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冬天,赣东北的磨盘山像一座沉默的坟墓,横亘在弋阳、贵溪、万年三县的交界处。

这里曾是方志敏烈士创建的赣东北苏区核心地带,自从三年前红十军团失利、方志敏被俘牺牲后,这片曾经赤红的土地就被白色的恐怖彻底淹没。

国民党的碉堡修到了山脚下,“清剿”队像梳子一样把山林梳了一遍又一遍。

但在深山老林最险要的岩洞里,还盘踞着最后一只“孤虎”。

他叫杨文翰,曾经红十军的一名连长,如今赣东北游击大队的队长。

01

杨文翰是个典型的“草莽英雄”。

他是弋阳本地的贫苦农民出身,大字识不了几个,但枪法如神,性格刚烈如火。

在红军主力被打散、无数人变节投敌的至暗时刻,他硬是凭着一股子“死也不降”的蛮劲,带着几十号残兵败将钻进了磨盘山的原始森林。

对于国民党来说,杨文翰是个挥之不去的噩梦。

这几年,他们用尽了手段:放火烧山、断盐断粮、甚至抓来杨文翰的亲属在山下喊话。

但杨文翰就像是长在石头缝里的野草,怎么除都除不尽。

然而,长期的与世隔绝和残酷杀戮,正在悄悄改变这支队伍的性质,也在扭曲着杨文翰的心智。

那是极其绝望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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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早在突围时就被炸坏了,杨文翰与上级党组织彻底断了联系。

他不知道中央去了哪里,也不知道红军主力在干什么。

他只知道,四周都是敌人,每一双眼睛似乎都藏着杀机。

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国民党的“阴招”。

为了诱捕游击队,国民党特务曾多次伪装成“上级党代表”或“交通员”,带着假的联络暗号上山,企图把游击队骗下山去“开会”,然后一网打尽。

杨文翰曾亲眼目睹过兄弟部队因此全军覆没,那惨烈的景象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从此,杨文翰患上了一种严重的“游击队综合症”,他不再相信任何人。

在他的逻辑里,只有手里的驳壳枪是不会撒谎的。

凡是面生的人,凡是嘴里说着“招安”、“下山”的人,不管自称是谁,先扣下来,大概率就是叛徒或者特务。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

在这座孤岛上,他就是唯一的王,也是唯一的法。

他死守着那面已经褪色的红旗,以为自己是在为革命留火种。

殊不知,山外那个他誓死捍卫的世界,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02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划破了北平的夜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国共两党达成了第二次合作。

根据协议,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将走出深山,摘下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新四军。

这在当时,是一场剧烈的地震。

昨天还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今天就要在一个战壕里吃饭;昨天还要把红军赶尽杀绝的国民党军官,今天却要和红军指挥员互称“友军”。

这种转变,即便对于受过政治教育的干部来说都很难适应,更何况是与世隔绝了三年的杨文翰?

但在磨盘山的深处,时间仿佛停滞了。

杨文翰并不知道“卢沟桥事变”,也不知道“统一战线”。

他只看到,山下的国民党军队突然停止了进攻,并且开始在路口张贴告示,用大喇叭喊话:“杨队长,国共合作了!你们是抗日部队了,快下山改编吧,政府给你们发军饷!”

在杨文翰听来,这简直是拙劣到可笑的谎言。

“合作?国民党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狼!”杨文翰对部下冷笑道,“这肯定是蒋介石那个光头想出的新花招,想把老子骗下山去杀头,谁信谁就是傻子!”

他下令加强戒备,凡是敢靠近营地的“说客”,一律格杀勿论。

然而,山下的新四军军部却心急如焚。

项英、陈毅等领导人深知,赣东北这支游击队是方志敏留下的宝贵血脉,绝不能让他们在误会中自生自灭,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抗拒改编而被国民党名正言顺地消灭。

必须派人上去,把中央的声音传进去。

1937年底,新四军军部精心挑选了几名交通员,携带《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改编命令,冒着风雪进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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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有一位名叫李大妹的女游击队员。

她是当地人,也是杨文翰的老战友,在这一带颇有威望。

军部认为,有熟人带路,杨文翰总该相信了吧?

03

李大妹一行人历经艰辛,终于在密林深处找到了游击队的哨兵。

当李大妹见到杨文翰时,她是激动的。

她以为自己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红军不用再像野兽一样躲在山洞里了,可以堂堂正正地去打日本人了。

“老杨!中央有命令了!”李大妹一边喘气,一边从怀里掏出文件,“国共合作抗日,咱们要改编成新四军,去前线杀鬼子!”

杨文翰坐在虎皮交椅上,手里把玩着那把乌黑的驳壳枪,眼神阴鸷地盯着这位昔日的战友。

他没有伸手去接文件,只是冷冷地问了一句:“你说咱们要听谁的指挥?”

“听党中央的,但在行政上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辖……”李大妹老老实实地解释政策。

“放屁!”

杨文翰突然暴起,一脚踢翻了面前的火盆。火星四溅中,他的面孔显得狰狞可怖。

“李大妹,你当年也是条汉子,怎么现在骨头软了?”杨文翰指着她的鼻子骂道,“国民党杀了我们多少人?

方主席就是死在他们手里!现在你让我穿他们的皮,戴他们的帽,听他们的令?你不是叛徒是什么?!”

“老杨,你听我解释,这是为了救国……”

“闭嘴!只有投降的狗才帮国民党说话!”杨文翰根本听不进任何解释。

在他的逻辑里,凡是劝他“联蒋”的,就是背叛革命。

他挥了挥手,几个如狼似虎的卫兵冲上来,将李大妹等人五花大绑。

李大妹直到临死前还在高喊:“杨文翰,你糊涂啊!你这是在犯罪!”

枪声响了,几具温热的尸体倒在了磨盘山的雪地里。

杨文翰吹了吹枪口的青烟,对被吓坏了的战士们说:“都看清楚了,这就是当叛徒的下场。

不管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来劝降,也是这个下场!”

他以为自己刚刚铲除了一批“国民党奸细”,捍卫了红军的纯洁性。

却不知道,这几声枪响,不仅斩断了通往光明的救命稻草,更将自己和这支队伍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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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出,新四军军部震惊,皖浙赣省委更是痛心疾首。

但他们依然不愿放弃这支队伍。他们认为杨文翰只是因为信息闭塞产生的误解,只要派一个“分量够重”的人去,一定能说服他。

于是,一个决定命运的人选被推了出来,关英。

04

关英是谁?

在当时的赣东北,这个名字响当当。

他是中共皖浙赣省委书记,是这一地区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

更重要的是,在杨文翰还在当连长的时候,关英就是他的老上级,对他有过提携之恩。

为了挽救杨文翰,为了不让李大妹的悲剧重演,关英决定亲自出马。

1938年4月,春寒料峭。

关英带着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亲笔信,以及省委盖着鲜红印章的正式红头文件,带上警卫员和交通员共四人,踏上了那条通往磨盘山的险途。

一路上,随行人员都很紧张,担心杨文翰那个“疯子”会乱来。

但关英却显得颇有信心。

“文翰这人我了解,脾气是臭了点,但对党是忠心的。”关英安慰大家,“以前派去的人级别不够,也没有红头文件,他怀疑是特务也情有可原。

这次我亲自去,我是他的老首长,手里又有中央的铁证,难道他还能不认账?”

历经几天的跋涉,他们终于摸进了杨文翰的营地。

听说老首长来了,杨文翰确实亲自出来迎接了。

虽然由于常年的警惕,他的手依然按在枪套上,但看到风尘仆仆的关英时,他的眼神里确是流露出一丝久违的敬重。

“老书记,你怎么来了?”杨文翰的声音有些沙哑。

窑洞里的空气热切而感人。

关英看着满身硝烟味的老部下,心里一酸。

他颤抖着手,从贴身衣袋里掏出了那份被汗水浸透的绝密红头文件,还有项英副军长的亲笔信。

“文翰,看,这是中央的命令!项英副军长亲自签发的。”

关英急切地把文件递过去,“我们不用再像野人一样躲在山沟里了。

国共合作了,我们可以下山,换上正规军的军装,领枪领炮,堂堂正正地去打鬼子!”

关英以为,这是他送给老部下的一把“尚方宝剑”,能瞬间斩断所有的苦难和猜疑。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与世隔绝了三年、看惯了叛变与杀戮的杨文翰眼中,这几张纸是让他送命的文件,杨文翰接过信,借着昏暗的油灯,目光像刀子一样扫过纸面。

当他看到文件上赫然写着的几个字时,他的瞳孔瞬间收缩成了针芒状。

并没有预想中的欢呼,也没有相拥而泣。

杨文翰的脸皮剧烈地抽搐了一下,随后,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浮现在他满是胡茬的嘴角。

他缓缓抬起头,眼神里不再是看老首长的敬重,而是一种看死人的冰冷与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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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嚓”一声。

那是驳壳枪机头被大拇指压开的声音,在死寂的窑洞里显得格外刺耳。

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之前,杨文翰把那份代表着党中央最高指示的文件,狠狠摔在了关英的脸上。

他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违背所有常理、让在场所有人都惊讶的话。

正是这句话,直接宣判了省委书记的死刑,也让这桩党史悬案留下了最令人窒息的遗憾。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