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下午，新疆罗布泊上空腾起蘑菇云的那一刻，北京作战值班室里掌声雷动。电话另一端的周恩来只是简单说了句“继续”，便合上话筒，又去赶下一场会议。当时在场的叶剑英记得很清楚，周总理脸上没有片刻的轻松，像是马上又背上了更重的担子。

核爆成功让中国摆脱了被威胁的局面，可真正能长久保底的并不是一声响，而是完整的投送体系。导弹部队建设因此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周恩来把这件事称作“国家的脊梁骨”，而他自己却在那年年底查出癌症。

1974年6月1日，周总理在西花厅整理完文件，第一次踏进解放军总医院三○五病区。门口的干树枝晃呀晃，他回头看了看，那一瞬间身边的工作人员都默默低头。医护人员按他的习惯，把病房外一间小屋改成临时办公室，电话、电报机、文件柜一应俱全，仿佛随时要召开下一场国务会议。

叶剑英几乎把医院当成了自己新的指挥所。每天一通电话，隔三差五亲自来人。医生们回忆，叶帅出现的频率高得惊人，“像守着前线阵地似的”。他爱钓鱼，偶尔得手，就挑最大的草鱼让警卫送来，“让总理换换口味”。剩下的做汤，连值夜班的小护士都有份。

重病却不肯松手的周恩来，总要见到叶剑英心里才踏实。1975年10月的一天傍晚，走廊里灯光昏黄，叶剑英拄着拐杖，慢慢推开病房门。周总理背靠枕头，脸颊削瘦，两眼依旧炯然。见着老战友，他先开玩笑：“老叶，看你一脸愁云，我可还没交差走人呢。”

叶剑英鼻子一酸，却还是笑着应声：“我看您气色挺好，别乱想。”

周总理摆摆手，示意他坐近些，声音压得很低：“我看自己也差不多了。丑话说在前头，战略导弹部队，你得盯住。没有它，我走得不放心。”

短短一句话，把屋里的空气都压沉了。叶剑英愣了几秒，眼圈瞬间发红。他握住周总理的手，哽咽着答：“我答应你，一定办好！”

这不是一句客套。叶剑英想起二十多年前，自己还是第四军参谋长时，冒死联络李世安，拜托周恩来介绍入党。那年是1927年，白色恐怖铺天盖地，周恩来却痛快写下“可吸收”三个大字。正因为这份信任，才有后来南昌起义的并肩作战，有解放战争的并肩指挥，也有朝鲜战场并肩运筹的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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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作战部，那晚叶剑英连夜召集第二炮兵党委。会上，他只说了一句话：“总理在病房的嘱托，必须兑现，谁也不能让他失望。”会场鸦雀无声，随即齐声回应：“保证完成任务。”

不久，二炮科研口提出“近程、中程、洲际梯次推进”的方案；总装则把固体燃料列为头号攻关；国防科委把卫星精度指标一口气拔高。没人敢懈怠，因为守在病房里的那张削瘦面孔，像极了全中国的目光。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警报响起：周恩来逝世。叶剑英正在西郊机场准备飞往华北某试验基地，接到电话后，他在舷梯上站了整整五分钟，什么也没说，转身回程。1月10日，他来到八宝山告别大厅，抬头看见总理遗体，泪水止不住滑落。旁人只听见他低声一句：“我们会守好那把剑。”

时间没给人沉浸在悲痛里的机会。1976年10月，党中央作出关键决定，局势迅速稳定；1977年，国防工业复工复产提速；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部分导弹和火箭炮新装备首次露面；1980年5月18日，中国成功全程试验洲际导弹，射程上万公里，命中目标海域。消息上报时，叶剑英只是点头：“他若在，肯定要看看弹道曲线。”

值得一提的是，二炮官兵始终把周恩来视为“奠基者”。他们在酒泉发射场立了一块小碑，碑文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碑后松柏成行，冬天沙尘再大，也遮不住那一抹深绿。

核盾牌的建设离不开许多无名英雄，可在许多将校心中，真正按下启动键的，还是病榻上的那句叮嘱。有人私下议论：“总理走得早，没能看到今天的规模，真是遗憾。”另一位老兵却说：“他看到了。那年十月，他把心完全交给了叶帅，也交给了咱们，剩下的就是兑现承诺。”

岁月推移，今日的导弹方队已成为国庆阅兵的压轴阵容。长缨在手，家国无虞。人们谈起那段往事，总会提到1975年深秋的病房，那盏走廊里晃动的壁灯，那双相握的手，和一句沉甸甸的“我答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