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2日，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的灯泡正摇晃着微弱光圈，董健吾被推进审讯室，守在桌前的两名干警原本打算连夜突审，却在开场不到五分钟就听到了那句出乎意料的低语：“我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一句话，如同闷雷，瞬间击碎了空气中的沉闷。
董健吾被带走，源于中央刚刚启动的“潘汉年案”外围清查。潘汉年在中央会议上交代了与汪精卫短暂会面的旧账，使得有关人员全部被拉进侦查视野。董健吾当年与潘汉年保持单线联系，身份来历又在抗战后期突然中断，自然首当其冲被列为重点对象。
干警们最初掌握的材料并不乐观：1938年至1945年上海的日伪档案里，确实出现过“董健吾”这个名字，且和几桩可疑经费往来有关。另外信息稀少，与组织失联长达十余年。种种迹象，足够让初办人员给他贴上“危险潜伏者”的标签。
夜深。年纪略长的审讯员靠近一点，用近乎耳语的声调提出要求：讲具体经过。董健吾沉默片刻，缓缓回到1930年的长沙。那一年10月，杨开慧被捕，毛岸英兄弟三人连带卷入。杨开慧牺牲后，孩子们在亲友与地下交通员轮番掩护下，于1931年辗转来到上海法租界的大同幼稚园，而幼稚园的负责人正是他。
大同幼稚园对外打出西式教育招牌，实际上由时任中央特科的陈赓批示成立，任务之一便是掩护红色后代与重要关系人。董健吾一边借医学背景行医，一边维持幼稚园的运转。园里十来个孩子，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两个姓毛的小伙子。为了安全，外界只知“阿英、阿青”两个绰号。
1932年4月，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党陷入腥风血雨。大同幼稚园被迫关闭。董健吾没有时间等组织指示，只能把毛岸英、毛岸青带回自家那间不足二十平米的石库门阁楼。妻子原先尚能体谅，随着经费断绝、物价飞涨，日子捉襟见肘，埋怨与争吵不断升级。
局势最为艰难的一年是1933年。为了维持四口之家的温饱，董健吾白天坐诊、晚上译稿，仍难以填补缺口。最终，兄弟俩忍受不了冷眼，选择离家出走。那段上海滩流浪岁月，对外界来说几乎空白，只留下几份在孤儿院和巡捕房的零散记录。毛岸青的头部创伤，就发生在这期间的一次街头冲突中。
1936年春，东三省局势突转，张学良秘密赴沪。董健吾利用旧交见到张学良，提出让兄弟俩去苏联读书。一周后，东北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军车在凌晨五点把孩子们接走，经天津登船。接送名单保存于远东学院档案室，成为后来核对身份的重要旁证。
同年元旦后不久，宋庆龄收到美国记者斯诺的请求，希望进入陕北采访红军。宋庆龄考虑到安全，点名派董健吾护送。为了那次行程，他乔装成旧书商，带斯诺穿过封锁线，最终在瓦窑堡见到毛泽东。斯诺在《西行漫记》里写下两句话：“他总是笑眯着眼，却比任何保镖更可靠。”
1949年解放时，董健吾没有主动亮明身份。他深知党政新机构百废待兴，不愿凭个人经历增加审批负担，索性回到老本行，在静安寺路开了家小诊所。行医、教书、照料残疾战士，这样过了六年。直到潘汉年案牵连，他才第一次被正式记录在公安系统的案头卷宗中。
董健吾自述被上报后，材料很快呈至中南海。毛泽东翻阅两遍，停在“抚养”两字良久。据当时在场的警卫回忆，毛主席放下卷宗，说了八个字：“老同志，大功一桩。”随后，罗瑞卿接到电话，立即下令释放。
1961年2月，陈赓在上海治疗腰疾。刚能下床，就拄拐来到董家寒暄。陈赓握住他的手笑道：“中央决定聘你做市政府参事，老兄，脱不开身了。”语言不多，却把二十多年的默契全数带回。
进入特殊年代后，董健吾再度受挫。旧案翻炒、来历质疑、体检停药，多重压力击垮健康。1970年12月29日夜，他在瑞金医院病房安静离世，病历上只写“心源性猝死”。三天后，几名老地下党员自发抬棺送行，雨夹雪落在淮海中路的梧桐枝头，没有哀乐。
1978年，李维汉向中央递交正式报告，附带当年上海地下党通讯录原件。文件落款那一刻，董健吾的名字终于从“问题人员”摘帽，改为“对党忠诚、贡献显著”。公安部随后发函，要求各地档案室纠正信息，将其列为烈士亲属重点保护对象。
董健吾的石库门老宅如今门楣斑驳，墙角仍可见浅浅刻痕——据说是毛岸英童年时用小刀刻下的“英”字残笔。匆匆数十年，很多人记得潘汉年的波折，记得《西行漫记》中的精彩章节，却很少有人再念起那个在昏暗灯下发出低语的老人。历史留下的，是清晰的时间线与冰冷的档案，也是一段带着体温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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