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25日，吉林蛟河军用机场。
一架银白色的歼-6战斗机滑出机库，在跑道尽头加力起飞。
驾驶这架战机的，是该部航空兵某团一大队飞行员王宝玉。
在当时的飞行团里，王宝玉是一个让人挑不出毛病的角色。
他虽性格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但飞行技术在全团是数得着的“尖子”。
当天的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飞行，这不仅考验飞机的性能，更考验飞行员的心理素质和操控精度。
01
飞机呼啸着钻入云层，一切看起来都与往常的训练毫无二致。
地面塔台指挥员紧盯着雷达屏幕上的光点，时不时通过无线电下达指令，王宝玉的回答简短而清晰：“明白”、“收到”。
然而，就在飞机升空后不久，雷达屏幕上的那个光点，突然做出了一个极其诡异的动作。
它并没有按照预定航线进行盘旋，而是机头猛地向下一压，以一种近乎自杀的姿态，从数千米的高空急速俯冲。
“20538，注意高度！拉起来！”塔台指挥员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急促地呼叫道。
无线电那头是一片令人窒息的死寂。
没有任何回答，只有电流的沙沙声。
几秒钟后，那个光点从雷达屏幕上彻底消失了。
指挥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
第一反应是出事了，歼-6作为一种二代机，操纵性虽然灵活，但也以难驾驭著称。
这样剧烈的俯冲，如果改出不及时，结局只能是撞山。
“立即呼叫搜救队！标定最后消失坐标！”团长面色铁青地下达了命令。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边防雷达站汇总来的碎片化数据，却逐渐拼凑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背脊发凉的真相：
那架飞机并没有坠毁。
在脱离塔台雷达监控的盲区后，这架歼-6战机竟然在距地面仅仅几十米的高度上改平了。
它像一只贴着地皮飞行的幽灵，利用长白山脉复杂的峡谷地形作为掩护，完美地避开了中方雷达的层层扫描。
这种超低空突防技术，是战斗机飞行员的“鬼门关”。
在不到100米的高度，稍有气流扰动，或者手抖一下，飞机就会瞬间化为一团火球。
但王宝玉做到了。
他不仅做到了，而且飞得极稳、极快。
他显然对这条航线进行过精密的计算：哪里有山谷可以穿行，哪里是雷达的探测死角，哪里是边境线的薄弱环节。
这绝对不是机械故障，也不是操作失误。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叛逃。
此时的王宝玉，正坐在狭窄的座舱里，双手死死握住操纵杆，肾上腺素飙升。
他关闭了所有的对外通讯，眼睛里只有那个位于北方的终点。
他知道，只要飞过前面那道山脊，就是苏联的领空。
他赌上了自己的性命，利用自己最为自豪的飞行技术，在两个大国的边境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
在他看来，这道口子通向的不是苏联，而是大洋彼岸那个充满了“黄金与自由”的天堂。
02
1962年出生于山东青岛的王宝玉，入伍后可谓顺风顺水。
他天资聪颖，也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分子型”飞行员。在
战友们的印象中，王宝玉不爱抽烟，不爱喝酒，甚至很少参与飞行员们那种粗犷的侃大山。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躲在宿舍里看书，或者戴着耳机听收音机。
在那个年代，爱学习本来是件好事。
作为部队重点培养的飞行尖子，他本来拥有大好的前程。
然而，在王宝玉那张总是沉默寡言的面孔下，却涌动着一股极度危险的暗流。
这股暗流的源头，首先来自于他对个人际遇的极端不满。
王宝玉心气极高，自认为技术超群，理应得到最快的晋升和最优厚的待遇。
但在现实中，由于性格孤僻、人际关系紧张，他在提干和评级上并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坐火箭”。
看着那些技术不如自己、但人缘好的战友一个个升迁，他心中的天平开始剧烈失衡，认为组织在故意刁难他，认为这个体制“埋没”了他这个天才。
更让他积怨已久的是家庭问题。
他的妻子在青岛工作，两人长期两地分居。
在那时的体制下，随军家属的安置和调动有着严格的程序和困难，王宝玉多次申请将妻子调来驻地或自己调回青岛，均未能如愿。
这些生活中的不如意，如果放在普通人身上，顶多是发发牢骚。
但对于掌握着战斗机这种大杀器的王宝玉来说，怨恨一旦发酵，就会变成毁灭性的冲动。
真正将他推向深渊的，是他深夜里偷偷收听的那些“来自大洋彼岸的声音”。
80年代末，正值西方思潮大量涌入的时期。
每当夜深人静，王宝玉就会躲在被窝里，将收音机的频率调到那些被严厉禁止的波段：“美国之音”或是台湾的广播。
在那充满蛊惑力的电波中，王宝玉听到了一个让他眩晕的“新世界”。
他听说了吴荣根、听说了孙天勤，那些在80年代初驾机叛逃的前辈们，在广播的描述中，他们到了对岸不仅被奉为座上宾，还获得了数千两黄金的巨额奖赏，过着锦衣玉食、香车美女的生活。
“他们能行，凭什么我不行？”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在王宝玉的心里疯长。
他开始疯狂地用那些过时的案例来衡量自己的身价：“我是主力团的尖子，我开的是歼-6，虽然不是最先进的，但也很有情报价值。
只要我飞出去，美国人一定会像迎接英雄一样迎接我。”
但他犯了一个最致命的错误。
他所崇拜的那些“成功案例”，都发生在冷战对抗最激烈的时期。
而此时已经是1990年，柏林墙已经倒塌，苏联摇摇欲坠，中苏关系在戈尔巴乔夫访华后已经实现了正常化，中美关系也正处于微妙的调整期。
那个“只要叛逃就是英雄”的时代，其实早就落幕了。
世界大势变了，大国之间的游戏规则也变了。
可惜，被贪欲和虚幻的广播蒙蔽了双眼的王宝玉，对此一无所知。
为了这一天，他准备了整整一年。
他利用职务之便，借阅了大量苏联远东地区的机场资料，偷偷抄录了航图数据；
他平时省吃俭用，积攒路费，甚至把妻子送给他的新手表留在了宿舍，作为某种仪式感的诀别。
8月25日的那次起飞前，他坐在座舱里，最后一次看了一眼熟悉的机库和跑道。
他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心里默念着广播里那些美好的承诺。
03
经过四十多分钟惊心动魄的超低空飞行，王宝玉那架歼-6战机的油量警报灯早已开始闪烁。
但他的脸上并没有恐惧，反而挂着一种胜利者的狂热微笑。
在他的视野前方，苏联远东著名的克涅维奇军用机场跑道已经清晰可见。
中午12时45分左右，王宝玉熟练地放下起落架，以一个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姿态，平稳地降落在苏联的跑道上。
轮胎摩擦地面冒出的青烟，仿佛是他向这个庞大的红色帝国打出的第一声招呼。
飞机滑行到停机坪一侧，引擎熄火。
螺旋桨慢慢停止了转动，世界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王宝玉深吸了一口气，甚至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飞行服和领扣。
在他那被广播“洗脑”的剧本里，接下来的一幕应该是这样的：大批苏军将领众星捧月般地围上来，或许还有早就等候多时的美国中情局官员，镁光灯闪烁，香槟开启，他将以一种英雄的姿态走出座舱，发表他的“自由宣言”。
“咔哒”一声，座舱盖缓缓打开。
然而，迎接他的，是一阵尴尬的沉默。
跑道周围确实围上来了一群人，但不是举着鲜花的人群，而是荷枪实弹、满脸警惕的苏军士兵，以及几辆如临大敌的装甲车。
那些苏军地勤人员看着这架涂着“八一”军徽的陌生战机，眼神里写满了困惑和震惊，这架中国飞机是从哪冒出来的？雷达怎么没反应？
王宝玉并没有被这阵势吓倒。他从座舱里站起身，高高举起双手，并没有表现出投降的卑微，反而带着一种莫名的傲慢。
“我要见美国大使！我是来政治避难的！”他用并不熟练的俄语单词夹杂着英语，向着下面的苏军喊道。
苏军士兵们面面相觑，一名军官走上前来，冷冷地挥了挥手，几名士兵一拥而上，粗暴地将这位“贵客”从飞机上拽了下来，迅速搜身，下了他的配枪，然后像押送战俘一样，将他塞进了一辆军用吉普车。
没有鲜花，没有握手，甚至连一杯热咖啡都没有。
王宝玉被带到了机场旁边的一间审讯室里。
这里光线昏暗，墙壁斑驳，只有一张冷冰冰的铁桌子。
“我是中国空军飞行员，我带来了重要情报！我要去美国！”面对坐在对面的克格勃官员，王宝玉依然在大声强调自己的“价值”。
他甚至拍着桌子，要求苏方立刻联系美国方面，或者把他送到第三方中立国。
然而，他对面的克格勃官员只是面无表情地记录着，偶尔抬头看他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不识时务的小丑。
王宝玉此时还不知道，他那套“冷战思维”已经彻底过时了。
如果是十年前，甚至五年前，苏联人或许会对他视若珍宝，拿他大做文章来恶心中国。
但现在是1990年8月，苏联自己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柏林墙倒了，东欧变天了，戈尔巴乔夫正忙着搞“新思维”，急于修补与中国的关系以稳定远东局势。
就在一年前，戈尔巴乔夫刚刚完成了那次历史性的访华，中苏关系结束了三十年的对峙，正在进入“蜜月期”。
在这个节骨眼上，王宝玉的到来，对莫斯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天降大礼”，而是一个散发着恶臭的“死老鼠”，是一个巨大的外交麻烦。
“让他安静点。”审讯官合上笔记本，对门口的卫兵说道，然后起身离开了房间，连一句多余的解释都懒得给。
王宝玉被单独关押了起来。
虽然苏方没有对他进行刑讯逼供，但也绝对谈不上礼遇。每天只有简单的黑面包和汤，没人来听他的演讲，也没人来跟他谈条件。
这种冷遇让王宝玉感到一阵阵的失落和焦躁，但他依然没有死心。他躺在狭窄的行军床上，盯着天花板，在心里自我安慰：
“他们这是在考验我，毕竟我是从中国来的，他们要核实身份。”
“或者……他们是在跟美国人讨价还价？我的身价肯定很高，谈判需要时间。”
这个自负的飞行员，依然活在自己编织的那个价值连城的梦里。
04
就在王宝玉蹲在海参崴的禁闭室里，还在为美国签证的“行政流程”感到焦躁不安时，他并不知道，决定他命运的判决书，早就在几千公里外的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签署了。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却比硝烟更加残酷的外交博弈。
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中国外交部和空军高层。
一架载弹战机叛逃，这在任何国家都是特级严重的政治事件。
中国方面的反应极为迅速，立即启动了紧急外交程序，向苏联方面提出了严正交涉，并试探性地提出了引渡要求。
如果在冷战时期，这种要求通常会被苏联人当成废纸扔进垃圾桶，甚至会大张旗鼓地把叛逃者当成反华宣传的工具。
但这一次，中国外交官们惊喜地发现，苏联人的态度竟然出奇的配合，甚至带着一种急于甩锅的迫切。
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们正对着地图发愁。
此时的苏联帝国大厦将倾，波罗的海三国闹独立，国内经济崩溃，戈尔巴乔夫在这个节骨眼上最不需要的就是外部麻烦。
为了一个没有任何战略价值的中国中尉，去得罪刚刚恢复友好的邻居中国？这笔账，傻子都会算。
苏联外交部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给出了定调：“人不留，机不留，全部遣返。”
然而，虽然大原则定了，但具体怎么操作，却让苏联克格勃的特工们犯了难。
这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棘手的技术活。
王宝玉不是普通的偷渡客，他是一名受过严格训练的战斗机飞行员，心理素质极强，且具有极高的危险性。
克格勃远东局的负责人看着王宝玉的档案，眉头紧锁。
他们分析了三种方案：
第一种，强制押送，直接派几个壮汉把他捆起来扔上飞机。
但这样做风险极大，如果王宝玉在途中激烈反抗、自残甚至自杀，苏联方面没法向中国交代；而且在机场这种公开场合五花大绑，万一被西方记者拍到，苏联所谓的“人权”面具就挂不住了。
第二种，公开审判后驱逐。
这太慢了，夜长梦多，容易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一旦美国插手，事情就黄了。
第三种，也是最阴损、最高效的一种。
“这个中国人想要什么？”一名克格勃高级官员在分析会上问道。
“他想去美国，想疯了。”负责审讯的特工回答，“他极其自负，认为自己是奇货可居的英雄。”
“那就给他美国。”官员的嘴角露出一丝冷酷的笑意，“既然他活在梦里，我们就帮他把这个梦做得再圆一点”
这正是克格勃最擅长的心理战，他们决定利用王宝玉的贪婪和盲目自信，为他量身定做一套“剧本”。
在这个剧本里，没有遣返，没有审判，只有他梦寐以求的“自由通道”。所有的苏方人员都将变成演员，所有的流程都将变成道具。
8月28日，也就是王宝玉叛逃后的第三天，一份绝密的行动指令从莫斯科传达到了海参崴的克涅维奇基地。
指令的内容只有寥寥数语，但每一个字都透着刺骨的寒意：
“确保对象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配合完成移交，手段不限。”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接到通知，立即派遣一架图-154专机飞往预定交接地点。
为了配合苏方的这场“大戏”，中方接收人员也被要求全部换上便装，甚至连那架专机的舷窗都要做特殊处理。
05
8月29日清晨，海参崴的雾气还没有散去，禁闭室那扇沉重的铁门被人从外面打开了。
王宝玉像往常一样从行军床上弹了起来，本能地做好了再次面对冷脸审讯的准备。
然而，这一次走进来的，不再是那几个冷冰冰的低级特工，而是一名肩膀上挂着两颗大星的苏军上校。
上校的脸上挂着一种极其职业、甚至称得上热情的微笑。他一进门，就用蹩脚的汉语说了一句：“王先生，祝贺你。”
这三个字，像是一道电流，瞬间击穿了王宝玉紧绷了几天的神经。
“祝贺我？是……美国方面有消息了吗？”王宝玉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
上校点了点头，示意身后的勤务兵端进来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早餐，不再是黑面包和冷汤，而是一份煎牛排、热咖啡，甚至还有一小杯伏特加。
“刚刚接到的莫斯科急电，”上校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经过我们多方斡旋，华盛顿方面已经原则上同意了你的政治避难请求。
他们对你驾驶的米格-19改进型非常感兴趣。”
王宝玉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巨大的幸福感瞬间冲昏了头脑。“那我现在就能见美国大使吗？什么时候走？”王宝玉迫不及待地追问。
“别急，我的朋友。”上校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变得神秘起来，“你知道，这里是苏联远东最重要的空军基地，到处都是军事机密。
美国飞机是不允许直接在这里降落接人的。经过协商，我们需要把你转移到一个中立的空域，或者一个中转机场，在那里把你移交给美国空军。”
“中转机场？去哪？日本吗？”王宝玉眼里闪烁着光芒。
“这属于高度机密，连我都无权过问。”上校耸了耸肩，“不过，专机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可以起飞。”
这一刻，王宝玉的智商已经完全被“去美国”的狂喜所淹没。
他丝毫没有怀疑这个漏洞百出的借口，如果美国真想要他，派个领事馆车辆来接不就行了？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的空中交接？
但他没有深想，他大口吞咽着牛排，感觉这是他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一顿饭。
吃完饭，上校带着他走出了禁闭室。一辆黑色轿车早已停在门口，直接将他们拉到了机场跑道。
不远处，一架涂装着苏联民航标志的图-154客机正处于待命状态，引擎已经启动，发出低沉的轰鸣声。
就在王宝玉准备登上舷梯的那一刻，上校突然伸手拦住了他。
“王先生，请留步。”上校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一些，变得严肃起来，“根据美方安全部门的特别要求，为了防止你在转运过程中看到不该看的军事设施，也为了保护你的身份不被苏联内部的反对派发现，你需要配合做一点小小的防护措施。”
说完，旁边的助手递过来一个特制的黑色眼罩，那不仅仅是一块布，更像是一个厚重的滑雪镜，戴上后能完全封锁视线。
这本该是王宝玉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作为一个战斗机飞行员，他本能地知道，在空中失去视觉意味着失去方向感和判断力，更何况是把命交到别人手里。
他犹豫了一下，手停在半空中。
“怎么？你不信任我们？”上校挑了挑眉毛，语气中带着一丝不耐烦，“还是说，你不信任美国人的安排？如果你拒绝，我们只能取消这次飞行，让你继续回禁闭室等消息了。”
这句话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不不！我配合！我完全配合！”
在这个决定生死的瞬间，王宝玉的贪婪战胜了理智。他生怕因为自己的多疑而错失了通往天堂的航班。
他竟然主动伸出手，接过了那个眼罩，甚至还带着一丝讨好地对上校说了一句：“谢谢你们的周到安排。”
他自己亲手戴上了那个眼罩，眼前瞬间一片漆黑。
在两名苏联特工的搀扶下，王宝玉像个盲人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地登上了飞机。他被安排在一个舒适的座位上，安全带扣紧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几分钟后，飞机开始滑行、加速、拉起。强烈的推背感传来，王宝玉靠在椅背上，嘴角挂着无法抑制的笑容。他在黑暗中感受着机身的倾斜，心里默念着：“再见了，中国。”
让他无法察觉的是，这架图-154在升空后，并没有向东飞往日本，也没有向北飞往莫斯科，而是在空中画了一个巨大的弧线，调转机头，笔直地向着西南方向，那个他刚刚拼死逃离的国度飞去。
苏联人为了确保这个“货物”在途中不闹事，还为他准备了一个更加致命的“心理陷阱”。
在飞行途中，经验丰富的王宝玉凭借身体感官察觉到航向不对劲并提出质疑时，身边的苏联特工用一句绝妙的谎言，让他彻底打消疑虑、安心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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