们齐刷刷转向左侧。
而她会用余光瞥一眼右侧的河滩——那些在冰窟窿里寻找食物的妇女还在，那些瘦小的孩子还在，整个朝鲜的冬天还在。
但她口袋里，那枚中国老太太给的蝴蝶发卡，像一团微弱的火，温暖着她冰凉的手。她知道，至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记得她们的饥饿，记得她们在期待每顿饭都有肉的日子。
这就够了。记得，就是最大的善意；不忘记，就是最初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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