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月的一个午后，贵阳小北街一间不大的会客室里挤满了人。老太太程莲珍咳嗽一声，被人扶着坐进屋子；她刚稳住身体，就看见一名身着军装的中年女将领和一个微胖的青年站起身来。青年快步迎上前，语气诚恳：“老奶奶，我是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短短一句，把在场干部全都看呆了。程莲珍怔了片刻，嘴角竟抖出一个笑，却立刻抹去眼角泪水——那是她二十三年来第一次见到毛家后人。
众人只当这是长征纪念活动中的一次普通慰问，没人在意老人心底翻起的惊涛。事实上，从1976年9月9日得知毛主席离世那天起，她几乎日日红肿着双眼。亲友劝她“节哀”，她只是摆手：没有毛主席，不会有今天的程莲珍。说着话，她在自家堂屋摆起灵位，一炷香整整燃了七七四十九天。
时钟拨回更早的1922年。那一年，贵州长顺县中院村的溪边，婴儿啼哭惊飞了水鸟。女孩长到十七岁，一张清丽面庞在山寨远近皆知。城里的秀才、土匪、豪绅纷纷登门，连当地恶霸都放话“不成亲就抢上山”。家人无计，只能深夜将她送往亲戚家躲避。在那里，她遇见改变命运的青年陈正明——惠水巨富之子，还是留洋大学生。郎才女貌一拍即合，四年风光日子一晃而过。
好景却在1947年嘎然而止。陈正明病逝，留下大笔产业和一支练得滴水不漏的枪法给二十三岁的程莲珍。此后两年，地方乱局升级，各路武装闹得鸡飞狗跳。1949年11月贵州宣告解放，她原本想带枪支弹药去县城上交，却碰了个空——野战军已继续西进。返乡途中，她被罗绍凡一伙裹挟，阴差阳错成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大队长，乡民口中的“陈大嫂”。
枪声在山谷里断断续续响了两年。1950年春，她被推着去攻打惠水县城，故意拖延致使部下无一伤亡。这点“温情”未能挽回局面，同年冬，西南军区开始大规模围剿。程莲珍携罗氏兄弟钻入冷水河绝壁石洞整整一年，硬生生拖住了数百人的追剿队。1952年春，他们再度逃出山林，化装成商贩，辗转长顺与惠水之间，侦察连连吃闭门羹，地方已经把她传成“女孟获”。
最终破局靠的是意外。1952年7月，罗绍凡在工地被群众认出；追捕人员循线摸到革老铺新嫁娘，程莲珍束手被擒。省军区会议连开几次，一派主张枪决，一派提出“用活人抓活口”。案卷很快送往重庆，再由西南军区转呈北京。1953年3月下旬，李达参谋长在中南海汇报西南工作时顺带提起此案，毛主席拿起烟斗，淡淡一句：“不能杀，好好改造。”随后又笑说：“诸葛亮能七擒七纵，我们总不能一擒就毙吧。”
六月初，惠水县万人大会，法院院长当众宣读释放令。听到自己“重获自由”五个字时，程莲珍几乎站不稳，过了好半晌才反应过来：毛主席救了她第二次命。接下来的三十余天，她奔走山乡，以亲身经历动员旧部投诚，23名残匪相继缴枪，30多支步枪交到公署手里。政府随即给她分田配屋，女儿也能进学堂。1957年县里把她调回惠水城关；1960年，她被推选为县政协第一届委员，此后连任五届常委。
1976年秋天，花甲之年的她再度成为当地焦点。消息广播里传出“毛主席逝世”那一刻，她腿软得扶门而坐，哭得比自己丈夫离世还悲恸。乡邻都说“老太太哭了整整一年”，其实不算夸张——除去必要应酬，她几乎不见人，唯一坚持的是在屋角供奉遗像早晚一炷香。
时间回到贵阳会客室。邵华轻轻拍拍她手背：“老人家，我们是特地来看您的。”程莲珍点点头，哽咽着拿出布包：那是一份发黄的主席像章，“一直带在身边，不敢丢。”毛新宇接过，郑重鞠躬。旁人只当这是寻常礼节，却无人知道，这句话和这次相见，为程莲珍的传奇又添了最后一笔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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