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这坟是不是太小了点?”

1980年5月,广东梅县下虎形村的一处山坡上,一群人围着一个小土包议论纷纷。这土包不起眼,半米高的石碑上刻着“慈母之墓”,看着跟普通农家的坟头没啥两样,甚至还要更简陋些。

站在坟前的老人头发全白了,拄着拐杖,身形消瘦但腰杆笔直,这一年他83岁。

边上的村干部看着心里不是滋味,心想这位可是堂堂委员长、开国元帅啊,他亲娘的坟头怎么能这么寒酸?这要是传出去,还不让人笑话咱们家乡人不懂事?村支书刚凑上去,试探着问了一句:“叶帅,这地方是不是太窄了?咱们出人出钱,给老太太修个大的?也好让后人有个瞻仰的地方。”

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等着老帅点头。

按照常理,衣锦还乡修祖坟,这是光宗耀祖的大事,放在谁身上都得答应。哪怕是普通人发了财,第一件事也是回来把祖坟修得气派点,更何况是这种级别的大人物。

可谁也没想到,老人盯着那块斑驳的石碑看了许久,那种眼神里混杂着愧疚、怀念和一种说不清的坚定。最后,他轻轻摆了摆手,只说了六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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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个字,把在场所有人都听愣了,也让那个原本准备大兴土木的村支书红了脸。

02

说起回这一趟家,真是不容易。

叶剑英这辈子,名为“剑英”,那是真的一辈子都在刀光剑影里滚过来的。从1916年那个热血青年走出梅县大山开始,这几十年来,他回家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不是不想回,是身不由己。

你敢信吗?1977年的时候,79岁的老爷子在北京动了心思,特别想回老家看看。那时候日子稍微安稳了点,人老了,思乡的念头就跟野草一样疯长。

结果呢?身体不允许,工作也走不开,省委那边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为了他的安全着想,只能婉言劝阻:“叶帅,等身体养好一点再回吧。”

老爷子心里那个苦啊,但也倔。人回不去,心意得回去。

他也没搞什么特殊待遇,就是自掏腰包,让人买了两大筐苹果。你没听错,就是苹果。他让人把这两筐苹果千里迢迢捎回梅县,分给了地委干部和中学的老师们。

那时候他常念叨一句话:“我七十多岁了,在第五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如果不去见马克思,我一定再回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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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说得让人心酸。一个从这片土地走出去决定国家命运的人,想看一眼家门口的那条河,都成了奢望。

这一等,就是三年。

到了1980年5月13日,一辆米黄色的旅行车终于缓缓开进了梅县。

车窗里,83岁的叶剑英像个第一次出远门的孩子一样,脸贴在玻璃上往外看。那眼神里全是贪婪,恨不得把窗外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都装进眼睛里。

看着看着,他笑了。

为什么笑?因为这次看到的景象,跟九年前不一样了。

咱们把时间拨回到1971年。那年叶剑英也回过一次家,但那次回去,老爷子是发了火的。

当时车子一进梅县,叶剑英往窗外一看,脸当场就黑了。原本记忆里郁郁葱葱的山头,全变成了光秃秃的黄土坡,像是被人剃了光头一样难看。

他扭头就问公社书记:“树呢?以前那些林子哪去了?”

书记支支吾吾,额头上全是汗:“1958年那会儿……全砍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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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那个气啊,当场就拍了板凳:“砍了十几年了,为什么不种?靠山吃山,你们把山都吃空了,以后吃什么?这不仅仅是树的问题,这是老百姓的饭碗问题啊!”

那次临走的时候,他还拍着地委书记马一品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大白话:“老马啊,马还是要跑的,全区老百姓吃粥还是吃饭,全靠你们了!”

这话分量重啊。那个年代,“吃粥”还是“吃饭”,那就是生存的底线。

所以到了1980年这次,当他看到窗外又是满眼青松翠柏,沙田柚挂满枝头,水库里波光粼粼的时候,老爷子乐得合不拢嘴。

他指着窗外问身边的地委负责人:“这树是啥时候种的?这水库的水用来发电了么?”

村支书赶紧汇报:“那面坡上的果树,一年能挣好几千呢,大伙儿银行里都有存款了。”

听到“存款”俩字,叶剑英比听什么汇报都高兴,连说了两声:“干得好!干得好呀!”

那种高兴是装不出来的,是一个离家几十年的游子,看到家里人终于过上好日子时的那种踏实感。

03

不过,高兴归高兴,原则问题上,老爷子是一点面子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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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老家,乡亲们那个热情劲儿就别提了。地委招待所的大师傅一听说元帅回来了,那还不得拿出看家本领?心想怎么着也得整桌满汉全席吧,毕竟人家是国家领导人,又是家乡的骄傲。

结果叶剑英早就定下了“铁规矩”。

他在广州的时候就发话了:回乡期间,不准搞迎送,不准请客,吃饭就四个字——三菜一汤

而且他还特意嘱咐:“我在村里吃午饭,随行人员都带干粮,不要给群众增加一粒米的负担。”

这话说得容易,做起来难啊。

负责接待的同志看着菜单直挠头:这可是元帅啊,三菜一汤,这也太寒碜了。这要是传出去,人家还以为咱们梅县人不懂礼数,连顿饱饭都管不起呢。

于是,到了吃饭的时候,大师傅偷偷“加了点料”。他在三菜一汤的基础上,又多炒了几个硬菜,心想反正菜都做好了,老帅总不能不吃吧?

菜一上桌,香气扑鼻。

可叶剑英脸色一下子就变了。他看了一眼桌子,筷子都没动,指着多出来的那些菜,声音不高但透着一股子威严:“撤下去。”

工作人员想解释:“叶帅,这是师傅们的一点心意,都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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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脸一沉,那股子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势出来了:“不撤下去,我就不吃。”

整个饭厅一下子安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没办法,最后桌上只留下了严格的三菜一汤:一盘梅菜焖猪肉,一盘酿豆腐,一盘炒番薯叶,外加一个肉丸汤。

全是地道的客家土菜,一点花哨都没有,甚至比当时一些富裕农家的婚宴还要简单。

看到多余的菜撤下去了,叶剑英这才拿起筷子,脸上的表情柔和下来,招呼大家:“来来,吃这个好,家乡味最养人。咱们不能搞特殊,老百姓看着呢。”

他夹了一块酿豆腐放进嘴里,吃得津津有味。

你看,这就是那个年代的老一辈。他们不是吃不起,是心里有杆秤,这秤砣上压着的,是老百姓的血汗。他们深知,自己多吃一口,老百姓可能就要少吃一口。

这种自觉,不是装样子给谁看,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纪律。

04

吃完饭,重头戏来了——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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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叶剑英这次回乡最核心的心愿。

叶剑英的母亲陈云秀,那可是个典型的客家硬核母亲。在叶剑英的记忆里,母亲就是那个撑起半边天的人。

当年叶家穷啊,先后生了8个孩子,因为病痛和贫穷,只活下来4个。为了供叶剑英读书,这位母亲起早贪黑,下地干活,甚至把家里的东西当了,也要支持儿子下南洋、考军校。

最让人动容的是1916年那次离别。

那时候叶剑英要去投奔孙中山搞革命,这在当时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儿。家里正揭不开锅,父亲还病在床上咳嗽个不停。

叶剑英心里愧疚啊,跪在地上给母亲磕头,说自己不孝,想留下来照顾家里。

可母亲是怎么说的?

她忍着眼泪,看着这个有了大志向的儿子,说了一句:“阿伟,你走吧,好在我苦惯了。”

这一走,就是半生戎马。

等到1944年母亲在逃难路上病逝的时候,叶剑英还在延安指挥作战,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见着。这成了他心里一辈子的痛,也是他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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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次回来,他第一件事就是要去看看娘。

这就回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在一片青松掩映下,母亲的坟墓孤零零地立在那。太简陋了,甚至可以说有些破败。旁边杂草丛生,石碑也因为风吹雨打显得有些模糊。

乡亲们也是好心,觉得叶帅这么大个官,母亲住这种“房子”,太丢份了。那个年长的乡亲提议修缮,其实代表了全村人的心意,也是想表达对叶帅的敬重。

叶剑英听了,转过身,看着那块小小的石碑,又看了看周围淳朴的乡亲。

他慢慢地走了几步,抚摸着石碑上冰凉的刻字,仿佛在抚摸母亲那双满是老茧的手。

他明白大伙的意思,但他更明白母亲的为人。那个为了省下几文钱供他读书而省吃俭用的母亲,如果知道为了她的坟墓要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她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宁的。

他转过身,对着村支书,也对着在场的所有人,轻轻摆了摆手,说出了那六个字:

“就保持这样好。”

说完,他又重复了一遍,像是说给自己听,也像是说给母亲听:“简单点好,简单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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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讲大道理。

他当场拒绝了乡亲们的好意。他觉得,母亲一辈子勤俭惯了,要是如今大兴土木,搞得富丽堂皇,反倒让她老人家睡不安稳。

再说了,公家的钱,每一分都有用处;自己的钱,也不该花在这面子上。

后来,他还想去祭拜父亲。可父亲葬在横山,那边的路太难走,全是崎岖的山道。随行的医生和工作人员死活不让他去。83岁的人了,腿脚又不便,真要是在山上摔一下,那可不得了。

叶剑英是个讲理的人,也知道大家是为他好。他站在山脚下,望着横山的方向看了很久,最后只能让儿子替他去磕了几个头。

这遗憾,也只能留在心里了。

05

在梅县的这几天,还有件事特别让人破防,甚至比扫墓更让人掉眼泪。

5月16日,有人告诉叶剑英,当年在香洲兵变中牺牲的烈士陈雨墉的妻子房礼妹还活着,就住在丙村。

叶剑英一听,眼睛一下子亮了,那是听到战友消息时的本能反应。他急切地问:“快,如果不方便,就把老人家接来见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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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两位老人在招待所见面了。

房礼妹已经78岁了,满头银发,眼睛也有点看不清了。叶剑英83岁,拄着拐杖。

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这一握,跨越了整整55年的岁月。

叶剑英拉着老太太坐下,问得很细:“家里几口人?生活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老太太眼含热泪说:“儿子前些年病死了,现在跟孙子过,一家九口人。”

聊着聊着,叶剑英突然问了一句让在场人都没想到的话:

“还有陈雨墉同志的照片吗?”

这句话一出,房礼妹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这么多年了,还有人记得她的丈夫,而且还是这么大的官。她颤巍巍地从怀里拿出了那张珍藏了55年的照片。

照片已经泛黄了,边角都磨损了,但被保存得平平整整。照片上,陈雨墉年轻英俊,那是他在建国粤军第二师当参谋时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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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叶剑英是他的参谋长。

叶剑英戴上老花镜,端详着照片,看了很久很久。那一刻,仿佛时光倒流,他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看到了那个并肩作战的兄弟。

他抬起头,对着房礼妹连声说:“谢谢,谢谢你了!”

临走的时候,叶剑英拿出一个信封,里面装了100块钱。

你别小看这100块钱。在1980年,那可是普通工人好几个月的工资啊,在农村更是一笔巨款。

信封上工工整整写着几个字:“送 陈雨墉烈士遗属 房礼妹同志 亲启”。

他在信里没写什么官话,就说是“聊为补贴家用”。

这100块钱,沉甸甸的,装的不仅仅是钱,是一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战友情,是活着的人对牺牲者的一份交代。

1980年5月,叶剑英离开了梅县。

走的那天,十里八乡的群众都自发来了。车子开得很慢,叶剑英一直向窗外挥手,直到看不见村口的那棵大榕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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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1986年,叶帅在北京去世。

现在回头看这件事,挺有意思的。

你说他这一趟回乡,带回去了什么?除了那几筐苹果,好像什么也没给家乡“特批”。

路还是那条路,坟还是那个小土包。他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给家乡修一条“元帅路”,也没有把母亲的坟墓修成“元帅陵”。

但他留下的东西,比什么金山银山都值钱。

那个没扩建的坟头,至今还在那里立着,安安静静的。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年代人的底色。

有些人,活着的时候拼命给自己修坟造墓,恨不得把名字刻在石头里,生怕后人不知道他多有钱多有权,结果没几年就被后人骂得狗血淋头,坟头草都让人拔了。

有些人,手握大权却把母亲的坟头留得像个平民,甚至拒绝了别人的好意修缮,结果几十年过去了,那坟头前的鲜花从来没断过,来瞻仰的人络绎不绝。

这事儿吧,不用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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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乎面子,谁在乎里子,老百姓心里那杆秤,准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