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圆!2025年底至2026年初,伊朗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成为国际新闻焦点:其货币里亚尔对美元汇率如断线风筝般下跌,创下历史新低,全年贬值幅度超过三分之一。
这一经济上的剧烈震颤,迅速转化为社会层面的怒火,首都德黑兰大巴扎的商户们以关店罢市表达抗议,街头示威随之而起。这场由货币贬值点燃的混乱,将伊朗内部长期积聚的经济压力与政治诉求一并摆上了台面。
货币贬值超过三分之一是什么概念?放眼全球,近年经历类似幅度的国家屈指可数,主要是叙利亚、委内瑞拉,现在加上了伊朗。叙利亚因长达十余年的战争,经济早已崩溃,其货币贬值程度近乎废纸,以至于计划发行新币直接抹去两个零。委内瑞拉则持续恶性通胀,货币贬值与三位数的通胀率相伴相生,经济处于深度危机中。
对比之下,伊朗的情况有其特殊性。虽然货币大幅贬值,但其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约52%。这个数字固然很高,属于“高通胀”范畴,但与叙利亚无法统计、委内瑞拉超过200%的“恶性通胀”相比,尚未突破那个可能导致社会体系瞬间崩塌的临界点。另一个参照是土耳其,其通胀率也在30%以上,但埃尔多安政权依然稳固。这说明,在当代,高通胀本身未必直接等同于政权更迭,它更像是一剂持续腐蚀社会耐性的毒药。
外部分力不是主因,伊朗真正的困境在于内部。货币贬值与高通胀只是表象,深层症结在于经济发展模式的瓶颈和治国方略的长期摇摆。伊朗亟需通过改革开放激活经济、打击腐败、创造就业。但关键问题在于:改革的方向盘应该往哪边打?是面向西方,还是拥抱东方?
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战略选择题。伊朗的部分精英阶层似乎长期怀有一种“两边通吃”的幻想:既想获得西方的技术、投资和国际接纳,又不愿疏远与中俄的战略合作关系;既想在美欧面前展现灵活姿态,又想从中国获得实质的经济支撑。这种首鼠两端的战略模糊性,使得像中国这样的潜在深度合作伙伴难以倾力相助,因为不确定性和战略风险太高。
从纯经济角度而言,伊朗的通胀和商品短缺问题,对于拥有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的中国来说,并非难解之题。以石油换商品,能在较短时间内缓解其市场压力。但根本出路在于产业升级和发展制造业,而这需要伊朗下定决心,深度融入一个可靠且高效的全球产业链。环顾世界,欧洲正在去工业化,美国产业链回流且门槛高筑,唯有中国具备带领他国进行工业化升级的完整能力与意愿。
当前的街头抗议和高通胀,虽令伊朗政权承压,但尚未触及生存红线。真正的危险在于,如果经济治理无效,现状持续恶化,通胀率从“高”滑向“恶性”(例如月通胀率超过50%),那将是另一番光景。历史表明,当民众的生存底线被突破,基本生活无法保障时,社会的忍耐力和统治的合法性将面临最严峻的考验。
因此,眼下的动荡是对伊朗统治阶层的一次严厉警告。平息街头示威或许可以通过行政与社会手段实现,但根治经济痼疾却需要清晰、坚定且可持续的战略抉择。是继续在东西方之间摇摆不定,任由经济缓慢失血,还是痛下决心,选定一个主要战略方向(特别是与东方深度绑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将决定伊朗未来是走向稳定复苏,还是滑向更深重的危机。
伊朗的稳定与否,关键不在于外部势力是否颠覆,而在于其统治精英能否凝聚共识,摆脱战略摇摆,找到一条真正适合本国国情、能有效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务实道路。如果继续在十字路口徘徊,那么经济慢性失血带来的社会阵痛,只会一次次重演,直到量变引发质变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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