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东北王”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成重伤，不久后去世。当时，他的长子张学良还在河北邯郸带兵。奉天城里一下子没了主帅，局面非常危险。为了安全返回，张学良立刻剃头换上便装，秘密登上火车，日夜不停地赶往奉天。
六天后，他终于回到奉天。第二天，这位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就被推举为奉天军务督办，稳住了眼前局面。到了7月4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正式任命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从此，张学良接过了父亲留下的全部权力。
但是，这位少帅的位子并不好坐。外面有强敌环伺，内部呢，父亲留下的老部下关系复杂、根基深厚。
张学良面对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对外，日本人步步紧逼，南京国民政府则不断劝他归顺。对内，父亲的老臣们各自拥有势力，最难对付的就是总参议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省主席常荫槐。
杨宇霆是他父亲最倚重的军师，精明强干，长期负责对日交涉，连日本人都觉得他难对付。常荫槐掌管着东北的交通和黑龙江政务，做事果断，说一不二。这两人关系密切，打心眼里看不起年轻的张学良，常荫槐私下甚至说：“他一个孩子懂什么？”在公开场合，他们对张学良也常常不够尊重。
双方不同的想法，很快就在重大决策上发生冲突。张学良掌权后，决心推动“东北易帜”，也就是取下旧旗，换上南京国民政府的青白旗，促成国家统一。这个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要顶住日本的巨大压力。
然而，杨宇霆和常荫槐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关外应该保持自立。1928年12月29日，易帜典礼在沈阳举行。在合影环节，杨宇霆竟当场夹起皮包，脸色难看地转身离去，这一幕被许多记者拍到。更明显的是，当天全城都挂上了新旗，唯独杨宇霆和常荫槐两家公馆的屋顶，仍然飘着过去的五色旗。理念不同，双方的裂痕再也无法弥合。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更让张学良在众人面前颜面尽失，这口气他很难咽下。
不久，杨宇霆为父亲大办寿宴，东北的文武官员几乎都涌向杨府，其排场和热闹程度甚至超过了大帅府。张学良带着夫人于凤至亲自去贺寿，可当他们走进客厅时，喧闹的场面瞬间冷了下来。
许多官员只是向总司令点点头，就又围到“杨督办”身边去了。杨宇霆本人也只是在座位上稍稍欠身，便继续接受众人的恭维。这种公开的冷落让张学良夫妇十分难堪，也让张学良彻底明白，杨宇霆的威望和势力已经超过了自己。
最终的对峙发生在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和常荫槐一起来到帅府的老虎厅，要求张学良签字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指名由常荫槐担任督办。他们连事先拟好的文件都带来了，直接摆在张学良面前。
东北铁路是命脉，抓住铁路就等于抓住了咽喉。这个要求，形同逼宫。面对两人的强势，张学良沉默片刻，以“此事涉及外交，需慎重商议”为由，请他们晚上再来听信。杨宇霆和常荫槐答应了，转身离开。他们或许以为胜券在握，却不知道这一走，便再也不能活着走出帅府。
杨常二人的步步紧逼，将张学良逼到了必须做出终极抉择的墙角。两人离开后，帅府一片死寂。杀，还是不杀？这个选择重如千斤。杀了，背负杀害元老、引发内乱的罪名；不杀，自己将彻底沦为傀儡，易帜大业也可能夭折。
张学良心神不宁地回到卧室，取出一枚普通的民国三年袁大头银元。他心中默念：连抛三次，若袁世凯头像（正面）全部朝上，便动手；若有一次是反面，便作罢。银元落下，叮当一响，是正面。第二次，仍是正面。第三次，竟还是刺眼的正面。
他不信，又改了规则：若三次全是反面（梅花面），便动手。银元再次被抛起，结果三次又全是反面。整整六次，结果都指向了唯一的结局。张学良紧紧握住那枚银元，走出了房间。
决心已定，行动立即开始。张学良马上召来贴身侍卫长谭海和警务处长高纪毅，下达了处决杨常的密令。地点就定在老虎厅，计划是张学良先陪同交谈，再借故离开，伏兵随即动手。
当晚，杨宇霆和常荫槐如约再次来到帅府。简单交谈后，张学良借口进里屋取地图，转身走出老虎厅——这是行动的暗号。紧接着，高纪毅和谭海率六名卫士冲入厅内。高纪毅直接宣布二人“阻挠统一、图谋不轨”的罪状，不等他们反应，便下令“立即执行”。枪声骤响，杨宇霆和常荫槐当场毙命，时为1929年1月10日晚。
枪声过后，事情远未结束。张学良必须立刻向天下交代，并妥善处理后事，防止这场内部地震演变成更大的灾难。
仿佛枪声仍在耳边回荡，张学良就必须面对外界。1月11日凌晨，他连夜召集张作相等东北元老，通报事件经过。同日，他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列举杨常“破坏和谈、把持政权”等罪状，强调此举是为巩固统一。
紧接着，他进行了一系列“先严后抚”的善后：派人给杨常两家各送一万银元抚慰，亲笔书写挽联，命令所有丧葬费用由公家承担，并严令不得骚扰两家眷属。这些举措，既展示了不容挑战的权威，也试图以旧式的礼数，稍稍冲淡事件的血腥气息。
“杨常事件”如同一场迅捷的外科手术，一举清除了张学良执政道路上最大的内部障碍。此后，东北再无任何人敢公开挑战他的权威，政令得以畅通。这为他全力推进既定的政策，尤其是易帜归附中央，扫清了道路。
然而，此事亦有代价。杨宇霆之死，使东北失去了一位精通对日事务、精明老练的斡旋高手。尽管他为人跋扈，但其能力与经验在当时东北政要中确属顶尖。后世有观点认为，此事在巩固权力之时，是否也让东北当局在复杂的对日格局中，失去了一位能巧妙周旋的关键人物，这值得深思。
而那枚决定了两人生死的银元，被张学良珍藏起来，成为他晚年追忆此事时最常提及的物件。多年后，他坦言那是他“一生中最难下的决定之一”，并将那六次抛掷的结果，归于“天意”。
这枚普通的银元，就这样成了一件历史信物。它象征着个人在时代洪流关口的沉重抉择，以及其中难以言说的偶然与必然。老虎厅的枪声早已消散，但关于权力、人性与命运的故事，至今仍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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