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发生前的三个月，南京都经历了什么，一本日记记录了一切|南京|唐生智|安全区|拉贝|日记

很多人都看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视作品或者看过张纯如女士所著的《The job has nor been confirmed as the fee and translation content has not been confirmed.》，其当下现行的译名是《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

但是却少有人看过一位当时在南京目睹和耳闻了这一切的德国人的日记《拉贝日记》，这部日记总共约38.3万字，详细记录了1937年9月到1938年2月这5个月拉贝先生在南京期间的亲见亲闻亲感。

这位德国人（我们可以称之为英雄或者活菩萨）名叫拉贝，是当时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代表处的负责人。当南京受到日本的轰炸和入侵时，他和其他21名欧美人士都选择留在南京，而没有逃走，尽管他们本有机会离开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前，南京并不是被日本人快速攻占的，在12月13日之前，日军早在9月就开始了对南京持续不断的轰炸，一些富人和外籍人士早在南京沦陷前已经撤离。

拉贝在1937年9月21日的日记中这么写道：

通过德国大使馆传来上海日军司令官的消息，从今天（9月21日）中午起，将再次开始加强对南京的轰炸，因而告诫所有的外国人尽快离开南京。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及几个有军舰航行在扬子江下关段的较小国家的大使馆，通知他们的军舰离开现在的停泊处，转移到长江的上游或下游去，否则它们会因轰炸受到危害，日本对可能造成的损害概不负责。

当南京收到日本人的这份警告后，许多美国人、德国人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都选择了逃离南京。在如此严峻和残酷的战争面前，人人都会有畏惧生命遭到迫害的想法，拉贝先生亦然，那他为何没有和其他离开的欧美人士一样离开，更何况当时他还有妻子在中国另一个城市。

关于他为什么没有离开，而是选择留下。

他的日记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我绝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我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至今还无法跳越过去。

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主人”。如果他留下来，他们就忠实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这情况我以前在中国北方的战争中见到过）；

如果他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仅会无人居住，而且有可能被人抢劫一空。撇开最后一点不说（尽管这会使人感到难受），迄今我还无法作出辜负人们对我寄予信任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在平时毫不起眼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信任，这怎能不令人感动）。

我可以而且应该逃走吗？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谁要是两只手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就会与我抱有同感。在我的潜意识里终究还有一个最后的、不是不重要的、但对我显得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使我坚持留在了这里。

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东道国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9月22日，日本正式开始了他们的狂轰滥炸。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南京城里剩下的没逃走的穷人们每天几乎都要去防空洞躲避日本飞机的空袭，尽管当时南京地面有高炮中队在抵抗，然而，效果甚微，偶尔会有一两架日本飞机被击落。当然，除了地面的时时反击外，空中偶尔还能见到中国空军的反击。

在日本轰炸南京的初期，有些机构还在正常运行，比如10月12日拉贝还趁空袭间隙去了一趟银行兑换货币，甚至在中央党部的地下室看了一部上海拍摄的战争电影。

10月17日那一天，拉贝和一位朋友去逛中山陵，他们看到位于小红山那个从来没有人住过的主席官邸的墙面已经被从下到上地刷成了黑色（大概是为了防止被轰炸），他甚至在日记中颇为幽默地描述了当时的心境：

我们不再伤脑筋去思考今天为什么日本人没有来空袭。也许他们认为天气太好了！确实不应该去扰乱秋天里的一个如此美好的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我们对此表示同意！

然而这样短暂灿烂的时光，终究难以持久。当天晚些时候，日本的空袭还是如约而至。

在10月份，当高炮中队和中国的飞机在对抗日本轰炸机时，那些躲在防空洞里的（中国）人们的反应是这样的：

当炸弹接连不断地落在不远处时，大家都张大着嘴，一声不吭地坐在防空洞里。我们给孩子们和妇女们在耳朵里塞了棉花团。只要稍一平静，就有“英雄”一个接一个地从地下室里走到外面去，想看看周围的情况。每当有一架敌人的轰炸机被高射炮击中后燃烧着摇摇摆摆地栽下来时，中国人就高兴得热烈鼓掌。

为了防止轰炸，当时的防空洞是怎么建立的呢，拉贝先生是这么记录的：

人们是怎样建筑防空洞的？如果他有许多钱，就委托一位中国的防空洞建筑师承办一切（自然，他一窍不通），付给他500元～3000元，建筑师分别按照付款的多少，运来大方木料、厚木板、沙袋、铁轨、陶土水泥管，以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大堆大堆东西，事情就完了。

从9月份开始轰炸以来，拉贝在10月26日写了一份当时的报纸，报道的目前中日双方的损失情况：

有家报纸说：在从1937年8月15日至10月15日对南京的65次空袭中，已有200人丧生、300人受伤。此外，日本人承认，他们在上海至今已被打死1万人。

然而，随着上海的沦陷，日军部队正大张旗鼓地向南京攻来，南京的一些人也开始准备离开。为了应对南京岌岌可危的局势，当时的国民党也采取了调兵遣将来拯救南京的措施，据拉贝先生的日记11月18日的记载：

从北方来了许多新兵团，开进城里。人们看来要坚守这座城市。很多士兵看上去十分狼狈。整个队伍到达时，没有一个人穿鞋袜，也可能是因为正下着雨。所有的人默默走来，没有歌声，也没有说话声。一支望不到尽头、一言不发、精疲力竭的队伍。

11月19日，拉贝和其他一些欧美人士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然后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难民区，当南京遭到炮轰的时候，非战斗人员可以躲到难民区。

11月20日，拉贝日记里提到中国国民政府要迁移到重庆了。“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证实了这个消息，同时宣布要为保卫南京战斗到最后一滴血。”11月22日，国际委员会成员讨论要成立一个平民中立区。另外，大家选举拉贝当国际委员会的主席，他无法推辞，只好应允。

11月26日，拉贝收到了一份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的一份电报，询问他是否要离开南京，转到汉口，以保障人身安全，拉贝的回复如下：

11月25日来电敬悉，谨表谢忱。我已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以建立中立区保护20多万平民。

11月29日，南京市长正式宣布了安全区的成立。当时日本也收到了国际委员会发出的两份申请有关安全区的电报，但是日本还在考虑这一请求并未答复。同时，拉贝此前也给德国元首希特勒发了电报，不过也没有收到回复。

11月30日，国际安全委员会开始慎重列出安全区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单，包括：经费、警察、士兵及涉及军队的事项、粮食、运输及运输工具、难民的住宿、公共设施、卫生设施与医疗保健。

12月2日，日本终于发来了对于安全区的电报的回复，电报内容充满了外交辞令，但是这份电报的最后一句话还是给拉贝带来了希望，电报译文内容如下：

日本当局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若中国军队对平民及（或）其财产处理失当，日本方面对此不能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当局将努力尊重此区域。

当晚，在英国俱乐部举行的例会上，拉贝及安全委员会将日本的答复内容进行了正式公开，新闻界得到了下面的简报：日本当局已声明：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当局将努力尊重安全区区域。

拉贝他们将日本的电报答复告知新闻界的目的也是在于，日本如果以后胆敢不承认安全区的存在，即是在国际上名誉扫地。

12月5日，日本当局再次回复了关于安全区的电报，这次的电报回复比上次更长，前面部分基本都是在拒绝关于安全区的建立，主要理由是当发生战斗的时候，没办法保证中国的军队不会进入安全区，也没办法保证中国的军队不会使用安全区内，或者安全区附近的军事设施。

但是这条电报的最后一句也给了一个开放性的答复：可以把下列情况看成是一种表态，日本军队无意对未被中国军队使用的地点或不存在军事设施或没有部署中国军队的区域发动进攻。

接下来的几天，拉贝先生也联系了当时防守在南京的唐生智将军，呼吁他尽快将安全区内的军事设施撤走，以及想方设法阻止军队进入安全区，唐生智将军也给予了愿意帮忙的答复，但是同时也承认这存在很大的困难，只表示自己会竭尽全力。

12月6日，国际安全区及拉贝先生一边回复日本的电报内容表明安全区的范围，以及中国军队和一些军队设施正在紧急撤离安全区，同时向唐生智将军致函感谢。

12月7日，安全委员会开始发表致南京市民书，告知南京安全区（难民区）的建立以及安全区的地界范围，这份告南京市民书的最后一段话是：我们相信，倘然中日双方都能遵守他们的允诺，这个区域以内的人民，当然比他处的人民平安得多啦，因此，市民可以请进来吧！

12月8日，又发生了糟心的事，“我们大家都已经近乎绝望了，中国的司令部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中国士兵把我们刚竖起不久的界旗拿走了不少。这样一来，我们原来的计划就会告吹。如果日本人听到了风声，就会毫不留情地对我们进行轰炸，那么安全区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危险区。”所以，拉贝及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不得不重新检查安全区的边界，重新树立界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