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简单的事情，严肃地做好|丹尼尔|伯克希尔·哈撒韦|托德|查理|沃伦|简单的事情|芒格|迈克尔

作者：芒格书院小芒

来源：芒格书院（ID：mungeracademia）

导读：2024年伯克希尔股东大会前夕，时任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官、盖可保险首席执行官托德·康姆斯（Todd Combs）接受了《与传奇人物一起谈价值投资》播客栏目的访谈，借由这次对谈，他回顾了自己与查理·芒格相识、相知的过程，也系统梳理了芒格在价值投资、行为方式以及逻辑思维层面留下的深远影响。从“以公平的价格购买优秀企业”，到“去除噪音、简化决策”，再到对理性、谦卑与信任的反复强调，这些并非抽象的理念，而是一套经由时间验证、可以被反复实践的方法。

更珍贵的是，这场对谈让我们看到：查理·芒格并不只是价值投资领域的思想家。他关心的问题，始终指向更广阔的层面——人如何判断、如何学习、如何与他人共事，以及如何在复杂世界中保持清醒。也正因如此，他的思想并不只属于投资者，也同样属于所有希望更理性地生活与行动的人。

与芒格共进早餐

一个真正会倾听的人

主持人迈克尔：欢迎收看新一期的《与传奇人物一起谈价值投资》播客。我是迈克尔·莫布森（Michael Mauboussin），今天我和我的共同主持人塔诺·桑托斯（Tano Santos）一起，有幸邀请到托德·康姆斯来跟我们一同致敬查理·芒格，他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投资官，也是盖可保险的首席执行官。托德，你能讲讲你第一次见到查理·芒格的故事吗？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托德·康姆斯：非常感谢你们。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10年夏天。那时候我已经运营自己的合伙基金大约五年，刚刚经历过全球金融危机，我们的表现还不错。当时我正准备去收购一家保险公司，我不敢说是在尝试模仿伯克希尔·哈撒韦，但至少在长期资本的运用方式上和不公布月度业绩这些方面，是有一些相似的——毕竟沃伦之前已经非常详尽地谈过“浮存金（float）”这个概念。

那是2010年的夏天，我在加州俱乐部跟查理共进早上7点的早餐，我当时非常紧张，他整个人非常有魅力，也很平易近人。以至于我们在那里坐了大概六个小时，一直聊到了午餐时间——他们已经撤走了所有的早餐桌并开始供应午餐，所以我们相当于吃了一顿半的饭。

在那期间，我们聊了很多，从投资聊到方方面面。他显然是一个学识极其广博的人，我们也聊了很多科学话题，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这就是我们相遇的过程。

主持人迈克尔：托德，你是否感到惊讶，他不仅对投资感兴趣，也乐于谈论生活？你当时是不是以为他只会跟你聊投资？

托德·康姆斯：这是一个很好的追问，因为我确实有一点惊讶。在那之前，我对他的认知和大家一样，是通过《每日期刊》和伯克希尔的股东大会获得的。所以我对他思想的广度和深度并不感到惊讶，显然，大家都很熟悉这一点，这也是我们敬爱他的原因。

但是，当我们聊到很多家庭话题时，我开始有些惊讶：那时我的孩子还小，我向他请教了很多建议。我发现他不仅在所有这些话题上都有深厚的知识储备，而且他是真心关心的。他会问我问题，而不只是在夸夸其谈或说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双向的对话，是我最难忘的一点。

主持人迈克尔：那么，在那次谈话之后，他有没有给沃伦打电话说：有一个人你得见见，也许应该考虑请他来为我们工作？

托德·康姆斯：有意思的是，我其实并不知道他第一次给沃伦打电话是什么时候，我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跟他们俩聊过。但我知道的是，我们那次六小时的会面，只是以“咱们以后保持联系吧”这样一句话结束的。当时我心里想的是，也许这辈子我都不会再收到他的消息了——那只是一个礼貌、自然的结束方式。

结果大约一周后，我坐在康涅狄格州的办公室里，他打来了电话。那时我还在运营自己的基金，我记得开市客当时刚发布财报，虽然我做的是金融服务方向的基金，但我其实会看很多公司，其中就包括开市客，我们在电话里聊了至少有几个小时。

在那通电话的最后，他说：“如果我们能再见面就太好了，你有没有计划来这边？”我通常一年会回加州一趟左右。那时我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所以我很自然地就安排了再去见他的行程。大概又是一两周之后，我回到加州，同样是在加州俱乐部，我们又进行了一次五六个小时的长谈。

长话短说，此后我们就保持了电话和线下的交流。其中有一次——大概是那个夏天后期——他对我说：“你应该给沃伦打个电话，你得见见沃伦。”所以我那时候基本猜到，他一定已经跟沃伦谈过我了。

主持人塔诺：尽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二位（只是看了能找到的每一段采访录像），但你刚刚说到的关于“倾听”的内容让我深受触动。

在查理·芒格的各种采访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他真的会认真思考别人问的问题，他回答的就是眼前这个问题。很多所谓“大人物”，他们常常只是反复说同一套台词，不管别人问什么。尽管我理解，一旦当人到了那个层级，当然有权说想说的东西。

但查理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不论是在股东大会上还是在电视采访中——他会回答你问的那个问题。你可能不喜欢他的答案，但那确实是对问题本身的回应。他会认真思考，会按问题本身的价值来评估。我觉得那是一种令人钦佩的思想态度。

托德·康姆斯：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事实上，我之前也听过不少CEO 跟我讲过类似的事——尤其是那些不太喜欢公开露面、电话会之类的 CEO——他们会准备五个“标准答案”，不管别人问什么，最后都会绕回这几个点。

特别是面对自己的员工时，每个CEO 都知道，你得把同一件事说很多很多遍，它会变成“肌肉记忆”。查理当然也有他自己的“肌肉记忆”，这也是让他如此特别的一部分。但你说得完全对，作为一名深度思考者，这是理所当然的。他确实拥有深厚而广博的知识储备，能够真诚而精准地回答你所提出的问题。

从烟蒂到复利机器

价值投资的一次跃迁

主持人塔诺：完全同意。我一直认为这是他身上非常了不起的一点。托德，我能问问你查理在价值投资方面的思想渊源吗？我们都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有关，本·格雷厄姆、大卫·多德、罗杰·默里、布鲁斯·格林沃尔德都在这里任教。所以我想借此引出这个问题。格雷厄姆当然是我们哥伦比亚大学最著名的老师，而沃伦当然是最著名的毕业生。巴菲特曾为格雷厄姆工作过，对他赞不绝口。

然而，另一方面，查理虽然非常敬佩格雷厄姆，但他曾说“我不像沃伦那样热爱格雷厄姆和他的思想”。沃伦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建筑师”归功于查理，这似乎表明沃伦转向了查理的观点——他也确实这么做了。那么，你能谈谈沃伦从格雷厄姆到查理的思想转变历程吗？你如何看待它对我们的学科作出的思想贡献？

托德·康姆斯：我尽量把答案说短一点，因为这个话题我可以讲很久很久。我想你们的大多数听众应该都读过伯克希尔的年报。

沃伦在年报最前面那篇写给查理的颂词里，他已经说得非常好。正如你刚才提到的，是查理真正拨动了那个开关，让他们转而以公平的价格购买优秀的业务，并放弃以极佳的价格购买平庸的业务。沃伦和查理显然忠于本·格雷厄姆所信奉的一点，那就是估值确实很重要。但你不能只说以任何价格去买优秀的业务，那不会有好结果。所以估值很重要，但不仅限于静态层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最终会得到你所估量的价值。

我想沃伦会说，是查理让他领悟到在优秀企业的估值和复利方面，更多地处于定性的一端，包括管理质量、护城河、定价权、品牌等他们多年来讨论过的所有这些因素。而这些因素，很大一部分并不会、也很难被静态的估值指标捕捉到。

查理以前经常推崇他所谓的“只需做一个决定的股票”（one decision stocks）——你买了之后就可以一直持有的那种：开市客、伯克希尔、可口可乐等。他在《穷查理宝典》中有一篇著名演讲就是讲可口可乐的。这种策略，正如他会说的那样：简单但不容易。而“简单”是最关键的因素，同时也具有可扩展性。

所以查理总是谈论“长期贪婪”与“短期贪心”的区别。找到一个复利机器远比找20个烟蒂要好得多。对于烟蒂，你必须做三次决定：必须买入，必须卖出，然后必须再买入另一个。他会笑着说自己懒，希望自己不用那么麻烦。我想这就是沃伦所说的，他最终转变过来的那套思路。

主持人塔诺：我一直对他们两人身上的一些了不起的特质印象深刻。譬如查理很早就理解了这些我们现在才认为理所当然的想法，以及沃伦识人的能力，这也很了不起。他能听进去，不仅仅是概念或理论上理解，并且能够付诸实践。

主持人塔诺：请允许我读一小段查理关于格雷厄姆的评语，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他的性格：

“我吸收了一些他的理念，但摒弃了那些不适合我的做法：我不想拥有一家由我不喜欢的人经营的烂公司，也不想不管看起来多么难受，还能够一边说：‘没关系，它会反弹 25%。’我的性格不会被这些东西所吸引。”

这句话也说明，他认为投资要有乐趣是很重要的，而我们有时候会忘掉这一点。

托德·康姆斯：是的，真是个很棒的引语。在我去加州看他的时候，尤其是在新冠之前，我们经常坐下来聊到很晚，也会聊到类似的问题，我会说：人生太短暂了，为什么有人会想让那些自己不想接触的人围绕在身边呢？在这点上，查理和沃伦非常相似——他们都坚持这一点。

而且，如果你真的把事情“简化”——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好生意”就自然是好标的，你仍然要逐项去检查很多其他条件。对查理来说，他不想被那些麻烦事纠缠，沃伦也一样。

理解行为，对于投资极其重要

主持人迈克尔：托德，我们最近失去了一位传奇人物——丹尼尔·卡尼曼。他是一位心理学家，因其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工作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查理很早就强调过：理解行为，对于投资极其重要。

你能和我们分享一些，你从查理那里学到的重要的行为学教训吗？以及为什么它们在你作为投资人或是企业管理者的工作中都如此重要吗？

托德·康姆斯：这又是一个好问题，我也可以讲上好几个小时，因为有太多的内容。沃伦也曾非常贴切地评论过：你不可能在与查理交谈后——没有学到任何新东西——而且通常是学到很多东西。首先我想说的是：尝试每年至少读一次《思考，快与慢》，它就在我身后的书架上。这是一部真正的经典。

我对你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查理让这一切看起来如此简单，就好像他出生时就理解了这些概念。说真的，这就是我脑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这太惊人了。

至于一些教训，他总是谈论理性地生活，避免掉入嫉妒、怨恨和自怜等陷阱。他总是向所有人强调：每天学习并进步是一种道德义务。他还会说，找到非常有才华的人，然后别挡他们的路，让他们去施展魔法。同时他也会谈到“一张无缝的信任之网”（seamless web of trust）有多么重要——如果没有它，即便你身边全是高智商人才，也办不成任何事。

“找一个简单的想法，并严肃地对待它”是他最喜欢的名言之一。我之前提到过，简单是可以扩展的。爱因斯坦被认为说过这样一句话：智慧有几个层级——聪明、机敏、杰出、天才——那比“天才”更高的是什么？就是“简单”。查理在他做的每一件事里，都贯彻了这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他常常提到的点。我们应该主动去摧毁那些自以为最好的想法，以及我们最执着坚信的观念。这样的情形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尤其是在临近政治选举的时候。要去寻找“双赢”的局面，只参与那种——如果将来角色互换，你站在对立面也同样会觉得心安理得的交易和情境。

我认为，这正是他、沃伦，以及整个伯克希尔文化与精神的核心所在。这样的例子我还能一直往下举，但以上已经是最重要的几条。而且他是真正把这些活出来的人——他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把这些东西刻进了自己的DNA里。

主持人迈克尔：我想补充一点：在卡尼曼职业生涯的后期，他因提出“对立式协作”（adversarial collaboration）这个理念而闻名，也就是去找一个观点和你相反的人，一起想出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然后尽可能认真、严谨地把这些问题追问到底。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想法。

在你看来，这些“行为层面的问题”，作为投资人和作为管理者是不是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当你戴着“投资人”的帽子、管理一个投资组合时，你是在和所谓的“市场”打交道；而作为一名经营者，当然你也会面对竞争对手，但更本质上，其实是在和员工、供应商等等打交道。那对你来说，需要处理的“行为问题”是不是一整套完全不同的东西？

托德·康姆斯：毫无疑问，当然有差别。在接手盖可保险的工作之前，我咨询了很多人，包括查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很多人会尝试简化它：投资更多是偏“学术向”的，或者说归根结底是在解开一个谜团。而显然在经营公司这方面，你自然而然会想到得去管理人，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利弊。

所以我会说，这两边都有大量智识上的挑战。如果用查理的话说（他非常爱建筑学，经常用建筑类比）：做投资就好像是在潜艇里——你在上面，舱门是开的，你有一个可以360度旋转的潜望镜，你在四面八方观察。而做经营，就好像你在下面的锅炉房里，得去搞清楚为什么那根管子发出咣当响，或者那盏灯为什么亮得有点过热之类。他总能想出这些令人着迷的比喻，他的脑子反应总是那么快。

我前几天才刚和管理团队开完电话会。我发现，如果你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这两种职业都能使人感到谦卑。它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甚至会说，在很多方面，相似点比不同点还要多。人们通常会从不同点入手，因为表面上看它们差异很大。但在经营环境中，都有大量挑战。比如我现在有12个直接汇报对象，而盖可保险总共有3万名员工。这当然带来很多差别。但我和其他管理团队互动的方式，如今因为有了亲身经营经验，也大大不同了。

在这点上，我会引用沃伦的那句名言：“做企业家，让我成为更好的投资人；做投资人，让我成为更好的企业家。”所以和很多事情一样，左手要和右手对话，反之亦然。如果两只手能一起发力，你理论上就能画出一个不断扩大的同心圆。

另外，查理其实对“真正在运营一家企业”完全没有兴趣，他自己讲得很坦率了，所以我并没有泄露什么秘密。他对经营任何东西都没有兴趣，他喜欢的是纯粹的智识层面。

去除噪音

芒格的多元思维模型

主持人塔诺：我想就你刚才说的一点追问一下，这一点对我们听节目的学生尤其重要——就是那句美妙的话：“找一个简单的想法，并严肃地对待它。”我们往往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一旦你有了一个简单的想法，你真的需要有勇气，把这个想法的逻辑推演到底。

我认为那些极其成功的人和相对没那么成功的人之间的区别，就是他们有没有勇气去把自己的想法推到底，以及需要的那种自信。

比如说，你有了一个像查理那样绝佳的估值想法，然后你说：好，我要把它一路推到终点，不断测试它、挑战它，但你必须有那种勇气，把这个想法一路推到尽头。

托德·康姆斯：就我个人经验来说，我对此的第一反应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如此之广的问题跨度上，有像他那样思路还能如此清晰的人。当然，查理自己也会首先承认，这并不意味着他永远都是对的。但毫无疑问，他拥有那些他常常提到的“多元思维模型”——一种像格子框架一样的思维结构，帮助他看待问题。而我认为，这赋予了他一种无可比拟的清晰的思考能力。

而如果你没有这种思维的清晰度，那么就很难产生你刚才所说的那种“足够的信心去付诸行动”，否则很多时候就只是依赖直觉而已。直觉和基于直觉采取行动之间，是有区别的，而且对每个人来说，这种差别、以及信心水平在哪个位置，都有所不同。

接下来这一点也很关键：就像那本讲“信号与噪音”的书所说的那样，查理几乎没有“噪音”。真的，他没有任何噪音，全都是信号。这并不是说他总是正确的——他自己也一定会首先这么说，我们谁都不是完美的。但他的思考极其清晰，系统里几乎没有杂音。我从未见过有谁在从想法到行动之间的“摩擦力”比他更低。

主持人塔诺：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点，也是查理做出的关键贡献之一——他对“多元思维模型”的倡导。这个人身上很打动我的一点是：当他谈论这些思维模型时，他的思考方式完全像一个科学家。这些模型在编码信息、编码你过去的经验，它们会导出可检验的推论。一个模型是可以被证伪的——当有新的事实出现，把这个模型推翻时，这个模型就不再有价值。

那在你的投资生涯中，这些东西对你有什么价值？也就是说，“多元思维模型”对你意味着什么？

托德·康姆斯：绝对有价值。对我个人来说，这些东西起到的作用，是强化了我的直觉。所以我当时才会马上给出刚才那个回答。我确实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通过长期管理一家金融服务类基金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即便如此，你始终还是在依赖某种“直觉”，因为你永远不可能见过所有情形，而现实世界也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

所以，去除噪音——在我看来，这正是这些思维模型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它们帮你把噪音清理掉，带来思考上的清晰感。然后，还有一点，现在大家常常用“飞轮效应”来形容企业，其实我觉得人在精神层面上也有一种“认知飞轮”。在人生和投资中，你总是不可避免地会犯错。

但总体来说，我曾经和查理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过一场很棒的讨论。我当时说，其实当你到了某种境界，你真正想做的，是尽可能把各种事情都“提前拉动”（pull things forward）。只要你的“击球率”（batting average）还不错。而且在企业经营中，这一点同样成立。如果是一件成功的事，你当然希望把它尽早往前推进；但我认为，很多人犯的一个重要错误在于：当它是一件失败或错误的时候，他们却不愿把它往前拉，而是任由它拖延下去。可事实上，错误是客观存在的。既然迟早会发生，那你就应该希望它“昨天”就发生，而不是一年、十年、二十年之后才发生。查理显然是在这一点上做到极致的典范。

而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必须具备一种能力，可以被称为“认识论上的谦卑”（epistemic humility）——有些人会把它简单理解为“保持开放心态”，但我觉得这其实比那要深得多。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认识：那就是我们每个人能知道的东西其实非常有限，因此保持开放、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观点，是极其重要的。而这一点，最终又会回到那条原则——主动去摧毁那些你自以为最好的想法。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在想：我能给查理带什么书？他大概什么书都已经读过了。最后我选的那本书，讲的正是这个概念——虽然当时我并不完全确定，也许那时候更多依赖的是直觉：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一半东西实际上都是错误的，之后会一代又一代被推翻。这可以一路追溯到哥白尼和伽利略等等。

查理对这一切又是那种轻描淡写的态度——他会说，“是啊，当然了”。好像他天生就带着这种理解。所以我总是回到这个点：一旦你具备了那种理解，它会带来某种清晰感；而且在“把错误提前拉动”这件事上，它反而是一种解脱——错误肯定会发生，那不如尽可能早一点，让你有机会修正并调整。

主持人迈克尔：你刚才提到那本书，是不是萨姆·阿贝斯曼（Sam Arbesman）写的《知识的半衰期》（The Half-Life of Facts）？

托德·康姆斯：是的。

主持人迈克尔：托德，我再问你一个关于阅读的问题。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棒的读者，显然查理也是，我相信这也是你和查理、以及你和沃伦能够很合拍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都在极其广阔的范围内阅读。

那么关于“如何学习”，你学到了什么？尤其是你如何跨出自己的专业领域？换句话说，你当然得去读10-K、年报之类，但你肯定也会留出一部分时间去读学科之外的东西。你是怎么安排、怎么思考这一点的？你又从他那里学会了什么方法？

托德·康姆斯：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会回到刚才说的思维模型。如果你一年读上几十本书，或者每个月读一两本书，这样积累下来，其实影响非常大。就我个人体会而言（而且我相信对查理来说更是如此），你会发现，真正的学习并不是来自商业书籍——查理几乎从不看商业类书籍，因为对他来说，那些内容实在太显而易见了。

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去读一本关于达尔文的书——我这里举的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然后他会说：当然了，这里面谈到的东西，其实跟建筑学中的某些原理有关，也和某位 CEO 的行为模式有关，甚至和某些科学基础理论有关，等等。

在人类行为问题上，他总是强调“顺着激励去找答案”（follow the incentives）。而且他也经常提到所谓“拉拉普鲁萨效应（lollapalooza effects）”，也就是当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时，产生巨大、非线性结果的现象。你会发现，在这种跨学科思考当中，这些东西往往就是二阶、三阶效应。

但他的做法是，总是先去看别的地方，再把那里看到的东西拿回来类比。有些人会用“维恩图（Venn diagrams）”来形容这一点：他更感兴趣的是“一个维恩图和另一个维恩图之间哪怕只有1%的重叠”，而不是去读那些在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上再重复一遍的书。

我想，你越是这样搭建自己的知识网络，你的思维就越是被拉伸，甚至有点像变成立体的了。因为你会在人类行为的其他场景中看到那些“模式”，它们会以不同的形式不断重复出现。

主持人迈克尔：谢谢你，托德，非常感谢你来到《与传奇人物一起谈价值投资》播客，和我们分享了这些精彩的想法。

托德·康姆斯：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