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的一个午后，北平城里蝉声不绝，天安门城楼顶上却意外地安静。工作人员正为即将到来的开国庆典测量广场尺度，一根皮尺在地面缓缓拉开，记录数据的助理忽然抬头嘀咕：“这里要不要留块地？”
谁也没想到，这句随口一提，成了后来决定人民英雄纪念碑选址的导火索。广场中央究竟该不该立碑，迅速在筹备组里发酵。意见五花八门：东单人多，八宝山庄严，中轴线更体面，每种说法都能自圆其说。
9月上旬，周恩来连续三天登上城楼俯瞰。第三天下来，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放：“正南北轴线上最合适，视线通透，留足广场余地。”一句话定了基调，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精确落点。
临近政协开幕，任务堆积如山，周恩来依旧惦记这事。9月30日清晨，他在西郊见完外宾后直奔建设局。当着副局长赵鹏飞，他只问了一句：“位置定下了吗？”短短七个字，压得在场几个人心里咯噔一下。
赵鹏飞早有准备，把手里图纸铺在长桌上——纪念碑中心点被红色铅笔圈住，恰在天安门与正阳门等距处。周恩来点了点头，随即让秘书去通知大会秘书处：下午顺便举行奠基典礼。
当天傍晚，广场灯光未启，天空仍带微光。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乘车抵达。三千余名各界代表已列队完毕，林伯渠宣告：“奠基典礼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起，气氛瞬间凝固。
毛主席率先执锨，铲下第一方土，泥沙滑落的声音竟格外清晰。这是一生中他唯一一次为建筑奠基。紧随其后，周恩来弯腰拈土，动作干脆利落。朱德、刘伯承等依次上前，铁锨碰撞发出当啷脆响。
值得一提的是，奠基石最初靠北，比如今成碑位置前移数米。设计组后来发现空间偏紧，提议整体向南平移。梁思成在床榻上批注图纸：“广场尺度要留呼吸，平台宜宽，碑体宜挺。”这份手稿如今仍存北京档案馆。
纪念碑形式同样经历拉锯。雕塑家主张群雕，一眼能看懂；建筑师倾向方碑，稳重耐看。林徽因直截了当：“群雕未必表达得过十个大字。”她指的是毛主席手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一句话，把争论拉回起点。
最终采用传统碑体：须弥座、汉白玉栏杆、花岗岩碑心石。高度37.94米，既不压天安门，也不被正阳门抢风头。碑身三分之一处略作收分，借鉴西方古典柱式的黄金比例，却保留中式线脚，外来工艺与本土语汇在此握手。
题字与碑文成为另一番考究。毛主席两次落笔，字距宽紧有别，设计组一度想“拼字取优”，书法家严词反对。终以第二幅全幅上碑，避免断章取义影响气势。周恩来书写碑文更为谨慎，四十多次练笔后才选定一张。有人问他为何如此较真，他只笑答：“碑在，字便在百年后。”
雕刻过程并不轻松。1205工厂技术员先把字放大到两米多高，墨线边缘毛刺明显，刘开渠亲自拿刀描线，不准有半分走样。字刻成后再经镀金工序，阳光照射下，金线闪烁却不刺眼，恰到好处。
运输碑心石可谓惊险。1953年10月13日，专列到前门西站，石块长7.4米，重达百吨。钢管铺路，辘轳滚动，队伍一步一步推至广场。朱德在现场指挥，他跟身旁警卫员低声说：“别急，安全最要紧。”十小时后，巨石安放妥当，人群才爆发掌声。
1954年，周恩来登楼检视，发现碑心石面对南方游客反而看不见题词，立即决定把朝向旋转一百八十度。自此，纪念碑成了北京城中唯一一座“坐南朝北”的大型建筑。
六年施工，技术变更无数次，总计修正图纸二百余份。1958年4月22日验收，全部合格。5月1日清晨，薄雾尚存，红绸滑落，纪念碑在十余万群众注目下正式亮相。碑身之上，十个鎏金大字熠熠生辉；基座四面浮雕，记录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血火征程。
此后几十年，广场举行大型活动，人们总会在碑前停留片刻，献花鞠躬。石碑沉默，却以无声的方式提醒：这座城市的心脏里，永远装着那些为民族牺牲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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