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5日的重庆下着细雨，嘉陵江边雾气翻滚。刚刚获释的叶挺立在码头，军装松垮，脸上是五年软禁刻下的灰白。人群中，一个裹着青呢大衣的女子几乎是小跑着冲过来，一句“你可算回来了”哽在喉头。她叫李秀文，十八岁嫁给叶挺，如今已是九个孩子的母亲，却依旧被朋友们称作“校花”。
再往前推二十二年，1924年夏天，广州烈日炙烤珠江。时任营长的叶挺跟朋友李章达去看望老相识，院子里几株夹竹桃开得正盛。秀文端着茶水走出来，清瘦、明亮，“像一束光扎进眼睛里”，叶挺后来回忆。朋友打趣：“动心了？要介绍我可不客气。”叶挺嘴上敷衍，眼神却追着那道身影没移开过。
秀文家书香门第，父亲李仲华参加过辛亥革命，常与进步青年往来。她在省立女子师范读书，诗词、英文都不差，校园里外号“才貌双全”。第一次正式交谈，她问：“听说你在部队提倡新式操典？”叶挺点头，两人竟聊起《从军行》与兵制改革，一路说到天黑。
不久北伐将启，叶挺接到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的命令。启程前，他托人递话：愿意等我，就订婚。秀文拿着电报直愣愣站了半晌，最后只写了一行字：“一别一年，心意不变。”1916年生的她，这时不过18岁。
1926年2月，叶挺学成归国，军衔升至团长。3月4日，广州起义军营里张灯结彩，两人简单完婚——没盛装、没宴席，连婚纱都是借来的白旗袍。他对她说：“身边枪炮声不断，委屈你。”秀文笑：“革命路本就没几分安稳。”
婚后旋即是战火。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再到河源整训，叶挺在前线指挥，秀文跟着部队辗转，怀孕时也坐敞篷军车。到1930年，他再度赴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考察火炮，秀文自愿同行。柏林生活费用高，她在华侨子弟学校教拼音、做翻译，边照顾长子叶扬眉，边攒书本费。
1938年1月，抗战正酣，叶挺奉命出任新四军军长。秀文带着六个孩子搬到皖南驻地，卖掉首饰与嫁妆换来弹药。她常拎着篮子给伤员送饭，见人就劝一句：“别嫌难吃，多活一天就是赚。”同年末，最小的双胞胎出生，她抱着孩子，对叶挺挥手：“去吧，家里不用担心。”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叶挺被扣押。秀文想方设法带三个孩子赶到桂林探视，路上坐敞篷卡车、挤小火轮，耗时一个月。短暂团聚后，蒋介石又把叶挺转押恩施，孩子也被带走。秀文只得独自回广州照看剩下五个孩子。分离的日子，她每日给叶挺写信，怕被查禁，信里只谈孩子学业、家常琐事，却总在夹角处写一句“勿忘报国”。
1946年春，经过中共多方交涉，叶挺终于重获自由。秀文从广州连夜坐飞机到重庆，夫妻重逢那一刻，雨丝打湿两人肩头。叶挺说：“头发让你给吓白了吧。”秀文摆手：“白发又算什么，活着就好。”
两年后，1948年4月8日清晨，重庆机场浓雾弥散。叶挺和秀文带着次子叶阿九、女儿扬眉登上前往延安的专机。秀文笑着说：“这回一家子可真要团圆了。”叶挺握住她的手，轻声回应：“到延安，就给孩子们安个家。”起飞一小时后，飞机撞上陕西黑草坝山脉，机毁人亡，机上17人全部遇难。事故被记录为“延安空难”。
翌日黄昏，延安南关机场。毛泽东已等了整整一天，仍不见飞机影子。周恩来低声安慰：“可能被云层耽搁。”话音刚落，警卫员奔进候机厅，面色惨白，只断断续续挤出一句：“飞机……失事了。”短暂的寂静之后，主席抬手扶额，嗓音几乎听不见：“叶挺同志，再也回不来了……”
叶挺牺牲时52岁，秀文32岁。九个儿女中最大的扬眉17岁，最小的还在襁褓。随后中央批准以国葬规格安葬二人，并决定由组织抚养子女。1955年授军衔时，陈毅提到叶挺，沉声一句：“此人若在，元帅里必有他。”
值得一提的是，秀文去世多年后，她捐出的嫁妆折合的那批枪支弹药仍被列在新四军军史馆里。军史研究者常说：“那些闪着寒光的枪，也是一位母亲的陪嫁。”
回看这段相伴二十四年的婚姻，浪漫不过寥寥几句情话，真正支撑两人的，是共同信仰。秀文的故事告诉人们，战场之外也有刀光，家国之间也有柔情。在烽火时代，这样的女性既是妻子、是母亲，更是并肩作战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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