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1月中旬，《金融时报》披露的一份章程文件，将一个原本被视为加沙战后技术性安排的机构，推到了全球政治舞台的中央。由特朗普亲自担任主席的“和平委员会”，不再局限于中东一隅，而是被赋予了介入、调解乃至重塑多场国际冲突的雄心。文件中反复出现的“灵活”“高效”“恢复合法治理”等措辞，刻意回避了联合国的存在，却在结构和功能上形成了明显的替代意图。这一动向之所以引发广泛警惕，并不在于它是否真的能够取代联合国，而在于它清晰地折射出当下国际秩序中一种正在加速成形的趋势：规则不再通过共识生成，而是被权力重新定义。
特朗普对联合国的不满由来已久。从经费分摊到人权议题，从多边谈判到国际裁决，他始终认为这一体系对美国构成掣肘。退出或削弱联合国机构，在他的政治语言中，被包装为“恢复主权”“提高效率”的必要步骤。“和平委员会”的出现，正是在这一逻辑下的延伸。它试图绕开冗长的多边程序，以少数国家领导人直接决策的方式，快速介入冲突地区，塑造政治安排。从表面看，这似乎回应了联合国在某些危机中行动迟缓、共识难产的现实困境，但其内在机制却隐藏着更深层的不对称。
章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并非其目标宣示，而是权力分配方式。委员会主席拥有几乎单向的成员吸纳与剔除权，只有在极高门槛下才能被否决。这种设计并不符合传统国际组织的集体治理原则，更接近一种以个人权威为核心的政治联盟。它将“和平”这一高度规范化、程序化的国际公共事务，重新拉回到领导人意志与力量对比的轨道上。换言之，和平不再是规则的产物，而成为权力协调后的结果。
这种构想之所以能够被认真讨论，本身就说明联合国体系正处在信任与效能的双重危机之中。冷战结束后建立的多边安全架构，面对的是一个更加碎片化的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互疑、地区冲突的复杂化、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都在不断消耗联合国调解与维和机制的能力。当安理会频繁陷入否决僵局，当维和行动被质疑缺乏授权与资源，一种“另起炉灶”的冲动自然会出现。
然而，效率并不能成为正当性的替代。联合国的核心价值，并不只在于它解决了多少冲突，更在于它为冲突处理设定了最低限度的程序约束和合法性标准。正是这些看似低效的协商、表决与监督，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制度缓冲带。“和平委员会”若真按照章程设想运作，其决策将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甚至个人之手。这种模式或许能够在短期内推动某些协议的达成，却难以避免被视为强权政治的延伸。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机构的潜在适用范围。章程文本没有明确限定其干预对象，却已被提及可能介入乌克兰、委内瑞拉等高度敏感的地缘政治议题。这意味着，它不仅是对联合国的挑战，也可能成为绕开既有国际法框架的工具。当冲突调解不再依托普遍承认的规则，而是由某一强国主导的平台来裁决，其结果的可持续性本身就值得怀疑。和平若缺乏被冲突各方普遍接受的合法基础，很容易沦为暂时停火，而非真正的秩序重建。
从历史经验看，国际秩序的每一次重大调整，几乎都伴随着制度竞争。国际联盟的失败，催生了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动摇，引发了金融治理的多元化尝试。不同之处在于，过往的制度替代往往发生在大战之后，建立在相对清晰的力量格局和共识基础之上。而当下的“和平委员会”，更像是在秩序尚未崩塌之时，提前进行的权力重组试验。这种试验缺乏广泛协商，也缺乏制度沉淀，其不确定性反而可能放大现有冲突。
对于国际社会而言，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是否需要改革联合国，而是改革应当以何种方式进行。削弱多边机制，转而依赖临时性、排他性的权力安排，或许能够满足部分国家的短期战略需求，却会在长期侵蚀国际治理的公共基础。当和平被个人化、工具化，它本身就失去了作为公共目标的稳定性。
“和平委员会”的章程仍停留在文本层面，其未来走向尚未明朗。但它所反映的趋势已经足够清晰：在多边主义遭遇压力的当下，国际秩序正面临一种去制度化的诱惑。是否能够抵御这种诱惑，决定的不只是某一个机构的存续，而是国际社会能否继续以规则而非意志，来处理不可避免的冲突。这或许才是这份章程留给世界的真正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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